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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舍弃（第2页）

当然，这爱美的热情只有诚实的分儿。可是这热烈的惶乱[264]而贞洁的爱情的对象，全不露出癫狂与不安的情态。

在这些心力交瘁的年月之后，——绝望地努力要否定他的生命的虚无而重创出他渴求的爱，——幸而有一个女人的淡泊的感情来抚慰他，她了解这孤独的迷失在世界上的老孩子，在这苦闷欲死的心魂中，她重新灌注入若干平和、信心、理智和凄凉的接受生与死的准备。

一五三三与一五三四年间，米开朗琪罗对于卡瓦列里的友谊达到了顶点。一五三五年，他开始认识维多利亚·科隆娜。

她生于一四九二年。她的父亲叫做法布里齐奥·科隆纳，是帕利阿诺地方的诸侯，塔利亚科佐亲王。她的母亲，阿涅斯·特·蒙泰费尔特罗，便是乌尔比诺亲王的女儿。她的门第是意大利最高贵的门第之一，亦是受着文艺复兴精神的熏沐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大将军弗朗切斯科·特·阿瓦洛。她爱他；他却不爱她。她是不美的。人们在小型浮雕像上所看到的她的面貌是男性的，意志坚强的，严峻的：额角很高，鼻子很长很直，上唇较短，下唇微向前突，嘴巴紧闭。认识她而为她作传的菲洛尼科·阿利尔卡纳塞奥虽然措辞婉约，但口气中也露出她是丑陋的：“当她嫁给佩斯卡拉侯爵的时候，她正努力在发展她的思想；因为她没有美貌，她修养文学，以获得这不朽的美，不像会消逝的其他的美一样。”——她是对于灵智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诗中，她说“粗俗的感官，不能形成一种和谐以产生高贵心灵的纯洁的爱，它们决不能引起她的快乐与痛苦……鲜明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崇高，以至卑下的思想会使它难堪”。——实在她在任何方面也不配受那豪放而纵欲的佩斯卡拉的爱的；然而，爱的盲目竟要她爱他，为他痛苦。

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欺骗她，闹得全个那不勒斯都知道，她为此感到残酷的痛苦。可是，当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时，她亦并不觉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赋诗自遣。她度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罗马，继在那不勒斯，但她早先并没完全脱离社会的意思：她的寻求孤独只是要完全沉浸入她的爱的回忆中，为她在诗中歌咏的。她和意大利的一切大作家萨多莱特、贝姆博、卡斯蒂廖内等都有来往，卡斯蒂廖内把他的著作《侍臣论》付托给她，阿里奥斯托在他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称颂她。一五三〇年，她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在当时女作家中获得一个唯一的光荣的地位。隐在伊斯基亚荒岛上，她在和谐的海中不绝地歌唱她的蜕变的爱情。

但自一五三四年起，宗教把她完全征服了。基督旧教的改革问题，在避免教派分裂的范围内加以澄清的运动把她鼓动了。我们不知她曾否在那不勒斯认识胡安·特·瓦尔德斯[265]；但她确被锡耶纳的奥基诺[266]的宣道所激动；她是皮耶特罗·卡尔内塞基[267]、吉贝尔蒂、萨多莱特、雷吉纳尔德·波莱和改革派中最伟大的嘎斯帕雷·孔塔里尼[268]主教们的朋友；这孔塔里尼主教曾想和新教徒们建立一种适当的妥协，曾经写出这些强有力的句子：

“基督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凡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因为它在原质上便倾向于恶而且受着无数情欲的播弄。不！一切主宰是理智的主宰。他的目的在以正当的途径引领一切服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当的目的：幸福。教皇的权威也是一种理智的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用于自由人的。他不应该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挥，或禁止，或豁免，但应该只依了理智的规律、神明的命令、爱的原则而行事。”

维多利亚，是联合着全意大利最精纯的意识的这一组理想主义中的一员。她和勒内·特·费拉雷与玛格丽特·特·纳瓦雷们通信；以后变成新教徒的皮耶尔·保罗·韦尔杰廖称她为“一道真理的光”。——但当残忍的卡拉法所主持的反改革运动开始时，她堕入可怕的怀疑中去了。[269]她是，如米开朗琪罗一样，一颗热烈而又怯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不能抗拒教会的权威。“她持斋、绝食、苦修，以至她筋骨之外只包裹着一层皮。”[270]她的朋友，波莱主教叫她抑制她的智慧的骄傲，因了神而忘掉她自己的存在：这样她才稍稍重新觅得平和。她用了牺牲的精神做这一切……然而她还不止牺牲她自己！她还牺牲和她一起的朋友，她牺牲奥基诺，把他的文字送到罗马的裁判异教徒机关中去；如米开朗琪罗一般，这伟大的心灵为恐惧所震破了。她把她良心的责备掩藏在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中：

“你看到我处在愚昧的混沌中，迷失在错误的陷阵里，肉体永远劳动着要寻觅休息，灵魂永远骚乱着找求平和。神要我知道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只在基督身上。”

她要求死，如要求一种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死了。

在她受着瓦尔德斯与奥基诺的神秘主义熏染最深的时代，她认识米开朗琪罗。这女子，悲哀的、烦闷的，永远需要有人作她的依傍，同时也永远需要一个比她更弱更不幸的人，使她可以在他身上发泄她心中洋溢着的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前面掩藏着她的惶乱。外表很宁静、拘谨，她把自己所要求之于他人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五三五年，到了一五三八年，渐趋亲密，可完全建筑在神的领域内。维多利亚四十六岁；他六十三岁。她住在罗马圣西尔韦斯德罗修院中，在平乔山岗之下。米开朗琪罗住在卡瓦洛岗附近。每逢星期日，他们在卡瓦洛岗的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聚会。修士阿姆布罗焦·卡泰里诺·波利蒂诵读《圣保罗福音》，他们共同讨论着。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在他的四部绘画随录中，曾把这些情景留下真切的回忆。在他的记载中，严肃而又温柔的友谊描写得非常动人。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第一次到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中去时，他看见佩斯卡拉侯爵夫人和几个朋友在那里谛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并不在场。当圣书读毕之后，可爱的夫人微笑着向外国画家说道：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一定更爱听米开朗琪罗的谈话。”

弗朗西斯科被这句话中伤了，答道：

“怎么，夫人，你以为我只有绘画方面的感觉吗？”

“不要这样多心，弗朗西斯科先生，”拉塔齐奥·托洛梅伊说，“侯爵夫人的意思正是深信画家对于一切都感觉灵敏。我们意大利人多么敬重绘画！但她说这句话也许是要使你听米开朗琪罗谈话时格外觉得快乐。”

弗朗西斯科道歉了。侯爵夫人和一个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边去，告诉他说我和托洛梅伊先生在宗教仪式完毕后留在这教堂里，非常凉快；如果他愿耗费若干时间，将使我们十分快慰……但，”她又说，因为她熟知米开朗琪罗的野性，“不要和他说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也在这里。”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谈着用何种方法把米开朗琪罗于他不知不觉中引上绘画的谈话；因为如果他发觉了他们的用意，他会立刻拒绝继续谈话。

“那时静默了一会。有人叩门了。我们大家都恐怕大师不来，既然仆人回来得那么快。但米开朗琪罗那天正在往圣西尔韦斯德罗的路上来，一面和他的学生乌尔比诺在谈哲学。我们的仆人在路上遇到了他把他引来了，这时候便是他站在门口。侯爵夫人站起来和他立谈了长久，以后才请他坐在她和托洛梅伊之间。”

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坐在他旁边；但米开朗琪罗一些也不注意他，——这使他大为不快；弗朗西斯科愤愤地说：

“真是，要不使人看见的最可靠的方法，便是直站在这个人的面前。”

米开朗琪罗惊讶起来，望着他，立刻向他道歉，用着谦恭的态度：

“宽恕我，弗朗西斯科先生，我没有注意到你，因为我一直望着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稍稍停了一下，用一种美妙的艺术，开始和他谈着种种事情；谈话非常婉转幽密，一些也不涉及绘画。竟可说一个人围攻一座防守严固的城，围攻的时候颇为艰难，同时又是用了巧妙的艺术手腕；米开朗琪罗似一个被围的人，孔武有力，提防得很周密，到处设了守垒、吊桥、陷坑。但是侯爵夫人终于把他战败了。实在，没有人能够抵抗她。

“那么，”她说，“应得承认当我们用同样的武器，即策略，去攻袭米开朗琪罗时，我们永远是失败的。托洛梅伊先生，假若要他开不得口，而让我们来说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应当和他谈讼案，教皇的敕令，或者……绘画。”

这巧妙的转纽把谈锋转到艺术的领土中去了。维多利亚用虔诚的态度去激动米开朗琪罗，他居然自告奋勇地开始讨论虔敬问题了。

“我不大敢向你作这么大的要求，”侯爵夫人答道，“虽然我知道你在一切方面都听从抑强扶弱的救主的教导……因此，认识你的人尊重米开朗琪罗的为人更甚于他的作品，不比那般不认识你的人称颂你的最弱的部分，即你双手作出的作品。但我亦称誉你屡次置身场外，避免我们的无聊的谈话，你并不专画那些向你请求的王公卿相达官贵人，而几乎把你的一生全献给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对于这些恭维的话，谦虚地逊谢，乘机表示他厌恶那些多言的人与有闲的人，——诸侯或教皇——自以为可把他们的地位压倒一个艺术家，不知尽他的一生还不及完成他的功业。

接着，谈话又转到艺术的最崇高的题材方面去了，侯爵夫人以含有宗教严肃性的态度讨论着。为她，和为米开朗琪罗一样，一件艺术品无异是信心的表现。

“好的画，”米开朗琪罗说，“迫近神而和神结合……它只是神的完美的抄本，神的画笔的阴影，神的音乐，神的旋律……因此，一个画家成为伟大与巧妙的大师还是不够。我想他的生活应当是纯洁的、神圣的，使神明的精神得以统治他的思想……”

这样，他们在圣西尔韦斯德罗教堂里，在庄严宁静的会话中消磨日子，有时候，朋友们更爱到花园里去，如弗朗西斯科·特·奥兰达所描写的：“坐在石凳上，旁边是喷泉，上面是桂树的荫蔽，墙上都是碧绿的蔓藤。”在那里他们凭眺罗马，全城展开在他们的脚下。[271]

可惜这些美妙的谈话并不能继续长久。佩斯卡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苦闷把这些谈话突然止了。一五四一年，她离开罗马，去幽闭在奥尔维耶托，继而是维泰尔贝地方的修院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