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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第1页）

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国民党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即于1925年10月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汪精卫的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此后，毛泽东在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的同时，即到职视事。

关于毛泽东在代职期间的工作，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1925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带兵反奉。11月22日，在直系将领冯玉祥策划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自此，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毛泽东认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做广泛的宣传。于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毛泽东起草反奉宣传大纲。2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第一百二十三次联席会议，毛泽东向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大纲》首先分析了在这次反奉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阀、政派、国民军、国民政府、民众各方面的势力。在分析民众的力量时说：“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不能算作主体。”“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的胜利，即反英、日胜利，这与广东民众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

《大纲》的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宣传及准备”。根据上面的分析，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宣传和准备，其基本观点是，“人民于敌友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毛泽东起草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在这次联席会议上顺利通过。宣传部还在会上提出了将孙中山总理遗嘱谱为歌曲的问题。会议决定交汪精卫审定。

12月3日，中国国民党公布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该大纲刊载于《政治周报》创刊号，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份，分送各地党部。广州《国民新闻》等报刊都以醒目标题转载。

同一天，毛泽东又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通告》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以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部分成功进而至于全部成功”。〔31〕

反奉《宣传大纲》和“中宣部”《通告》发出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奉**。12月20日广州举行了反段大示威，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北京段祺瑞政府。毛泽东以“石山”的笔名写了一篇综合报道。文章说，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当此革命基础巩固，全国反奉潮流高涨的时候，自应急起直追，领导全国国民做统一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游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以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示威大会发布了反段示威宣传大纲。大纲的中心内容是号召人民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如人民现时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则军阀必将继续其统治于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之压迫与痛苦”。人民要夺取政权，要取得国民革命之成功，就必须加强“全国革命势力之团结与国民党之左倾”。〔32〕

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还主持了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学习事宜。莫斯科孙文大学，全称是“孙中山中国劳动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创于1925年9月。其宗旨是“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拟定招生500名，其中在广东拟招150名。第一批取147名。毛泽东为此写了一篇报道，简略地介绍了中苏人民之间、特别是孙中山与列宁之间的友谊，学校宗旨、课程设置等，并且公布了录取学生名单。〔33〕这批学生于12月中旬奔赴莫斯科。

这年12月，毛泽东还兼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当年宣传员养成所学员谢华回忆：所长原是廖仲恺。廖被刺后，一段时间无所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后，即由他兼任，约有3个月。学习的课程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等。毛泽东经常来所讲演。〔34〕该所学员毕业后，绝大多数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担任政治宣传干部和营、团党代表。

这段时间，毛泽东还组织和参加了各项纪念活动，进行革命宣传。

1926年2月28日他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政治讲习班是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谭延闿、程潜、林伯渠、陈嘉佑、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任理事。谭延闿任理事长，谭不在，由毛泽东代理。李富春是班主任。第一期学员全是湖南人，专门培育从事军队和地方工作的政治工作人员。毛泽东讲演的中心内容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他说：“我觉得政治讲习班这个团体，表示了一个很大的意义，即是革命分子团结起来了。”并且举了许多例子。他还说：“这回从湖南来此地的同志，我相信都是彻底的革命者。即此地先后投考者约千余人，取录者仅二百余人，其取录标准，绝对不是重文字的工拙，完全看他的思想是否是革命的。”我们的敌人对革命采取了联合行动，“我们非团结起来为之奋斗不行”！诸位都是来此做革命工作的，“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35〕

3月18日，他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所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大会上发表《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讲演，他说：“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55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长，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做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做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天的纪念。”纪念巴黎公社的意义或应注意的几点，毛泽东做了高度概括：一、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的革命运动。二、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三、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巴黎公社失败有两个主要原因：１．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做指导。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劳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有可乘之机；2．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两句话。〔36〕

他还在政治讲习班讲授《农民运动》，每周一至两次。

5月7日广州各界集会，纪念“五七”国耻日。毛泽东、缪斌、陈其瑗、褚民谊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会后，他们联名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个《五七国耻纪念报告》，详述拥护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青年部、广东总工会欺骗群众，挑起事端，破坏集会的经过。10日，毛泽东、陈其瑗等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向会议提交了《五七国耻纪念报告》。毛泽东通过这些活动，宣传和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批判和回击了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37〕

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毛泽东参与了同“西山会议派”的斗争，创办《政治周报》。这使他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五卅运动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向革命势力反扑，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谢持、邹鲁、冯自由等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日起，就开始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这时更加嚣张。他们勾结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林森、叶楚伧、吴稚晖、张继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所谓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实行反共，通过“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等反动议案。这些国民党老右派，史称“西山会议派”。

为了反击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宣传，巩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创办了《政治周报》，并任主编。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号问世。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劈头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资产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的宣传。’”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讧。’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政治周报》从1925年12月至1926年6月共出版14期。在第一期上，毛泽东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写了《三三三一制》《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颂声来于万国》《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邹鲁与革命》。在第二期上写有《赤化原来如此》等杂文。这些短小精练的杂文，有如锋利的匕首，刺破了“反共产”的实质是：“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38〕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周报》发表的一批分析资产阶级各派及我们对其政策的文章。其中《向左还是向右》《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右派的最大本领》《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都是出于毛泽东的手笔。他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下述基本观点：

1．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这个观点，毛泽东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从理论上做过全面的阐述。在《向左还是向右》一文里，又进一步用客观事实加以论证。他说：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譬如说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两派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有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39〕

2．“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1926年3月前，毛泽东把西山会议派视为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西山会议派在研究系、安福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阶级的反动政团败阵后，继而举起“反共产、反苏俄”的黑旗，为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张目，成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最后工具。他们的最大本领，就是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开会，按照帝国主义军阀的旨意实行“巢里反”。〔40〕他们的舆论喉舌是上海的《民国日报》。

上海《民国日报》从前是叶楚伧等人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文字，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善；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做宣传，江浙战争时，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告，……凡此皆该报反动的预兆。由此可以论定，划分左派、右派的标准，乃在于对待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态度，对待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态度，对待工农的态度。〔41〕

3．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从国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目的、结果、时代特征及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发展等六个方面剖析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

第一，他分析了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由于性质完全不同，革命的对象、目的、策略、结果也就大不相同。前者，“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后者，“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

第二，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还没有看清此点，一班右倾的领袖只知道国内的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上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第三，随着国民党的历史发展，它所代表的阶级属性也在变化。“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合并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孙中山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了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乃于去年1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确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了共产派分子入党。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护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出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新右派。〔42〕

4．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许多人到现在还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个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由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43〕

5．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独裁的国家。首先，“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种阶级利己主义，必然“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必然“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20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绝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绝没有建立中国资产阶级独裁国家的环境、条件。〔44〕

6．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国民党右派代表资产阶级的右翼，而右翼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上占极小的比重。当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有一个，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这就是说，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只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也只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45〕

毛泽东上述观点，集中了中共“四大”以来党内许多同志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发表的一系列政治文章的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