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越来越让我放心,我不再跟着他。那天上午没出门,看电视,然后睡了一个漫长的午觉。小型的沙尘暴刚过去,北京的春天一下子浓得化不开,天高云淡,一出门就有脱衣服的冲动。我把夹克和毛衣搭在胳膊上,随便上了一辆往北走的公交车。我在农业大学那站下来。很快接了一个生意,要函授结业证。没问题。拿到定金先买了包烟,刚点上,离校门不远有一伙人在吵架。我凑上去,看见反穿夹克、文哥和另外几个人围住两个陌生人,那架势他们要打,反穿夹克的手已经伸到其中一个的身上了。都不用猜,那两个一定是不愿交保护费的。还是躲开为妙。我往公交站牌走,竟然看见子午站在一棵树的后面,伸着脑袋,他也看见了我,就从树后走出来。
“哥,你也过来了?”子午说,从口袋里掏出耳机,“我刚到。”
“他们在干吗?”我指着闹哄哄的那一群人问他。
“不知道。我刚到。”
不知道最好。我让他跟我一起离开,免得招惹上麻烦。子午有点儿为难,说和客户约好了在这里碰头。我让他给客户打电话,到前面见,打车费我报销。子午跟我一起上了车,那时候他们已经打起来了。那两个可怜的哥们儿。
我担心的事终于来了,来了就让你头皮发麻。子午跟着反穿夹克他们一起把别人打了,文哥也去了。群架。那是个周六傍晚,我等子午回来吃饭,说好了一起去东来顺吃火锅。很惭愧,都说东来顺有名,我在北京待了几年了也没去过。我想有名的馆子应该也贵。但是子午想吃,那就去。天擦黑了他还没回来。我打他手机,一直没人接。正当我在院子里绕圈,院门开了,文哥抱着左胳膊进来,黑着脸看不清表情。他径直进了我的屋,让我把门关上。
在灯光底下我才看见他身上有血,夹克也穿反了。“妈的,”文哥说,“帮我扶下胳膊。”我托着他胳膊,他开始脱他的土黄色双层夹克,他反穿是因为外面的那层右胸口一大团被血浸湿了。“那小子不禁打,一拳过去,鼻血就停不下来,我抱住他脑袋让别人打,弄了一身,”文哥说,“哎哟,轻点儿。”他另一只胳膊紫了一大块,被人用板砖砸的。
“子午,”我一下子慌了,“是不是,也打了?”
“这记性,差点儿忘了。就是来告诉你这事。应该问题不大,我来的时候都跑了,对方有一个趴在地上,不知死了没有。我只看见他眼珠子挂在鼻梁旁边。后来就顾不上了。”
“你说子午?”
“啊?不是。对方的眼珠子被拍出来了。真没看见,一大群人,乱打一气,我哪看得清。在清华西门外,不到西门,往圆明园来的那条路。对对,小桥那儿。”
我扔下文哥就往外跑,出胡同开始打车,快到清华西门附近的那个小桥时下了车。这段路上的车辆向来不是很多,今天尤其少,要不他们也不会在这里打群架。靠近圆明园那一边的路旁有一摊血,在路灯下暗淡发黑。那摊血让我陡然心动过速,我不知道那当中有没有子午的。我在周围放声大喊子午的名字,喊得整个人都空空****了,还是没有回答。偶尔有车经过,速度都会放慢,他们一定以为我是疯子。
在那大约十分钟里,我脑子里至少想到了十八种结果。我希望子午能占到最好的一种,毫发无损,现在还和早上出门时一样活得好好的。但这可能性相当小,他正是热血沸腾的年龄,实在没有理由不冲上去。我给文哥打电话,他说子午还没回去,他正收拾东西,马上去火车站,先离开一段时间。他担心当时他们把那人一砖头拍死了。文哥让我帮他照看一下房子,一会儿他把下一个季度的房租放我床头,帮他交上。风声过去了就回来。多保重啊。多保重。听得我更急了。我就一路往回走,走几步喊一声子午。快到西苑,手机响了,对方说他是公安局,问我认不认识陈子午。我听到身体里有根绳子断了,嘣的一声。我说是我表弟,他在哪儿?
“公安局。”
我打车直奔公安局。子午在铁栅栏的另一边,整个人极度虚弱,长头发盖在恐惧的眼上,他说:“哥,我没打架,真的没打架。”嗓子跟我一样沙哑。我多少放了点儿心,起码人没事,胳膊腿和脸上都是完整的。
警察跟我说,他们在事发现场附近发现了我表弟。当时子午正倚着圆明园的高墙低着头呕吐,面前一大摊没消化完的汤汤水水,绿汪汪的胆汁都呕出来了。当时人差不多跑光了,有一个趴在地上,头部和脸部重伤,左眼迸出。现在医院救治。有人打电话报的警。
我说:“我表弟说了,他没打架,就是经过时看见的。他从小晕血,因为吐得难受才停在那附近的。”
“我们会继续调查,嫌疑人暂时还不能离开。”
我又要求见了子午一面,让他放心待着,没问题,我会跟他们说清楚的。记着,你只是个过路人。我的意思他明白,我希望他能坚持到底。子午绝望地点点头。他哪里经过这阵势。“哥,”子午说,“你得把我弄出去,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我说好。你一分钟都不想在里面待你跟他们混在一起干什么?
可我哪里有那本事。回西苑一路都在想哪个熟人和朋友可以帮上忙,一个都没有。我在北京的朋友差不多都是站在警察对面的人。回到住处,接到文哥在火车站发来的短信,说不好意思,走得急,房租给忘了,让我给他垫上,回来就还我。没问题。回完短信我就坐在**发呆。子午还是太嫩,应该向文哥学习。
然后手机响了,一个客户说,明天他临时出差,要的货只能回来再取了。我说好。正好没这个心思。挂了电话突然就想到了一个警察,我给他办过一个本科毕业证一个硕士毕业证,硕士的是他本人的,本科是他老婆的。警察也需要证书,因为他也想过上更好的日子。但这家伙牛,上来就说他是警察,别想在他身上动刀子宰。我当时有点儿蒙,竟然有警察跟我打这种交道。搞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干脆有枣没枣打一竿,只收了一个本科的钱。他觉得我这人还挺实在,给他面子,就说有事可以找他。我把手机里的号码一个个往下翻,没有姓居延的。我记得他是这个复姓。我把床腿挪开,垫床腿的砖底下有个薄薄的通讯录,通常我只把一些大客户的联系方式记在上面。放床腿底下是为了防止警察突然袭击。在最后一页才找到,拨号时我已经大汗淋漓。
对方那边很吵,有唱歌的声音。我是周子平,给您办过两个证,一个本科的,一个硕士的。对方沉默了几秒钟,说:“等一下,我出来说。”皮鞋踩地的声音。背景安静下来。他还是那样洒脱:“还记得我的号啊。什么事直说。”我也没客气,把事情说了。我强调子午没打架,只是路过。“就路过?”他呵呵地笑。我猜他笑的时候另一只手一定放在腆起的大肚子上。
“绝对没动手,”我妥协了,“只要能弄出来,多少钱都行。越快越好。”
“应该不贵,不就打个群架吗?当然了,要弄出来就是没打。这事儿不归我这摊子管。我先跟一哥们儿问一下。”三四分钟后,他打过来:“明天去领人。五千。”中间停顿一下,吸一口烟的时间,“咱俩不欠了。从现在开始,你不认识我,我也从来没找你办过什么证。”
“没问题。我已经忘了您的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