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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互系的维度（第1页）

（一）三个互系的维度

性别理论的发展与19世纪至21世纪西方的女权与女性主义思潮运动有着直接的关联。20世纪中叶以前，女性主义总是认为性别是女人个体天生具有的特性，因此更注意从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探讨女性受奴役的根源。20世纪40年代末，在波伏娃的影响下，“生物决定论”受到批判，女性主义者开始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开来，认为性别的自然差异只是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前提而已。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文化研究思潮的启发下创造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概念，并用以探讨女性的历史和现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性别研究”（Geudies）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逐渐成为西方性别理论的核心。北美的主要汉学家普遍受浸于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与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思潮，大量理论话语的采用都源自其中，以此而与后期的西方学术研究步伐保持某种同步。但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又不是简单的西方理论的翻版，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探入中国传统性别问题时保留了独特的维度，对整个国际女性主义研究有自己特殊的贡献。就此而言，汉学领域中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就与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互系的关系。按照孙康宜的理解，这种互动影响与互系关系在诗学方面主要集中在“差异”“女性声音”和“身体”三个主要概念维度上。[274]

首先，是有关差异的问题。汉学家们对中国女性作家的研究不仅应承西方女性主义批评而来，而且更是在自己的研究中挑战了“差异”这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核心概念。性别差异的主张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为加强其理论基础所发明的最有力的策略之一。英美女性主义学派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芭芭拉·琼森（BarbaraJonson）结合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撰写的《批评的差异》（TheCriticalDifference：EssaysiemporaryRhet，1980），《差异的世界》（AWorldofDifference，1987）和《女性主义者的差异》（TheFemierature，Psyalysis，Rader，1998）三部重要批评著作，都在书名中使用了“差异”一词，意指现实世界的背景中存在的性别差异问题。桑德拉·吉尔伯特（Sa）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以性别差异作为基础，在解读19世纪的女性作家时，强调了英美传统之中女作者的“著作权焦虑”。这些女性主义者的“差异”概念是建立在西方女性先天受歧视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女性一直受压制的事实被看作这种“差异”产生的根源。“差异”在某种意义上也类同于“歧视”。

但是在一些汉学家看来，因为中国女性的性别从来不是一种“他者”，相反，是互动于中国阴阳哲学之中的，就此而言，“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阴阳互补的哲学，恰恰可以用来解决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关于‘差异’概念的争议”[275]。北美的一些汉学家认为，女性主义者将男女两性视为完全对立关系的理论，对汉学研究并不适用。如果纯粹采取女性主义的“差异”研究方法，“这样的研究方式通常会产生对中国女性的不幸的误读，因为此类研究建立在理论假设上，这些理论假说并没有考虑实际的背景和古代中国女性的能量”[276]。高彦颐也认为，将中国古代男女两性的关系做对立化处理过于简单武断，儒家规范所言的“三从”“男女有别”与生活实践之间存在莫大的距离。“‘三从’这一规范，无疑剥夺了女性的法律人格和独立的社会身份，但她的个性或主观性并未被剥夺。”[277]因此，汉学家们并没有把社会性别理论中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的“差异”放大为他们进行诗学讨论的理论前提，他们注意的主要不是男女地位“差异”，而是更为关注女性写作的“边缘”和男性写作的“主流”这两种现象的“差异”。性别理论的“差异”是为了颠覆男权，汉学家们对于中国古代的女性文本主流与边缘“差异”的强调，则是为了诠释中国女性写作中“闺怨”“儒雅化”和失夫女子写作等一系列文学和文化现象。比如，曼素恩的研究就修正了人们对18世纪清朝鼎盛时期中国妇女生活状态的认知。在《缀珍录》中，她从性别、生活、写作、娱乐、工作和信仰六个方面探讨了该时期妇女在时空结构中所展现的特殊的性别关系。

其次，女性主义者和北美汉学家都十分关注“女性声音”问题。按照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女性语言”的特征在于一种非线性和流动，从而也有其殊异性。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苏珊·S。兰瑟（SusanS。Lancer）指出，女性的叙述声音是受到叙述“形式”的制约和压迫的，而这种“形式”又是和社会身份密切相关的，因此女性表达“观念”的“声音”实际上不仅局限于形式技巧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权力的问题。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声音的考察，是将女性的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受此影响，美国的汉学家也把对女性声音及其意义的揭示看作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对明清时代女性作者与当时“文人”文化的关系、文学中男性与女性声音的互动关系、诗歌中的主体“讲述自己”的方式等女性声音问题的探讨中，都贯穿了以上思想。例如，孙康宜即在分析中国诗中声音的流动性时，使用了“交互发声”（crossvoig）的概念；伊维德在讨论“男性幻想”和“女性现实”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男子作闺音的问题；宇文所安在编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Ananthologyofeseliterature：beginningsto1911）一书时，对鱼玄机作品中所采用的女性原生态书写声音也十分关注，并对鱼玄机没有政治依附、坦率倾诉内心的女性声音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

最后，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同样也是汉学家们讨论的热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展出了对身体及性别的多元化共识，随着菲勒斯中心主义所设定的主体及性别标准被打破，这一时期的性别理论更加重视女性群体的性别构成、身体体验、身份认同以及女性的主体性。女性主义者认为，把女性客体化、肉体化是男性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合谋的结果，因而她们更倾向于把身体及性别问题置于动态关系中加以考察，把女性身体看作女性主义发展的“根据地”，视其为艺术创作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最基本和最强大的媒介。露丝·伊利格瑞要求文学表现女性的身体，而埃莱娜·西苏（HèléneCixous）也提出了以身体为媒介的女性写作。女性写作务必要关注本身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淹没于过去社会文化中的、事关女性身体的最隐秘体验。除了女性身体体验，女性写作还应超越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在文本中挖掘身体中的“双性欲”（bisexuality）。

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身体的这方面观点获得了来自汉学家的互动性呼应，如孙康宜对于女性文本“男女双性”（androgyny），以及女作家“儒雅化”取向的背后所暗含的身体“性超越所指”的讨论。倪豪士在《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278]一文中，则采用性别理论中女性“身体”的视角对唐人小说及相关文献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双重标准进行解析，通过剖析针对女性身体及其**描写的细致差异，较好地辨析了唐代传奇作品中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的问题，得出的结论较为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