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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2页）

《政治周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各地革命党员纷纷起来反对北京右派会议——西山会议派。毛泽东将各地党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电文汇集，以《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的醒目标题摘要刊登，有力地反击了西山会议派，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46〕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会议记录里，保留着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也记录了毛泽东在担任代理中央宣传部长职务期间的活动。据《青年毛泽东》一书载：

1926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常务委员会议。毛泽东列席。“宣传部提出沈雁冰为秘书，顾谷宜为指导干事，吴求哲、陈曙风为编辑干事，萧楚女、朱则、赖特才、朱稚零为检阅干事”等人事问题，得到会议决议通过。〔47〕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后，陆续调进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毛泽东“首重人才”，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

2月16日，毛泽东因病，请求休假两星期，并提议休假期间部务由沈雁冰代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五次常务会议，同意他的请求和提议，决定“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同志因病请假两星期，部务由沈雁冰同志代理”。〔48〕

3月初，毛泽东病愈，回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

3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十二次会议，毛泽东列席，并以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身份提出多项提案，并做说明，其中一项是对付京沪等地孙文主义学会问题，主张严加取缔。孙文主义学会是1925年12月黄埔军校内的右派分子贺衷寒、缪斌等在蒋介石、戴季陶支持下成立的。他们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等，打着信仰、研究、宣传孙文主义的旗帜，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不仅在广州，而且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发展孙文主义学会，与西山会议派结合，开展反共活动。毛泽东的提议，获得部分通过。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不准发展孙文主义学会。4月23日，第二十二次常务会议，毛泽东、杨匏安等又提出“训令全体党员不得认反动分子为党员，不准加入各地未经本会批准擅自设立孙文主义学会案”。会议决定，除广东外，未经本会批准，不得认为本会附属团体。

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丧失了国民党“二大”中左派占优势的大好形势，造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内右派占优势、左派陷于孤立的困局。二届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共60人，共产党员仅14人，中央监察委员12人，共产党员仅1人。“二大”后，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充当“中派”，另一方面制造事端，试探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3月18日，蒋介石借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19日，李之龙向军校驻广州办事处索补调派兵舰的公函到海军局编号存案。经蒋介石允许“电舰返省”。20日，蒋介石谎称共产党人指挥中山舰炮轰黄埔，共产党人要暴动，宣布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毛泽东、陈延年得知后，即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处商量对策。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党籍；利用蒋介石与其他各军的矛盾，声讨蒋介石。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外，其他各军军政首脑都反对蒋介石，而且在第一军内，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建议遭到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的反对，乃请示陈独秀，又遭陈的冷遇。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从第一军中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军队。陈独秀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

4月2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各部部长及中央监察委员联席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代表宣传部提出了“畸（左田右令）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并说明：“这种冒名孙总理遗著”的事件，“显系贪利市侩所为，若不严加取缔”，那些“行见射利之徒、反革命之辈”，将“淆惑社会听闻，有妨本党前途甚大”。会议接受了这一提案，并做了相应的决议。〔49〕会议还听取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革命所取之态度，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函送湖南省党部关于该省最近政治状况等几个报告。

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出席了会议，并在20日的会议上做了《宣传部工作报告》，“将本年2月1日起，截至5月15日止”的宣传工作情形做了简要概括。他说：本部自从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即于2月初间，派定职员，分配工作，一切规划设施，均依照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宣传决议案，依次进行。

1．开办党报。计有汉口《楚光日报》、长沙《湖南民报》、北京《国民新报》、广州《政治周报》。另外，上海《民国日报》变成西山会议派的喉舌后，乃于1926年4月由上海特别市党部负责人出面，顶受《中华新报》的财产，改称《国民日报》出版，“经费之决定及人员之委任，均属中央常务会议、宣传部担任执行”。据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公函》称：“案据本会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同志转据‘上海特别市党部’来函，略谓党报极宜开办。现因中华新报停刊，故即将其机器及余物顶受，价洋3600元，另需开办费3800元，两项共计7400元，开办后每月经常费4600元。组织方面，分经理、编辑两部，拟请任张静江同志为正经理，张廷灏同志为副经理，柳亚子同志为编辑部正主笔，沈雁冰同志为副主笔，侯绍裘、杨贤江、顾谷宜三同志为编辑委员。”

2．发布宣传大纲。计有“二大”宣传大纲；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五四”纪念宣传大纲等。

3．设立检阅会议，检阅党内外出版物。

4．设立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自2月至5月发送北方及长江流域之宣传品41种，共计221284份。

5．设立宣传委员会，讨论全国宣传事项，以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胡汉民、林祖涵、彭泽民、陈其瑗、邵力子、毛泽东等10人为委员。

6．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

7．设立了宣传材料储藏机关——宣传部图书室。

8．接办国民通讯社。国民通讯社仅次于国闻通讯社之第二家大通讯社，等等。

《宣传部工作报告》还对今后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划。第一，津贴各地报纸，扩大宣传。全国各省除边疆数处外，均有了国民党组织。在有国民党的地方就应有公开宣传机关。然到处办报实为人力财力所不许，若采用津贴报纸方法则所费不多，收效颇大。如全国重要地点以20处计，平均每处津贴报纸一家，每家津贴200元计，每月共费津贴洋4000元，仅抵一家党报之经费，然收效已遍全国。此等津贴之报纸，“其条件至少消极方面不攻击本党及国民政府，能办到适当地拥护本党及国民政府，自为我们之目的”。第二，计划编印国民运动丛书。在上海设立征稿处，任命沈雁冰为驻沪编纂干事，“其责任为征集丛书稿件，寄到中央宣传部，经审定后寄返上海印刷发行”。预计每月出书10种，半年内可出60种。宣传计划还具体列出编纂书目64种。〔50〕

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应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条文。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彭述之指导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大家意见不一致，讨论7天毫无结果。最后，张国焘按照他同陈独秀商定的让步方针，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主张“坚决顶住”。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表决所谓《整理党务案》时，就没举手。“当时没有举手的还有国民党内的两个人，一个何香凝，一个柳亚子。”〔51〕由于陈独秀、张国焘采取退让方针，致使《整理党务案》通过了。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毛泽东也就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52〕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4—135页。

〔2〕《徐梅坤回忆中共“三大”》（1980年3月），《“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674—679页。

〔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194—196页。

〔4〕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子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原注

〔5〕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原注

〔6〕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95—296页。

〔7〕见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8〕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9〕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0〕见1924年1月22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1〕见1924年1月29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2〕见1924年1月31日《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原注

〔13〕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01—203页。

〔14〕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294—295，296—297页。

〔15〕《“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691—695页。

〔16〕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06—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