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星河合上书,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反问:“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是坏人变的好人。”小女孩认真地说,“因为他打人,但也救人。”
方星河笑了。他摸了摸她的头:“说得对。这个世界,很少有纯粹的好人或坏人。大多数人都在挣扎,在做选择。张小敬选择了守城,哪怕他自己已经无家可归。”
小女孩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忽然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塞进他手里:“给你吃。妈妈说,善良的人都该有糖。”
他握着那颗糖,直到掌心发烫。
雨停后,他召集美术组,临时修改了一场戏的设计:靖安司大堂内,加设一面“百姓留言墙”。墙上贴满纸条,有报案、有感谢、有谩骂、有祈愿。其中一张写着:“张头儿,我娘病好了,谢你送药。”另一张画了个笑脸,下面歪歪扭扭写着:“长大要当不良人!”
这场戏播出后,全国多个城市出现了真实的“留言墙”打卡点。年轻人在墙上写下梦想、遗憾、告白、道歉。有人说:“原来古人也和我们一样,心里有火,眼里有光。”
而这一切,方星河并未预料。
他只是坚持了一件事:不说教,不美化,不逃避。把真实的人性,放在烈火中淬炼。
某夜,他梦见自己站在长安城楼上,四顾茫茫。忽闻钟声十二响,每一声都像一把刀,割开时空。他看见杨过骑驴远去,郭襄独立风雪,张小敬拄刀而立,身后是万家灯火。
他惊醒,汗湿枕巾。
起身写下日记:“艺术的意义,不是让人逃避现实,而是让人更有勇气面对现实。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那些被遗忘的、被忽略的、被践踏的尊严,一点点捡起来,擦干净,放在阳光下。”
次日,他宣布:《长安十二时辰》所有收益,百分之三十将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儿童艺术教育。
有人笑他天真:“你以为几节美术课,能改变什么?”
他答:“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或许,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而一个孩子的一生,可能改变未来。”
拍摄进入第三个月,进度超前。特效团队日夜赶工,力求每一帧都达到电影级质感。工业光魔派来技术支援,美方工程师惊叹:“你们的预算只有好莱坞三分之一,但完成度却更高。”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特效,”中方负责人说,“我们是在还原信仰。”
最后一场重头戏,是“上元灯会”。全城灯火通明,万人空巷。张小敬在人群中穿行,追查刺客踪迹。镜头长达八分钟,一镜到底,涉及两千余名群演、三百盏手工灯笼、五十辆仿唐车马。
拍摄当天,全智贤专程从韩国飞来,站在监视器旁紧盯画面。薄朗浩则在现场指挥交响乐团实时配乐。古筝、笛子、羯鼓、笙箫齐鸣,乐声如潮水般涌动。
当张小敬终于抓住刺客,倒在血泊中时,天空骤然绽放烟花。一朵巨大的莲花在夜空中盛开,照亮整座长安城。
全场寂静。
方星河摘下耳机,发现所有人都哭了。
包括那个曾质疑他的资深制片人,此刻红着眼眶说:“我终于懂了。你拍的从来不是剧,是你心里的中国。”
剧集杀青那天,没有宴席,没有致辞。所有人默默收拾器材,互相拥抱。陈凯歌临走前,把那件破旧的不良帅披风还了回来。
方星河却摇头:“留着吧。它不属于我,属于张小敬。”
夜晚,他独自留在空荡的摄影棚。地上散落着道具、脚本、茶杯。他坐在监视器前,重看第一场戏的样片。
忽然,手机响了。
是刘一菲。
“方导,我拿到巴黎索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想去读书,学电影理论。”
他笑了:“去吧。别忘了,你是从夜店被我捞出来的。现在,你要去世界的最高学府了。”
“谢谢您。”她哽咽,“没有您,我永远只是个漂亮的脸蛋。”
“不,”他轻声说,“是你让我相信,美也可以有力量。”
挂掉电话,他站起身,走向窗边。
月光洒进来,照在那幅“侠之大者”的墨宝上。
他知道,这条路还很长。
但他不怕。
因为他已不再是一个人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