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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生活我们著书立说（第1页）

为了生活我们著书立说

以后的好长时间里，我成了他们的笑柄，边红旗说：“你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短命的假证贩子。”我只能任其奚落，我说：“没办法，搞假证已经不容易了，他们还到处追我们干什么？”这个毫无逻辑的玩笑又让大家笑了一阵。假证生涯是结束了，生活还要过下去，简单地说，现在需要的主要是钱。我终于体会到了。刚来北京的时候，一个和我目的相同的朋友跟我说，他来北京后才发现，其实写不了什么东西，所有精力都用来赚钱了。既然只能赚钱了，哪个地方赚不是赚，他待了一年就卷铺盖回河南老家了。他留给我不到两万字的零散文字，他一年的收成。我要想法子赚钱。像沙袖一样，她要继续找工作，总待在家里不是个事。

沙袖找工作比我还要困难，合适的太少了，除了去饭店做服务员，但是一明不同意。沙袖试过，最后还是被一明从饭店里拉了回家。那会儿沙袖刚辞掉书店里的工作不久，她闲下来觉得很难受。因为烦闷，她常下楼走走，当然不会走太远。我们都以为她只是散散心，没想到过了几天，她兴冲冲地从外面回来，要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一明刚好出门，她就告诉我和老边，她找到工作了，老板说，下午就可以开工了。在承泽园外一家叫“天外天”的饭店。下午她就收拾一下去了。半下午时分，一明从外面回来，问沙袖到哪儿去了。我说工作去了。

“在哪儿？我怎么没听说？”

“天外天饭店。刚找到的。”

“瞎搞！”一明说，拉着我要一起去把沙袖找回来，“谁让她到饭店里去的？”

“反正她在家也没事，就让她先干着吧。”

“不行！那地方我师兄弟们常去吃饭，看见了怎么说我？再说，也不能跑去端盘子、洗碗啊，我们又不是穷得活不下去了。”

他执意要把沙袖叫回家。我们到了天外天，先是站在玻璃外面往里瞅，他不好意思直接冲进去。沙袖在给客人倒茶。一个服务员以为我们要吃饭，掀开门帘要欢迎我们光临。我摇摇头。但是我们不吃又不走让她纳闷儿，很多人都转过头来看。沙袖看见了我们。她对我们谨慎地摆摆手，意思是工作时间，让我们走。她再次回头，我们还站着，她只好和吧台的老板说了一下，出来了。

“你怎么跑这地方来了？”一明说。

“刚找到的。我在上班，下了班回家再说。”

沙袖说完就要进去，一明拽住了她：“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事不能干，跟我回家去。”

“我不回去，还在给客人倒茶哪。”

一明有点儿火了，因为饭店里的很多人都在看我们拉拉扯扯。他把沙袖的围裙一把扯下来，让我送给老板，拉着沙袖就走。沙袖挣脱不开，窘迫得都快哭了。我把围裙随手扔给站在门边上的服务员，跟上了他们。沙袖真哭了，她觉得难堪而且委屈。沙袖说：“我找了这么长时间才找到的，回家你让我干什么？”

“会找到更好的工作的，”一明说，“但是这个实在不能干。”

“那要找不到呢？”

“找不到也无所谓，我自己的老婆还养不起吗？”

沙袖又待在了家里。她也很无奈，她也不想去饭店端盘子、洗碗，但是其他的工作实在太难找了，一报上学历和籍贯就被枪毙。那几天，她连续被枪毙了六次。现在，她整天对着电视发呆，偶尔也会打开门和窗户对着整个北京发呆。一个中午她来到我的房间，用带山东口音的东北话说：“我开门就看见楼在长。”

说得真好。我伸头看着窗外，好几座大楼都搭着脚手架，它们一起在长。寂寞出诗人了，但是沙袖满脸悲凄，她又说：“生命长得让人厌烦。”

“是，让人厌烦。”

我把正在写的文档关了，我不想让别人看见我在挤牙膏，挤的就是些向小报副刊邀宠的小东西，甜得发腻，写完了我就吃不下饭。可我还得夜以继日地写，不惜一稿多投，像卖身一样对着所有小报露出笑脸。然后我们两个都不说话，显而易见，下意识地同病相怜了。

过了半天，沙袖说：“你好歹还能写。”

“写不如不写。”

我只能这么说。我不能对一个女孩子说，你知道逼着自己去卖身有多痛苦吗？然后又都不说话了。在某一时刻，一个人会意识到自己又长大了，生活强迫你强壮起来，去承受和想办法获取，它已经落到了我们的肩膀上。

常常会这样，整个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莫名其妙地一个人就会跑到另一个人的房间里，说出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说完就冷了场，谁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冷场，而是觉得就不想再说了，然后再回到自己房间。现在想想那些没头没脑的感叹，好像句句都是精妙的诗。

好日子总算有了点儿眉目。一明带了个不错的消息回来，他师兄接到了一批活儿，编一套书，他替我和沙袖各争取了一本。刚听到消息我心里还打鼓，我能编书？沙袖眼睛瞪得更大，她坚持认为这辈子只有读书的份儿。一明说没问题，他研一时干过，很简单，基本不太过脑子，只在网上搜一搜，把相关资料删减拼贴一下，一本书半个月就搞定了。这在北京不叫编书，叫攒书，就像组装电脑叫攒机子一样。最要紧的，只要合同签了，当场就可以拿到百分之二十五的稿费，按照正常价格，这百分之二十五意味着两千块钱左右。也就是说，一本书，半个月，能挣个小一万。一万，什么概念啊，听了都口水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