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杂种
边红旗的新家我去了一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竟然住在蔬菜大棚里。那地方已经靠近香山了。
有一天傍晚,我在房间里关电脑,正准备陪沙袖下楼买菜,边红旗打我手机。他说他一个人在北大里面转悠,想约我一起吃个晚饭。我说只我一个?一明和沙袖呢?
“算了吧。就你一个人,”边红旗说,声音有点儿低沉,“他们俩以后再请。”
我说好吧,听他说话那死样子,好像有点儿事。我跟沙袖说,有个朋友找我谈点儿事,晚饭顺便就在外面吃了,菜场我就不陪你去了。
沙袖说:“怎么全世界就我一人不忙?一明不回来吃了,你也不吃了,我还做什么?好了,你们都走吧。”她把手提篮往地上一扔,进房间关上了门。
我又给边红旗打电话,我说老边,就剩沙袖一人在家,叫上吧。
边红旗结巴了半天才说:“好吧,就怕她不愿意。”
沙袖果然不愿意。她在门里说:“我说过了不去,说不去就不去!”
我只好自己去了。还不到吃饭时间,我们在未名湖边上碰头。边红旗蹲在垃圾箱旁边的石头上抽烟,以便于把烟头扔进垃圾箱里。一根接一根地抽。
“你在这儿抒什么情?搬走了连电话也不打了。”
“想打,没什么说的。”
“没什么说的你找我干吗?”
“有点儿难受。我在湖边转了一圈,发现很久都没有写诗了。”
“你没写诗就难受,我没饭吃那该怎么办?”
说完我自己都呆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北京考虑的只剩下了吃饭问题?我也蹲下来开始抽烟,一左一右守着垃圾箱,抽完了就扔进去。未名湖水里的天色暗下来,在湖边看书和谈恋爱的学生陆续离开。出了北大我和边红旗再说文学可能会矫情,但在湖边,愁闷还是沉重和真诚的。
边红旗的最后一个烟头没有扔进垃圾箱,而是用脚碾,碾完了对着湖水吐了一口痰,说:“喝酒去!”
我们在北大艺园二楼的餐厅里要了一盆水煮鱼和几个小菜,开始喝酒。问他最近过得怎么样,他说躲在塑料大棚里日子还能好到哪儿去?
“你怎么住塑料大棚里?”
“安全,”边红旗招手让小姐拿了一盒“中南海”,“现在也难说安不安全,警察要想抓你,世界上就没有安全的地儿。前几天就有一个哥们儿被逮了,傻蛋一个,就住派出所对面,真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
“想象不出那地方怎么住。”
“要不,过会儿去看看?”
“不是不带外人去吗?”
“你是外人?”老边喝多了就大舌头,“你以为我在北京还有几个朋友?吃完了我就带你去,不去也得去。”
要不是边红旗拉着扯着,我还真不想去,他说了,有点儿远,快到香山了。我们在西苑转了一趟车,晃**了很久才到。下了车他带着我沿一道墙根往前走,大约五分钟,前面一片开阔的野地,房屋稀疏,都是平房,找不到路灯,幸好月亮还不错。他指着西北角,那儿。我看到了一排排塑料大棚拆掉后的墙框,两头是一个个简易的小棚屋。很多小屋里透出灯光,听见有人在说笑,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声音。这些小屋里住的都是外地来的民工、生意人,当然也有不少办假证的。
“你们都住那里?”
边红旗答非所问,指着一棵树底下黑魆魆的隆起的地方说:“看见那个土堆子了?我的假证什么的都埋在那里。有人藏在树上,有人塞在砖头底下,一人一个地方。反正不能放在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