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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在怒吼（第1页）

长沙在怒吼

长沙是当时湖南手工业中心，工人在2万左右，行业不下数十种。手工业工人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十分微薄，尤以泥木工人最为典型。早在1919年，泥木工人因工价太低，曾自发罢工，遭到当局压制。

1922年10月，长沙泥木工人举行大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成果，这是长沙工人罢工斗争的首次胜利。这次罢工得力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直接领导，也是毛泽东积极努力的结果。

据中共长沙市委宣传部《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一文记述：

长沙有6000泥木工人，人数虽多，但没有固定的工场。他们分布在全城南北四门各个角落。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一心进行阶级斗争，确实十分困难。

泥木工人把封建把头赶下台后，毛泽东立即让任树德约几个工人骨干，去船山学社商量下一步的斗争部署。任树德和几个工人骨干来到船山学社，围着毛泽东谈话，研究组织的方法和措施。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他们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毛泽东说：你们戳穿了封建把头的花样，把工人兄弟团结到身边来了，这是胜利的第一步。要趁热打铁，加紧“十人团”的活动，进一步组织起来，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罢工请愿斗争。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工作，“十人团”发展到108个。

毛泽东为了把更多的泥木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还针对工人群众中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些泥木工人曾经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湖南劳工会，毛泽东帮助他们认识无政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指出：无政府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列宁开创的道路，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通过毛泽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泥木工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接受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纷纷要求参加“十人团”。

“十人团”的活动在全市各区蓬勃发展起来以后，毛泽东又因势利导，和任树德等工人骨干一道，多次在修业学校、湘乡会馆、船山学社开会，商量筹备建立真正的工人组织——泥木工会。毛泽东亲自草拟了泥木工会章程18条。章程非常鲜明地提出了泥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从工会的组织原则到日常工作，从会员的权利到义务，毛泽东都以极其精练的文字，一条一条地做了简要明确的规定。1922年9月5日，长沙泥木工会成立了，任树德当选为工会委员长。毛泽东亲自派党的干部担任驻会秘书。工会庄严宣告：“我们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主人，应该是世界的主宰。……我们要解放自己，不可假手他人，非自己团结起来不可。我们若要组织真正的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砌刀的工人不能加入。必须如此，会员方有相同的利益，一致奋斗下去，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

泥木工人成立了工会，斗争的阵势更加坚强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会要反映工人的迫切要求，进一步组织斗争。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造成舆论，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工人们的革命行动，得到各兄弟行业的大力支援。当城厢内外贴出一批长沙县署的告示，污蔑工人要求调整工价是“蔑视官厅定案”，“自由行动”，并勒令从即日起，恢复原来的工价时，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对警察的无理干涉和殴打工人的行为，工人们进行了反抗斗争。形势立即紧张起来。第二天，巡官警察四处巡视，严密监视工人的活动。工人们个个怒火万丈，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于是，毛泽东亲自召开紧急会议，帮助工会骨干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周密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目前时机已经成熟，可以立即宣布罢工。毛泽东这一指示，得到工会的一致拥护。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六项具体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顿时，所有建筑工地，冷冷清清，见不到一个泥木工人的影子。正在施工的伪省长公署、伪第一师司令部和伪县衙庆祝“双十节”的牌楼，全都停顿下来。

……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泥木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长沙泥木工人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发电声援。长沙各行各业工人，也纷纷发出支持泥木工人罢工的声明。在长沙的湖北、江西、上海等省、市的泥木工人，也纷纷起来和当地的封建把头斗争，投入到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的浪潮。粤汉铁路、安源煤矿、北京长辛店等全国各地的声援电，也像雪片似的飞来。

罢工进至第5天，有很多学校、机关、商店，纷纷来信要求复工，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钱。随着罢工的持续，承认调整工价的单位越来越多。这时，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及时帮助泥木工人认识这场罢工斗争，不光是为增加几个工钱的经济斗争，而是两个阶级的激烈搏斗，是一场政治斗争。毛泽东指出，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转冷，急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署并未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他号召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毛泽东在考虑工人长远利益的同时，也顾及到他们的现实困难。对于有些家里硬是揭不开锅盖的阶级兄弟，通过各方面的设法，给予了适当的物质援助。这样，罢工就继续坚持下来了。

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的条件。罢工委员会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十月十七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十九日举行游行示威。”通牒发出后，周瀛干着慌了，于是软硬兼施：一方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商”出面“调停”，要工人们谅解政府，不要游行请愿；另一方面，周瀛干又抛出一篇《奉劝泥木工人》的信，公开在长沙的《大公报》上发表，并在四城张贴，说什么“切莫听那些少数人的拨弄是非”，图谋破坏工人的团结；同时还威胁说：“被少数不良分子的利用，扰乱社会秩序，可能要遭到法律制裁”，“如果始终不听，是你们自己受苦”。有少数工人因此动摇，害怕发生流血事件。毛泽东了解了这些情况，及时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毛泽东揭穿了周瀛干的种种花招和虚弱本质，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勉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恐吓所屈服，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毛泽东还说：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你们放心同周瀛干干到底！

10月23日，乌云笼罩着长沙城，4000多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任树德同志报告了这次示威请愿的目的。大家推选了16个代表，然后开始游行。毛泽东身穿工人服装，带着口哨，参加了示威请愿的工人行列。这时，大雨滂沱，工人们周身淋得透湿。但是，大家看到毛泽东精神抖擞，步履矫健，走在队伍中间，个个迈开大步，直奔长沙县署。县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正门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桌上插着两张杀人“大令”。但是，泥木工人毫不畏惧，浩浩****地开进了县衙门围墙里。

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战斗，情绪十分高涨。口号声像滚滚惊雷，响彻长空。县衙官吏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任树德等8个代表进去跟周瀛干谈判。周瀛干借口“各公团商绅不同意调整工价，本知事也不便参加”，企图搪塞并拖延谈判以涣散军心。工人们见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全体高呼：“今天不解决，今天不出衙门；明天不解决，明天不出衙门！”接着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第二批代表进去好久，时已过午还毫无消息。毛泽东便在工人队伍中鼓动说：第二批代表去了这么久，还不见消息，人也不见出来，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儿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说完，又带领大家呼口号，极大地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

这时，两个穿便衣的家伙，贼头贼脑地要来抓捕毛泽东。毛泽东完全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大义凛然地继续屹立在工人队伍中间。工人们把毛泽东团团护住，使便衣无从下手。

傍晚时，长沙市各业工人纷纷赶来慰问请愿工人。造币厂、电灯公司、缝纫店、织造厂、理发店、印刷厂的工人们送来了大饼、茶水，还送来了灯笼、油布、草纸等，准备泥木工人露宿用。阶级兄弟的支援，更加鼓舞了泥木工人的斗争信心。

泥木工人坚持斗争，使反动派心惊肉跳。湖南军阀赵恒惕企图镇压工人的斗争，派来一连军队包围工人。工人们在毛泽东指挥下继续战斗，毫不屈服。于是，赵恒惕又变换策略，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来“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不移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工人们不屈不挠，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答应次日下午2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这时，已是下半夜3点钟了。几千双眼睛都望着毛泽东，等待着他做出决断。毛泽东见工人群众熬了一天一夜，也够累了，于是和任树德等工人代表商量，叫大家暂时回去休息，养好精神，以利明天再战。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进了伪省政务厅。当吴景鸿摆着一副官架子，指责罢工队伍不听从县署关于停止游行示威的指令时，毛泽东理直气壮地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质问道：“商家涨价（指资本家提高煤米价钱）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吴景鸿瞠目结舌，呆了半天，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你……这是什么话？”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反击道：“这是根据厅长刚才自己的话说的！”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吴景鸿大为恼怒。

毛泽东翻开带来的“省宪法”，利用反动政府粉饰门面的民主招牌，据理辩驳说：“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工人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老小，6000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犯了什么法呢？”工人代表们紧紧靠在毛泽东身旁，横眉怒视吴景鸿。吴景鸿老鼠般的眼光里流露着惊慌和恐惧。但吴景鸿毕竟是个久经宦途、老奸巨猾的家伙，立即故作姿态地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朗声回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价问题。”毛泽东的答复，又呛得吴景鸿哑口无言。

经过激烈的反复的斗争，反动派终于不得不承认工人“营业自由，调整工价政府不能过问”的正义要求。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即写了呈文，给省长公署当面批准。可是，吴景鸿老奸巨猾，又在批词上玩弄花样，写了“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能由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当即指出：此句万不可存！责令吴景鸿将它删掉。吴景鸿又以“批文需要交省长过目签字生效”，借故拖延。毛泽东采取对策，组织工人骨干连夜通知长沙各行各业的工人，第二天去开大会。25日，各行各业近2万人汇成一股强大的革命洪流，像冲决堤岸的怒潮，向伪省政务厅涌去。反动当局见势不妙，赶紧在批文上签字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