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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1页）

第三节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

关于清朝末年的省籍意识，一些学者曾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地方性新政事业的开展，一种立足于地域经济文化认同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士人和一些封疆大吏，乃至普通民众的“流行语”。[60]至于“省界”一词的出现，则是20世纪初年的事，《浙江潮》曾刊登《非省界》一文，言“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先后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来东土者，浸**渲染，已成习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61]《浙江潮》《新广东》均是留日学生所办刊物。在章清看来，“省界”成为读书人集团力量形成的最初标志，便集中体现在这些刊物上。“时各省学生皆有学生会，会中多办一机关报。”[62]仅从当时留日学生所办刊物的名称来看，便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省界”特色，如《江苏》《浙江潮》《新广东》《新湖南》《湖北学生界》《云南杂志》《河南》等。再从发刊词来看，《浙江潮》发刊词开篇即曰：“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集众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63]《云南杂志》发刊词亦曰：“云南杂志，云南杂志，是云南前此未有之创举而今日之救亡策也，是故乡父老引领翘足朝夕期待者也，是留东同人枯脑焦心日夜经营者也”，“虽然是编也，非仅商榷学术，启发智识之作，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64]于此可见，“省界”意识在清末确实相当普遍。不仅如此，“省界”意识对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也造成了重大影响。“留学生势力方兴，多有地域之见，兴中会看起来很像广东人的组织，外省人参加者不多”；“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65]在刘伟看来，清末新政时期以自办铁路为核心的收回利权运动与“省”意识便密切相关：“强调‘本省’和‘省的利权’的结果，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创办铁路公司看成了为一省一地争利的手段。”同时，“省”的意识又促使地方主义的发展，清政府最终便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与地方利益息息相关的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而灭亡。[66]

既然“省”意识在清末如此普遍且影响如此巨大，那么“省”意识或“省界”意识又是怎样产生并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同的呢？对留日学生“省界”意识有倡导之功的《新广东》一文，特别阐述了之所以要倡导“省界”意识的原因，即“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何如也”，“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67]不久杨笃生便发表《新湖南》一文表示：“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而种界二字划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然则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68]欧榘甲的文章表达了人们倡导和传播“省界”意识的目的和用意，杨笃生的文章则显示了人们对于这一用意的认同。在“省”意识的起源问题上，刘伟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清人意识中的“省”，只是一种行政区划概念，“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利益”，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省的地位”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战争使得“原来集权于中央的财、军权力下移”，并带来了“省与省的割裂”，“它由省与省互争饷源开始”发展到“自保疆圉”；其次是甲午之战后，清廷“要求各省兴工商、办学校，铸钞币、开矿产”，而中央无力筹措所需经费，只得允许地方“就地筹款”，使得地方督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一省财政的征收和支配权，“开始建立自己的财税体系”，而随着各省“财政、军事体系的形成”，“省的自主性大大增强，省的利益得以凸显”。刘伟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省矿业和铁路公司的兴办，使“各省的官、绅、商、学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中的唯一的一次结合”，“成为凝聚和动员一省民众的最好途径”，对“省”意识的形成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69]

前文曾述《浙江潮》在光绪二十九年刊登的《非省界》一文，言“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即在当事人的眼中，“省界”意识孕育于庚子国变期间。杨笃生在《新湖南》一文中，更表示“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即将庚子年间的自立军事件视为两湖争取自立的事件。据此可知在省界意识即将或已经弥漫广布的时候，亲历其事者均将“省界”意识的源头指向了庚子年间。对于这些也亲身经历了庚辛之变的留日学生来说，庚子国变留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传言、慌乱以及最终的平安无事。[70]当时或不久，他们便应该知道，最终的平安无事是因为东南督抚们与洋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定。但是，“东南互保”表达的显然不是“省界”意识，而是“东南”意识。关于“东南意识”，刘学照以庚子年间上海报刊（主要是《中外日报》《新闻报》和《申报》）中的论说为中心进行过精到而细致的“述论”。在刘学照看来，上海报刊在庚子年间发表的“许多题为《论南人忧虑北事》《平北乱以定南方》《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保卫南方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筹南十策》《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论东南人心》《论赔款须视南方之力量》《论宜迁都南京》等社说，以及其他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的文字，凸显出一种‘东南意识’”。“这种东南意识在年初有关‘建储事件’舆论中已初见端倪，但更集中地显现在关于义和团的舆论中。”“先是6月初（庚子年，笔者注），以上海商人的名义对清廷上谕倾向主‘抚’表示‘震动’和愤懑。继而到6月中下旬以后，上海各报大力宣传东南‘互保’思想，抨击‘权奸’的‘矫旨’‘乱命’，申言只有‘保南’才能‘存国’。及至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西迁’之后，更从‘党祸’的视角评析时局，认为‘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主张‘迁都南京’，‘皇上复辟’，‘帝党复用’，‘新政再行’。”刘学照认为，这些东南意识“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上海以及东南绅商阶层的愿望和要求”。[71]

关于“东南意识”兴起的原因，刘学照表示，“龚自珍吟叹‘独倚东南涕泪多’，曾国藩申言‘今日事应以东南为主’，京师‘首善’，但‘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东南”，“这些都可看作产生‘东南意识’的远因”；“但‘东南意识’在庚子年间凸显，实主要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件历史副产品”，“东南意识”所表征的“南北”界限背后，恰是“原有满汉、帝后、新旧界限”的“扩大和深化”。[72]杨国强则在论述庚子年的文章中指出：“三十年之前，内战还没有止息，而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已在外患的逼扼下发轫于东南。由此作始，日后的岁月里，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西来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在这里催发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在这个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常常使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交叠在一起。因此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73]与刘学照仅从上海报刊的“庚子时论”述论“东南意识”不同，杨国强虽未专论“东南意识”，但其对庚子前三十年中西首先交汇于东南的历史过程最终造成南北“分化和分野”的叙述，反而更清晰更明确地提示了“东南意识”形成的原因。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上海开埠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外贸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整个19世纪中下叶作为中外贸易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以及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行政地位不高的上海成为联络东南各省的中枢与产生“东南意识”的策源地。从整个中外贸易来看，19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便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除出口贸易独占鳌头外，“1864—1904年间每年中国进口的洋货，一半左右是由上海进口，转运至各主要通商口岸，再传播到全国各地”[74]。实际上，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中便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进口的大集散地，货物多半会被卸在上海”，“本港能够通过水路把旅客和货物运往上述的任何县城或地方（笔者注：罗伯逊指“长江之南”的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省或地区，“长江以北的安徽和湖北一些地方”，因为“目前还未利用长江”，且由于这些地方的“混乱状态”，“使它们从商业观点来看完全是封闭的地区”），可以不经过长江就能从上海到江西省的宁州和甚至更远的地方”。[75]这还是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战乱期间的情况，但由此足可看出上海对于东南腹地无远弗届的辐射能力。因为上海成为洋货进口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竞相来上海采购，有些还常驻设庄”。如在棉布方面，比较大的采购帮别有“天津帮、祥帮（即北京帮，因其店名均有一‘祥’字而得名）、东北帮、汉口帮、长沙帮、川帮、江西帮、福建帮、宁波帮等”；在五金商品方面，有“北洋帮、天津帮、长江帮、浙江帮”等。[76]从洋货的集散来看，上海的辐射能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而是面向全国。那为何又会形成东南各省与北方各省的对立局面？

这是因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的主要是东南各省，毕竟只有出口贸易才是赚钱。前文已述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丝茶占有统治性地位，而丝茶产区基本上都分布在东南各省，其中蚕丝产区更主要集中于浙江。虽然丝茶出口贸易的大部分利润落入了茶商、丝商和洋人手中，但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他应得的一部分利益。英国驻上海领事在光绪元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人口增加了，难民回到了叛乱时期离异的家园，人们在所有可利用的地方种植了桑树。总之，仅在10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农村里，大部分产丝的乡村都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面貌，就人们所能看到的，这种情况大概还会继续下去。”[77]由于蚕丝贸易带来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好处，在19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个清朝显要官员不在某些方面至少在口头上倡导过养蚕业”。[78]嘉定县《钱门塘乡志》载：“嘉邑向不产桑。清同光间，州牧吴承璐于太仓设桑秧局，劝民领种。里人徐禹年、许敬贤等首先往领，植郭泽塘南岸，每岁育蚕、缫丝，获利颇厚。自是乡人多植之。光绪中叶，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79]茶叶种植的地区和面积，也在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而扩张。“湖南省的浏阳本来是‘家家种麻’，后来‘拔而种茶’。著名的浙江省平水茶区，据有人考证，本来只有野生茶树，直到太平天国时，‘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披荆斩棘，除石松土，尽皆栽种了茶树。’”[80]如果没有获利，蚕丝产区和茶叶产区是不会有动力去扩张的。可以说，丝茶的出口贸易让东南各省尤其是丝茶产区普遍获得了利益。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状况的普遍好转”，不但使“进口商品的消费额”大为增加[81]，也会使东南各省的人们面对洋人时更少一些敌意。当然，进口贸易虽然也可以让经销洋货的商人获利，但这种利益所惠及的人群毕竟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同出口贸易可以普遍惠及出口商品产区相反，进口的洋货注定会夺去一部分人的生计。失去生计的这部分人，若在东南，尚可转向丝茶业；若在北方各省，则几乎无可转圜。

与此同时，近代化的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也给南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对东南各省而言，轮船和电报带来的显然是更多的商业利益。英国领事在光绪元年的贸易报告中曾抱怨说，上海生丝的开盘价“比伦敦的市价高5%到10%，而且全年都是如此，只是到12月中旬左右，才能按合适的价钱买到这项商品，甚至到那时市价还是比伦敦的价格高3%，这个情形可归咎于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利用了新的电报系统向英国市场提供生丝出售，愿以较少佣金成交，因此竞争非常激烈”[82]。在光绪二年的贸易报告中又表示：“中国的商人（由于电报的帮助，在他们进行大批销售之前就得到了欧洲蚕丝歉收的消息）也必然由于如此大的收成而获得极佳的成绩。”光绪四年更明白表示，“丝市上投机过分，运丝到欧洲要七八周的时间，但电报在24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这就增加了风险”，而“卖方似乎都是因为与欧洲通信的加速而获利最多的人”。或许正是由于感受到了快捷的通信和交通带来的好处，“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看来，“都极其希望得到”“铁路和电报”等工具。本书第二章曾述清政府最初兴办电报是从军事国防的角度进行考虑，故首先铺设的是津沪线。不过，“从镇江经南京到汉口”的长江线很快也得到铺设，“几年后又展设至成都”。[83]在此之前，苏浙闽粤沿海陆线也被铺设完毕。很难说这些电报线路的迅速铺设完全是由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但电报局的丰厚盈利使其成为“洋务派经营最好的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84]

轮船招商局最初的创意某种程度上则完全是为了从商业贸易中获利。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到汉口货运每吨运费一度曾达25两，往返一次即可收回轮船成本，后因旗昌、宝顺、怡和等航运公司的竞争，运费下降，但这些航运公司在同治三年（1864年）达成垄断协议后，每吨运费仍可维持在四、五两之间。因此李鸿章表示：“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官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85]汉口与上海之间的埠际贸易最大宗的土货商品便是茶叶：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其对外贸易即以茶叶为第一位，其出口多由上海转运。[86]前文曾述汉口开埠后，很多在上海经营茶栈的商人便到汉口开设分栈分行，如徐润和唐廷枢的族兄弟唐翘卿。广东籍买办多出身茶商，是有历史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垄断对外贸易的广东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改称茶行，继续营业。洋商认为新商“不及旧商之可靠”，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余家”，且随着洋商到上海到福州到汉口收购茶叶，广东籍茶商便也随之转战各茶叶口岸。[87]因此从汉口到上海的运费下降，获利最大的当然便是这些茶商了。也因此，轮船招商局在第一次由沙船商人朱其昂领衔招股失败后，第二次由唐廷枢、徐润入局负责“揽载与招股事宜”，很快便招得“银476000两”，其中“徐润24万两，唐廷枢至少8万两，盛宣怀4万两，茶商陈树棠10万两”。由于招商局的参与，航运竞争更为激烈，由上海至汉口的运费由每吨4两降至2两。无疑，这种局面对于茶商是极为有利的，但对于轮船招商局而言却意味着亏损。不过，轮船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以北洋之盈补长江之亏”，所以还是能够“应付”的。[88]所谓“漕运专利”即是将漕粮由南运北所获之利。在海运兴起之前，“漕运专利”的惠及者是京杭运河沿岸的北地民众；现在，“以北洋之盈补长江之亏”，实际上便是损北补南。这些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分别给南北带来了利益与损害，因此南北对待西洋的态度便不可能一致。这种由经济利益带来的南北对待西方态度上的差异，会引发南北对待西方认知上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南北对待中国自身时态度和认知上的差异，这便是新旧之见。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渐成为联络东南各省的枢纽。[89]因为开埠后上海便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绝对中心，无论是土货的出口，还是洋货的进口，大部分商品都要经上海而集散。因此各省商人或是运土货到上海，或是由上海采购洋货到内地，均不免要涉足上海，所以各省商帮在上海纷纷建立会馆。《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曾列举了当时上海的会馆名单：商船会馆、江西会馆、宁波会馆、揭普丰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潮州会馆、徽州会馆、蜀商会馆、绍兴会馆、苏州会馆、广肇公所、京江会馆、江宁公所、三山会馆、山西会馆、钱江会馆等。[90]当然，这个名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上海会馆的情况，据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当时上海的会馆还有莫厘三善堂、浙金公所积善堂、湖南会馆、平江公所、楚北宝善堂、山东会馆、海昌公所、台州公所等。[91]从上面这些会馆名单可知，除山东会馆和山西会馆外，其余全部是东南各省各府乃至各县所建之会馆或公所。实际上，上述会馆名单仍不可能展现出庚子年前后全国各地在上海所设会馆的全貌，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上海地区的会馆主要是以东南各省为主。也正是由于东南各省几乎均有商帮设馆上海，所以庚子救援期间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能在三天之内便将数千被难官商抵申后的住宿事宜安置妥当。这不但体现了上海所拥有资源的极大丰富，更体现了东南各省在救援行动上的诉求一致。事实上，正是由于“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的联名公启，与“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等“四川江西云贵”绅商致济急善局的公函，最初只是“救济江浙人士”的济急善局扩展为“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的东南济急善会。在接到“游君必方”等人的来函后，济急善局同仁还曾“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从救援行动的筹议到救援组织的名称再到救援组织的公启或章程再到救援过程中对于东南各省力量的动员，无一不是“东南意识”的体现。

如果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东南意识”是以“省籍意识”为基础和前提的。以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为例。救援组织在动员上海各商帮的力量以解决被难官商抵申后的住宿事宜时，是“伏祈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免致临时侷促”，即是以“乡谊”为号召。当一些客栈主响应号召后，救援组织登报感谢，也是称赞这些客栈主“顾全乡谊，宏济时艰”。有些客栈主甚至明白宣告，“所有安徽、福建两帮，均可借住栈中”；“双庆里同丰祥栈主人，籍隶福建，亦愿俟建帮人到申借住，房金一律不收”。可见，被难官商到沪后的住宿基本上是通过动员各省绅商的力量来解决的。在被难官商即将到沪时，救援组织会专门发布公启，通知“各帮绅董”至码头“公同照料”。在被难官商自沪返乡时，在沪各会馆仍是重要的资助者，如广肇公所资助由安平轮船载回之“粤中官商工匠”“乘广利轮船返粤”；再如由浙江湖州商人杨兆鏊、丁绍芬组织的协济善会专门刊登公启，表示“嘉湖绍苏五府人确乏川资者，可来敝会掣取轮船免价票，并代付船中酒饭资”。又可见，被难官商从抵达上海到离开上海，从在上海短暂住宿到回乡旅费，无处不见在沪各会馆各帮绅董的身影。这是东南各省被难官商援救回南的情况。至于那些不愿回南的各省京官们，东南济急善会发动各省捐款接济，钱汇到京城后的分散方法也是以省为单位，“即请各该省公举一人经理，酌量人数匀济”。后来东南济急善会总结庚子年救援京官的办法，其中运用最广的一种救济方式便是“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的“指济”。由此可见，庚子年的救援行动，无论是将被难官商援救回南，还是汇款至京接济各省官商，基本上都是以省为单位具体展开的（其中，广东省更是自行派人前往京津救援），东南济急善会和救济善会所代表的救援组织更多是在起居中统筹和协调的作用。

从救援对象来看。正如前文所述，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救援行动和赈济行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救援对象是以京官为主。本书余论第二节已用较大篇幅论证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省京官视为一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表。实际上，这一现象在庚子后的清末新政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再从施救者来看，济急善局最初“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后来“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发表联名公启表达不满，并在公启中反复以“东南各省”为标榜，但在署名之时却仍然是列举“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名称，以加强联名公启的气势与力量。若只是署名“东南官绅士商公启”或“东南各省官绅士商公启”，都将使公启气势顿弱。再后来，“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等“四川江西云贵”绅商致函济急善局，表达的主要是“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以为各省倡。也因此，济急善局在该函后附文表示，于此可见这些“四川江西云贵”绅商之“谊重梓乡”。故济急善局虽然在此后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但其救援章程和救援方式均表明，救援行动仍然是以“省籍意识”为底色。也正是由于庚子救援的“省籍”底色，李鸿章在为东南济急善会的请奖奏稿中称庚子救援行动“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以“省籍”意识为底色的庚子救援行动，反过来也大大推动了“省籍”意识的高涨，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意识或“省界”意识勃发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