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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在怒吼（第2页）

坚持20天的泥木工人罢工，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2万多工人欢声雷动，整队游行。游行队伍经过长沙县衙时，一个工人点了一挂万子鞭，跑到县衙的大堂上鸣放。在鞭炮声中，群众高呼“罢工胜利万岁”“劳工神圣”！整个长沙城，就像一锅滚开的水，沸腾起来了。〔21〕

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在（湖南）省内外的相互声援下，也取得了胜利。

高菊村等在《青年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粤汉铁路在1920年12月、1921年3月及10月曾举行过三次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及武汉分部都很重视粤汉铁路武长段的工人工作。1921年秋，两个分部分别在武昌徐家棚和长沙新河办工人夜校。1922年5月，徐家棚、新河又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8月，岳州亦有工人俱乐部。

在全国罢工**和粤汉铁路前次罢工的打击下，粤汉铁路武长段局长王世堉深感工人组织起来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阻扰工人运动。王世堉是天津人，他利用同乡关系，拉拢部分工人在徐家棚组织“天津同乡会”，企图将外省工人尽力排出，用他的同乡亲信担任要职。还暗地指使爪牙行车监工张思荣、员司（翻译）苗凤鸣多方刁难外省工人，迫使他们离开路局。张、苗二人依官仗势，一面纠合少数未觉悟的同乡工人，组织“工人研究所”和“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结成帮派；一面大肆造谣惑众，声言“俱乐部是不法团体，工人加入的要送官厅重办”，妄图借此分化瓦解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他们还收买一批流氓，无故向工人挑衅；因敲诈不遂，给工人强加罪名，任意开除工人等。在1922年9月，工人群众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已经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根据上述情况，郭亮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

毛泽东这时直接领导长沙新河站的工人工作，他得到郭亮的报告后，同意这个估计，便立即与武汉党组织联系，动员徐家棚工人起而响应，并迅速统一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以便行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岳州工人俱乐部联合全粤汉铁路工人于9月5日，拍电报给交通部，限三日内撤办张、苗二人，若不做出圆满的答复，则实行全路总罢工。9月6日，粤汉铁路新河、岳州、株萍、徐家棚的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向路局提出了6条政治、经济要求，准备罢工。三天过去了，交通部和路局均无动静。8日，俱乐部联合会举行会议，决定全体罢工。9日，全路车辆停驶，锅炉熄火，工厂停工，罢工开始。

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把罢工斗争的锋芒指向鄂段路局和盘踞湖北的北洋军阀萧耀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委”，声明湖南境内除客、煤车停驶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22〕从而使得湖南军阀赵恒惕在这次罢工中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10日晚，王世堉唆使“工人研究所”部分工人接手开车，并武装押运。郭亮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阳做卧轨斗争，遭到军警镇压。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则迅速赶到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23〕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13日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俱乐部工人代表报告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残杀工人的罪行。同时还派出3个代表到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协助工作。

在安源、武汉及京汉铁路的援助下，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胜利。〔24〕

毛泽东还成功地领导了长沙铅印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21日，铅印活版工会在长沙成立。工会的成立，得到毛泽东的帮助，他还亲自担任了工会的秘书。

同年11月19日，铅印活版工会决定，要求报馆提早发稿时间，增加薪水，减少工时。在征得毛泽东的意见后，铅印工人于11月25日正式罢工。顿时，长沙城内无报可阅，引起强烈的社会震动。

参加过这次罢工的廖仲坤回忆说：

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代表我们自己利益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会在取得毛泽东的帮助下，派人与伪省政府和资方协商，主要是向伪省政府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至8小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但是协商来协商去，伪省政府秘书处只答应增加1元工资，工作时间还是照旧。其他的资方看见伪省政府如此，自然是跟着走。协商得不到结果，激起了我们的愤怒，于是决定罢工。不过大家觉得罢工是一件马虎不得的事，就决定去找毛泽东帮忙。后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他说：“要罢工，一定得有充分的准备，以对付在罢工时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如像吃饭问题，住的问题，事前都得好好地计划解决，罢工斗争才不会失败。”铅印活版工会做了充分准备后，即在1922年11月25日，开始举行全市铅印工人罢工。复工的条件还是在协商时所提出来的，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到12块光洋。

坚持八九天后，伪政府的头子们看见我们还没有复工，心里慌了，遂摆出穷凶极恶的面目来。一方面派军警来强迫我们复工；一方面又联合印刷厂的资方，把印刷品转至湘潭付印，来恐吓和要挟我们。一小部分工人怕打碎了自己的饭碗，便动摇起来。工会马上把这种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及时告诉大家说：“坚持斗争就是胜利！如果中途妥协了，以后就永远再莫想获得胜利了。军警虽然强迫我们复工，但是只要我们奋力坚持，他们还是无可奈何。至于说把所有印刷品转到湘潭付印，事实上不可能，湘潭的工人也不会接受。”这样，动摇的工人才稳定下来，我们的力量更坚强了。

罢工继续到十四五天，伪省政府的老爷们眼看威胁是不行的了，不得不向我们屈服。他们要求我们派代表去协商。结果，伪省政府完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同意预付一个月的工资。其他印刷厂看见伪省政府同意了，也只有同意。〔25〕

罢工期间，毛泽东为维护工人利益，曾多次出面调停。11月27日，即罢工第3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书记身份，邀请长沙《大公报》负责人张平子从中调停。长沙《大公报》1922年12月13日的报道这样写道：

越二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毛君泽东邀本报张君平子从中调停，磋商良久，毛君只允将齐稿时间改为中外新闻午后五时，本省新闻午后九时，余均不能退让，张君当将修改条件转交印刷同业会与报界联合会，印刷同业会以条件既未退让，无调停之可言。报界联合会亦以限定交稿时间，与新闻原则相违背，万国报界无此办法，当然不能承认，调停于是中止。

经过一番斗争之后，12月9日，毛泽东再次出面调停，使罢工以胜利告终。1922年12月13日长沙《大公报》的报道写道：

又数日，毛泽东又发起调停，参加调人之列者，除毛君外，有报界之张慎庵、陶孝宗〔26〕、张平子；铁路界之娄子英；机械界之王麓生；石印界之朱菊和、程和清、刘自安，邀集印刷同业会代表十三人（每家一人），铅印活版工会十三人，于九日下午公开谈判于省教育会。公推张慎庵为主席，同业会推刘维汉为总代表，工会推盛仲屏为总代表，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除齐稿时间一条完全取消外，余均有所修改，当由双方签订草约。……前日，签订正约。工人即于昨日〔27〕上工。各报亦即于今日出版。

关于12月9日的劳资谈判，在1922年12月23日北京《晨报》刊载的《长沙印刷工人罢工始末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铅印罢工风潮，自上月二十五日起，至十日止，计经过十七日之久，各方争执不决，工人方面，大有难于支持之势，于是遂有十日之调停会议。该项会议，系劳工书记部主任毛泽东所发起，邀集报界之张平子、陶绿叶、张慎庵三人，及工党六人，联名致函各印刷公司代表及工人代表等，三方面在省教育会直接谈判，俨如对等议和形势。……经过极长时间之讨论，遂请印刷公司代表签字。是时公司代表，以工人大获胜利，虽未发反对之言论，心中不以为然，故而签字之际，代表都悄悄逃席。十三家印刷业，签字者仅湘鄂、吟章、彰文、汇同四家。……工人本有宣言，如有一公司不肯签字，一报纸不肯出版，和议虽成，亦不上工。后经毛泽东示意，签字者一律于十二日开工（各报可于十三日出版），盖亦知要资本家方面全体屈服，虽再坚持至于一年，必无效果。实则湘省印刷业之所谓资本家，可怜已极。除湘鄂一家有数万元之资本外，余皆不满数千。营业状况，尤多有绌无盈者，实不得当资本家之头衔也。工人都以毛之意见为从违，毛之所可，工人亦从而可之。故此项毫无办法之工潮，居然有解决之道。

为巩固罢工斗争成果，毛泽东还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与粤汉铁路总工会、泥木工会等11个工团的代表，同长沙和湖南省当局交涉。

1922年12月13日，在长沙《大公报》上有这样的报道：

昨十二号正午十二时，工界联合会与理发、泥木、机械工、铅印、石印、笔业、缝纫、粤汉铁路、靴鞋业、人力车等工会代表二十一人，赴省长公署请见吴（景鸿）政务厅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延见各代表于政务厅办公室。首由毛泽东发言。略谓：近月罢工问题层出不辍，有因劳资关系拖延数月猷不能解决者（如理发工等）。政府与工界上下隔阂，外间且传政府将对工界施以压抑手段。代表恐生双方误会，因于昨日要求石（成金）警厅长、周（瀛干）长沙知事介绍晋见厅长，请赐知政府对工界真意。吴厅长当答复以政府迭据密报，有一些人专事罢工运动，一业罢工，他业援助。……政府方面尚认为一种谣言，正在慎重考察。如对工界采压抑政策，早已干涉在前矣。毛又问政府对于一般普通工人，是否采取保护主义。吴答政府对一般普通纯洁工人，完全采取保护主义，并希望各业自行发展。毛又云政府与工人间，发生种种谣言，纯系两方隔阂所致。希望政府以后随时接见工人方面代表，免为一方面所蒙蔽。吴答政府甚愿得知工人生活状况及内容，以为处理之张本。惟望所举代表，能真实代表大多数工人之公意云云。嗣毛又与吴谈及省宪法集会结社自由问题颇久，最后毛又提理发工新铺发封事，人力车立案事，机械工会立案事，吴厅长均允查案办理。最后毛请吴厅长介绍见赵（恒惕）省长陈述意旨。吴厅长先允代达，并云省长事忙，不能作如此之长谈，毛乃约定以半句钟为限，坚请吴厅长电询赵省长允于本日十二时，在总部内接见。该代表方辞别离署云。

经过这场说理斗争，揭穿了赵恒惕政府“省宪法”的真相，为工人争得了某些合法权益。事后，赵恒惕对部下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注释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33—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