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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批评的解读路径（第1页）

二、新批评的解读路径

1941年，兰色姆在论述艾略特、理查兹等人的专著《新批评》中提出了“新批评”的概念。他指出，文学批评是专家教授的事业，它必须是科学的、精确的、系统的。文学批评不是伦理道德研究、历史研究或语言研究，而只是对于文学自身的研究。这种研究必然要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如语言、结构、技巧、韵律、隐喻、悖论、含混等种种形式因素。新批评力将布鲁克斯说过：“形式主义批评家主要关注的是作品本身。”[12]20世纪60年代的汉学家多是在现代西方学术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多少会受到现代西方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直至解构主义的语言论转向等理论主张的影响，进而从这些方法论出发，对中国文本投以深度的关注，并形成一套新的研究模式。

陈世骧、傅汉思、倪豪士、刘若愚、高友工、叶嘉莹、林顺夫、宇文所安等汉学家，都非常重视语言和文本形式的意义。他们对中国文学和文论的阐发有着十分明显的英美新批评理论的痕迹。例如，陈世骧在其中国古典诗词特质的分析中，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新批评”的理论倾向。在《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一文中，陈世骧运用比喻来指明诗歌内部研究的重要性：“因为好诗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个体，所以我们要了解它，也要和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样。我们不但需要认识它外表的容貌、声音和懂得表面的意思，而且还要了解它内在的，隐含的，各部分的复杂相互关系。”[13]在该文中，陈世骧提出了类似于新批评主张的关于诗歌鉴赏的基本要求：“第一，对诗的文字的娴熟；第二，对诗的形体和形式（form）的了解；第三，对诗的类别，所谓文类（literarygenre）的历史发展，要有知识。”[14]叶维廉早期对西方理论的译介和研究也是从新批评开始的，《〈艾略特方法论〉序说》（1960）、《艾略特的批评》（1960）、《静止的中国花瓶——艾略特与中国诗的意象》（1960）和《诗的再认》（1961）等讨论并介绍了新批评的理论先驱艾略特的理论主张。刘若愚借鉴的也是新批评的语义分析方法。他细致梳理了中国诗歌语言字形、语义、声韵、语法的形式特点，并以此考证了纯形式的语言分析与诗学观念、文化观念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借助于新批评提供的概念资源，高友工发现了中国诗歌的“肌质”（texture）；叶嘉莹和林顺夫发现了作品文本中的“张力”（tension）；而宇文所安和高友工则运用新批评文本细读的方法对唐诗进行了富有意趣与启发的解读。

如果不是限于一种成见，可以说，北美汉学家们用西方的文论概念去“提炼”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做法是颇具成效的。这不仅表现在对一些作品的独到分析上，更重要的是，以新批评的方法对中国诗学的全面切入，不仅弥补了长期以来本土思维中对形式与结构重视不足的缺陷，而且以其清晰的逻辑分析和文本话语处理方式为中国的诗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同时也支撑起了汉学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性想象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