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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本的肌质发现（第1页）

（二）中国文本的“肌质”发现

高友工和梅祖麟在对唐诗的读解也很明显地借用了新批评的肌质说。他们在谈到艺术作品的内部关系时，是从以下两个意义上来讨论的：“有主要部分之间规模较大的联系，也有次要部分之间规模较小的联系——或者换句话说，既有较大的、也许是较远的审美对象之间的联系，又有相邻的审美对象之间的联系。因此，我们要区分两种审美形态：‘结构’（structure）和‘肌质’（texture）。”[33]而“肌质”恰是新批评理论家兰色姆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兰色姆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根本特征是本体性的”[34]，即其作为“结构—肌质”的存在。诗歌的“结构”就是诗歌的散文释义，是一种逻辑话语，可以表达适合于逻辑表达的任何内容。而“肌质”是诗人可以随意想到的任何真实的内容，直接指向诗歌表现的情感层面，不仅体现了诗歌语言的丰富内蕴，而且反映出世界本身的丰富性，能够恢复世界的本质存在。肌质构建起了诗歌的细节，使诗歌文本充满了能够唤起情感和态度的个性细胞。兰色姆认为，诗歌的全部有机活动要在格律与意义的动态过程中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诗歌既要搭建一个逻辑结构，又需要创造韵律。逻辑结构就是诗人最初的立意，需要合适的词语加以实现，同时为了合乎韵律，也要对表达意义的词进行处理和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歌中的意义和韵律的关系，就是结构和肌质的关系。

高友工和梅祖麟成功地应用肌质理论对唐代的律诗进行了解读。他们认为：“在近体诗中，‘结构’的单位往往是‘联’或联中的‘句’。从某种意义上看，下面所提到的都是近体诗的结构原则：律诗的中间两联，就语言来说是意象的，就节奏而言是非连续的，而尾联则采用了推论语言和连续性节奏。近体诗的最后一句或一联，常常不是简单陈述的语气，而是疑问的、假设的、感叹的或祈使的语气，这些语气的作用是表达诗人的心声并使诗言有尽而意无穷。时间和地点常在诗的开头提及，并随着诗的推进，主观语气逐渐取代了客观语气。”[35]在诗中，“肌质是词语间局部的相互影响”。杜甫《江汉》“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和“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中的“一”“孤”以及“远”“永”之间，形成的就是一种肌质关系。和兰色姆的理论一样，高友工和梅祖麟也认为“肌质可以产生结构”[36]。唐代诗人张继《枫桥夜泊》中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靠单个词产生联系，而这些单个词之间的联系又最终使其所处的诗句局部地组织起来。“‘月落’‘乌啼’‘霜满天’，由黎明前的事件和独立的及物动词（或假及物动词句）确定了时间，而时间反过来又使这些事件确定了位置；‘江枫’‘渔火’作为江边、江中的事物和并列名词，展开了虚幻的空间，这空间反过来又使‘江枫’和‘渔火’联系起来。”

当然，在文章中，高友工和梅祖麟更为注重的是肌质及其随带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任何一首唐诗都存在这种肌质关系。这种肌质关系不只事实上存在于诗的结构之中，而且也与唐代近体诗的词汇分类有密切关系。例如，天文、地理、草木、禽兽、人伦、器用、颜色、数字等词类在唐诗中就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肌质，其中单个词之间的关系超出任何具体诗的范围，但就它体现了一联诗中词的相互作用而言，我们仍把它看作肌质”[37]。举例而言，“腐儒”和“思客”属于人物类，“月”“云”“天”“日”属于天文类，“日”“夜”“秋”属于时间类，“江”“汉”属于地理类。这些词类在一首诗中是构成诗的最小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结构和肌质的关系最终组合成为一首诗的有机整体形式。

除了类词具有肌质的组合功能以外，高、梅二人认为，近体诗中的大多数简单意象都可以放在肌质关系中予以理解。在他们看来，唐代近体诗中的这些简单意象的媒介绝大多数是以形容词—名词或名词—名词的形式出现的。“形容词代表性质，而大多数起修饰作用的名词也有强烈的性质倾向。”“仅就简单意象的内在结构而言，性质和事物之间呈现为一种均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看，唐诗语言的个性化是由句法关系的松散而造成的。“那些罗列细节或指明关系的语法手段，要么在汉语中根本没有，要么在从普通语言向诗歌语言转化的过程中被忽略了。当句法关系薄弱时，肌质就成为主要因素。在各种肌质关系中，相似或相反对于简单意象具有特殊的重要性。”[38]

正是由对唐诗的肌质关系的理解出发，高友工和梅祖麟形成了他们对唐诗中的简单意象的概括性理解：“唐诗中的简单意象有一种趋于性质而非事物的强烈倾向，它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具体性，在传达生动性质的意义上，简单意象是具体的；然而，它们并非根植于事物本身——这些事物的各个部分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是较为确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简单意象又是抽象的。”[39]高友工和梅祖麟认为，在新批评理论中，燕卜逊等人都认为文学批评应该关心词与词之间的向心关系。“词和词之间的向心关系原来是由两个分枝构成，即句法和肌质。”[40]“肌质是句法的倒装。”[41]肌质不仅与结构、语类相关，而且还受到句法的影响。“在‘日落心犹壮’中，作为两个独立的词，当‘落日’和‘心’是同时出现时，至少存在三种肌质关系：心像落日；心不像落日；在落日的映照下，心（犹壮）。”[42]唐代近体诗遵循的是句法关系薄弱而肌质关系丰富的一般原则，这种弱于句法而强于肌质的特点是其有别于英语诗的一个主要方面。

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历代诗论中对于诗歌的肌质作用早有发现。例如，朱瀚在《杜诗解意》中评杜甫的《燕子来舟中作》“湖南为客动经春，燕子衔泥两度新。旧入故园尝识主，如今社日远看人。可怜处处巢居室，何异飘飘托此身。暂语船樯还起去，穿花贴水益沾巾”时，就明确指出：“篇中曰衔、曰巢、曰起、曰去，俱就燕言，曰识、曰看、曰语、曰沾，皆与自己相关。分合错综，无不匠心入妙。”[43]朱瀚已经认识到了杜诗动词的重要综合能力，注意到了杜甫写诗时对于动词的讲究，以为“衔、巢、起、去”等动词群形成了相似又相异的肌质关系。类似的诗文评点在中国古代是大量存在的，只是一直未能被加以系统化的梳理和概括罢了。高友工和梅祖麟对唐诗肌质的提炼，之于重塑我们对唐诗的阅读体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从文论的角度来讲，从肌质说的角度对唐诗所做的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古典诗学的阐释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