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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子午就变了,有了江湖气。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他天赋里的野气发作,还是那个光头把他怯懦的生活照亮了,或者是找了一次小姐就增进了勇气、强壮了神经。因为据我的那些不学好的哥们儿说,找过一次小姐之后,整个人的世界观都会变。对我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第一次进入夜总会挑出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克服了过去的那个自己,你必须突破一个底线才行。我给一个旧的周子平松了绑。那是一道坎儿。
偶尔子午还会去找夜总会的那个女孩儿,他不再避讳。开始的时候他跟我说:“哥,我想去看看她,让我去吧。”好吧,也算情义之举。到后来,他直接就说:“哥,我想去,难受。”脸上已经完全是一个男人的表情了。但他这样说时,态度坚决,行色果断。你阻挡不了。他完全可以不跟我说就去,但他跟我说了。那个女孩儿的意义此刻在于,她有一副女人的身体。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好还是不好。不需要女人身体的男人肯定不是个正常男人,但是,他是我表弟,他要成为一个嫖客,在我看来比我自己胡来一次要严重得多。我知道这很没道理,可不由人啊,他是我表弟。一想到我是做哥哥的,立马就想端出为他负责的做兄长的架子来。
在学校里多年养成的清净干爽之气在子午脸上消失了,子午的皮肤变厚,变糙,毛孔在一夜之间涨大。安静的时候脸上也会出现阴影和线条。文哥说,过去没看出来啊,你们表兄弟长得还挺像。他说的是我们俩脸上的阴影和线条。事实上,子午的阴影比我大,线条比我冷,比我硬。他长得比我好。过去是英俊,现在,用时髦的词说,是酷。他开始喜欢像高仓健一样,有事没事就把T恤衫的领子竖起来,出门坐车要戴墨镜。我觉得他身上憋出了一股劲儿,扑通扑通地在跳,而且还在继续膨胀。前女朋友还会给他打电话,他接电话的表情越来越无所谓,甚至有点儿烦。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都过去了。或者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后借口吃饭、出门、洗澡等理由来挂电话。有一天吃饭我问他,还没搞定?
“有钱就让她打吧。”子午说。
“还让你做掉那家伙的两条腿?”
“早就不提了。她说只要我回去,要不答应她过来,什么都无所谓。”
“那不挺好,破镜重圆。”
“我没兴趣了,”子午表情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好马不吃回头草。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女人多的是。”
子午想开了。“是不是有别的目标了?”
“没有。我要找个北京的。”
我笑了。想法很好,可我们这样的暂住户,要啥没啥,北京的女孩儿哪儿那么好找。都说北京女孩儿打死都不愿往外地嫁,宁愿在家蹲着,那也是蹲在皇城根下。“好笑吗?”子午翻了一下眼皮,“什么暂住证、外来户、盲流、京漂,去×××。”过一会儿又说,“哥,我想明白了,文哥说得对,大胆、大胆、再大胆,赚钱、赚钱、再赚钱。等我赚够了钱,就娶个北京老婆,在北京安家。我干别的营生去,开公司,做老板,开十家旅馆,第一次来北京的穷人全免费,想吃吃,想住住,想吃多少吃多少,想住多久住多久。”子午的语气冷静,一点儿不像头脑发热。到底是年轻人,没有不敢想的。我们的确是两代人。再老一点儿,像文哥,我敢断定他睡着了都没能力做如此雄伟的梦。于是我说:“好。”
子午逐渐改变了往日懒散的生活习惯,从体育用品店里买来哑铃和拉力器,早晚都光着上身吭哧吭哧地练,然后一身大汗去冲冷水澡。要挣钱就得有个好身体。不知道他从哪里看来的这句话。除此之外他还坚持看《北京晚报》,一天一份。听音乐的风格也变了,那种类似说唱艺术的娘娘腔歌曲基本不听了,听摇滚,重金属,耳塞一进耳朵血液和筋肉都跟着跳的那种;或者雄壮的。反正他的生活变了,向大的、重的、强硬的方向走,他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像换了个人。接生意的胆子也变大了,过去太复杂的我们都不做,现在他也接,当然价钱也高。为了做一个证他甚至愿意跑到平谷和房山找人做。
有天傍晚他给我电话,问我在哪儿,我说在湖边交货。他说就待在湖边,他马上到,正在从石景山回海淀的路上。刚做完一个高难度的证,挣了,相当可观。要请我吃饭。见了面我们一起从北大西门出去找馆子,路上碰巧撞上文哥。老家伙有公交车不坐,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地用脚走。“这怎么了?”我问,“给小姐踹床下了?”
“别提了,”文哥气呼呼地说,“遇上一个官,屁钱没捞着。”
“活该。你也太嚣张了,跟当官的玩。”
“接活儿时我哪知道他是什么官。刚交货,他啪地把证件亮出来。威胁我呢!我一个屁没敢放,眼睁睁地看他把证拿走。”
“告他!”子午说。
“你敢告?再说,他不是给自己办的,要证的是个女的,骚里骚气,八成是情人。”
“别人能搞我们,我们也可以搞别人啊。”子午说,“办个警察证,交货的时候亮出来。对方不怕,拉倒;要怕,就吓唬一下,私了还是公了?那些胆小鬼,多半得上当,他们拿假证去招摇撞骗也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