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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实与虚构的辨析和思考（第1页）

（三）史实与虚构的辨析和思考

以史诗为源头的西方文学叙事，在本质上属于虚构叙事。西方小说更是把“虚构”作为根本原则，小说（fi）概念本身的意思就是“虚构”。由虚构叙事传统构成的叙事，是西方叙事文体的主流甚至唯一的传统。因此在西方叙事传统中，历史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文学的虚构。但是，中国的叙事文学产生于民间宗教、民间娱乐、诗歌、散文和史学写作等多种渊源的交汇融合，既秉承中国文学自身的固有特质，也接受了大量的外来影响。历史与虚构一直纠结在中国的叙事传统之中，恰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诗不会是虚构的，而是历史时间中某种经验独一无二的事实性陈述，是人和世界遭遇时的知觉意识，借以诠释或回应这个世界。读者职责之所在，则是在后来的历史时刻面对这首诗时，予以诠释，予以回应”[243]。

北美的汉学家们在关注中国的叙事文学时，分别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对中国叙事传统的源头加以追溯和描述，并在这个过程中辨识了虚构和史实的区别与联系。

中国古代叙事是在实录和虚构、道德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互进中演进的。浦安迪对中国叙事理论进行系统扒梳后指出：“任何对中国叙事属质的理论探索，必须在出发点上便承认历史编纂学，也就是在总体的文化总量中‘历史主义’的巨大重要性。事实上，怎样去界义中国文学中的叙事概念，可以归结为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之中，是否的确存在两种主要的形式——历史编纂学与小说——的内在通约性。”[244]浦安迪认为，不同于希腊神话的“叙述性”，中国小说在思维方式上具有“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245]的特征，中国叙事所追求的是意义的真实。“真实一词在中国则更带有主观的和相对的色彩……中国叙事传统的历史分支和虚构分支都是真实的——或是实事意义上的真实或是人情意义上的真实。”[246]“西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出于虚构。中国人尚‘传述’，等于宣称所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传’或‘传述’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叙事传统的两大分支——史文和小说——的共同源泉。”[247]史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源头，中国后世叙事文学的很多根都在史传里。

马幼垣在定义中国的讲史小说时，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讲史小说是“以艺术之笔融合事实和想象，在人物及事件的描绘上尤有创新与发挥，不过并不违背众所皆知的事实”，总体来讲是一种“以史实为核心的小说”。[248]史亮则认为，小说概念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历时性的文化概念。这不仅和孔子的正名观相关，而且体现出先秦时期老子、庄子、墨子和荀子等人在多样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文化观点。虽然班固之后，伴随着“稗官”这一名称的出现，小说稗史和野史这样的同义名称已经把小说推向了不受人尊重的位置，但是后汉时期小说的表现内容还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史亮指出，后期的《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中大量存在小说作品的事实，以及用《杂传》《列异传》《幽冥录》这种史书方式标示小说的方式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抬升了小说的地位及价值，而且从志怪以及传奇开始，中国小说已经演进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到明代《四库全书总目》把小说按杂事、异闻和琐语编目，小说开始真正地被称为“文章家之一体”。[249]虽然中国小说中不乏奇、异、诞的描写，但这些和史家一直存在千思万缕的联系。左丘明是“千秋之荒祖”，“司马迁的著作中也多有奇异记述”。历史一直力图摆脱史实写作和故事写作的干系，因此创制出史余、外史和遗史这样的名称，却又恰恰说明了小说的材料主要来自历史的遗留。但是历史一直试图摆脱小说的消极影响，小说也一直力图摆脱历史的影子而追求真正的独立。史亮从中国小说的历史话语建构性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小说并没有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因为现实主义是一种跨文化、超历史的概念，而中国小说渗透着的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情怀。[250]

费维廉在辨识中西文学批评的差异时，认为：“中国人再现的对象，是某时间点上的心境，以及心灵与周遭世界的对应关系。虚构性则与之不同。虽然幻或虚构的故事在中国文学中早有一席之地，但是一般而言，中国批评家都把文学作品视为个人的传记。”[251]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认为：“在中国的明清时代，如同西方之相应的时代一样，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这些提法与余宝琳的看法类似，后者曾从中西隐寓及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入手，指出中国文学多从儒家对道德伦理的观感出发，希望在历史中为道德觅得权威的语境。中国人往往“把文学视为过去的世界留给后代的生命教训”，文本意义唯有在史料和作者诗文的对照中才能解明，而且是最具关键性的解明。[252]

虽然以上观点在汉学界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余国藩却不太同意在中国叙事文学的研究中，把“虚构”和“历史”混为一谈的做法，认为“在历史或自传性的强调占得上风之处，文学文本的文字与独立经验便会遭到斫害，盖此刻外证的寻觅必然会变成批评上的主宰。”[253]余国藩指出，因为在中国文学评点历史上并未真正发展出站在读者立场上的阅读理论，即便不能完全认同那种从文本孵育政治和世道美德的批评做法，也必须借助特殊的历史知识帮衬其对于“虚构”的理解。[254]“如果从胭脂斋评语的角度来看，我们阅读《红楼梦》可能会局限重重，倘非认为‘虚构’另涵深意，就是认为这不仅仅是本‘幻构’而已。”[255]“因为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这个学术领域，散体虚构每和历史混为一谈”，这就必须“看看这种虚构和历史不分的现象如何让历史生命和想象艺术结为一体”，就必须知道“历史和虚构的阅读有何歧义”，即应该检视历史性的叙事与虚构性的叙事在形式上的共同点。

余国藩明确指出，他强调在叙事文学的研究中“忠于文本传达而出的讯息与特色”，并不是要驳斥多数红学的历史倾向。他援引米勒（J。HillsMiller）的观点，称：“即使我们已经确认了文本和时代的关系，诠释活动其实也才开始。解读的实务不易，表出语言脉络中的历史情境更难，何况后者只能化约而出。凡此种种，所以就算考证已经成功，实际上都还有待完成。在做完这些事之前，我们除了发出微弱的‘时代解释文本’这种声音外，其实任何事都没做。”[256]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对《红楼梦》再做诠释，应该注意因读者的道德感不一所推动的阅读上的多元性。[257]“野史”和“稗史”所呈现的，是融“事实”与“无稽之事”为一炉的虚构性叙事文学的一项特色。[258]“不论出以口述或是出以书写，历史都是过去事件的言辞陈述，都是一种‘叙述出来的故事’，因而也会具有多数叙事文学所有的形式特征。”[259]余国藩认为，把阅读历史的过程认定为阅读虚构的过程，“并非因为历史真相和想象艺术毫无界限可资区分”，“而是因为阅读这两类文学作品时，读者肩挑的责任大抵不相上下”。[260]在这一点上，王德威认为：“在中国古典小说的世界里，只要能与历史情境扯上关联，皆‘有其意义’。至于小说叙述中对语言、服饰、礼节举止及道德规范等的记录，即使发生了时代错置的现象，也鲜为作者及读者所重视。因为大家都认为历史叙述最主要的贡献就是镜鉴的功能，可以提醒读者其中的道德运作的意义何在。这一意义其实已超乎时空的限制，聚照出的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