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诽谤”短信
头部严重受伤的菊园社区居民蔡伯祥经过医生的全力抢救,终于脱离危险,昏迷近一周后,恢复了意识。经得医生的同意,刘全指示办案干警抓紧了解案发经过。
通过老人时断时续的讲述,办案干警基本掌握了案情。
那日,蔡伯祥和往常一样推着三轮车在离家不远的街上叫卖烤白薯,发现一个中年男人老跟着自己。那男人身材壮实,衣衫破旧,神色悲愁。看样子又不像乞丐。晚饭时间快到了,蔡伯祥推着车回到家门口,发现那男人还跟着。便问:“大兄弟,你是不是饿了?”那人点点头,又摇摇头,吞吞吐吐地说:“老伯,我想学你的手艺。”原来如此,热情好客的蔡伯祥就把他带到了家里,还吩咐老伴多煮些饭,留他吃饭。那人对烤白薯很感兴趣,问了很多问题,但一听说购置全套设备需要一千多元钱时,那人神色便黯然了。蔡伯祥招呼他吃饭,转身为他盛饭的时候,突然后脑受到重重一击,眼前一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根据蔡伯祥的描述,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在办案人员脑中逐渐清晰起来:大脑袋,短头发,胡须拉碴,壮实有力,四十来岁,操榆江口音。技术人员画了像,在全市车站、宾馆、工地、收费站等四处张贴,请知情者提供线索。
刘全紧锁多日的眉头终于稍稍松开。
但是,接踵而来的一条短信息又搅得他坐卧不宁。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短信息呢?
就像桃色新闻,或者说像当年的抽屉文学,一夜之间,这条短信息在多数人的手机间互相转发。观者有的心领神会,暗暗发笑;有的感觉无聊,一删了之;有的却如坐针毡,暴跳如雷。孙德灿就是最愤怒、最上火的那一位,因为,短信首先就影射了他:
“《沁园春。叹川南》
孙猴胡闹,伟哥脓包,牛魔开道。看今日川南,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四包两停,天下滑稽,敢问如来有无招。更哪堪,百姓愁拆迁,几多苦恼。
“月黑风高,江湖宵小大行其道。叹菊园社区,将夷平地,粉饰虚华,官僚叫好。平头布衣,哭诉无门,落得囹圄十日熬。可悲矣,当以人为本,不要乱搞。”
“孙猴”自然暗指孙德灿,“伟哥”说的是赵伟国,“牛魔”则是最近表现活跃的牛清谷。整条短信含讥带讽,笔锋辛辣,直指菊园社区拆迁、四包两停政策及孙金贵被抓等事件。
“刘全,这是一条**裸攻击、诽谤、侮辱区委领导的反动短信,面目极其可憎,用心极其险恶,影响极其恶劣!必须彻底调查,揪出始作俑者及传播者,严惩不贷!这是政治任务,你必须全力以赴!给你三天时间,三天!”孙德灿对着电话咆哮。
强压之下,刘全只好布置警力开展调查。
不断有人被叫到公安局讯问:短信是谁发给你的,你又发给了什么人,你发送短信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天,就有四五十人接受了讯问。
第二天,又有二十来人接受了讯问。
最终,始作俑者指向一个人:杨一鸣。
第三天下午,公安干警敲开杨一鸣单身宿舍的门时。杨一鸣头发蓬松、衣衫不整,趿拉着一双拖鞋,睡眼惺忪,一身酒气,迷迷糊糊地打开门。冰冷的手铐铐上他的手腕,他一下子清醒了,拼命挣扎:“为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罪?”但不由分说,就被塞进警车,押到公安局。
从下午审讯到晚上八点,办案人员始终没能从杨一鸣嘴里挖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杨一鸣承认短信是他写的,但死死咬定只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并非攻击某个人。
刘全将调查情况向孙德灿作了汇报。孙德灿一听又是杨一鸣,火冒三丈,当即命令刘全以涉嫌诽谤罪将杨一鸣刑拘。
刘全有点为难,想了想,尽量用平缓的语气说:“孙书记,这个诽谤罪呢,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一般由被害人提起自诉,也可以公诉,但公诉必须是危害特别严重的。”
“杨一鸣的危害还不够严重吗?他散布谣言,全盘否定区委、区政府工作,什么‘月黑风高,江湖宵小大行其道’,这是对整个川南领导干部队伍的恶毒污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放在以前,这是反革命罪,明白吧。你就按我说的办,马上刑拘。这也是伟国同志的意见。”
次日,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将杨一鸣刑事拘留,押至川南区看守所。
高墙内的杨一鸣悲愤难抑,他实在想不通,酒后草拟的一条短信,竟然将自己送进了牢房。宋江酒后题反诗遭牢狱之灾。清朝书生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招致血雨腥风文字狱。张志新说出真话惨遭割喉。这些想想都可笑可叹的历史悲剧难道要在自己身上重演?
内心愁苦煎熬,身体也遭受摧残。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与一批穷凶极恶的抢劫犯、强奸犯、盗窃犯关押在一起,一拨又一拨的“规矩”折磨得他痛不欲生。
更大的痛苦来自于对亲人的思念。他被抓进来时,姐夫孙金贵还在拘留所,姐姐整日以泪洗面,现在自己也身陷囹圄,不知可怜的姐姐究竟怎样了,更不知乡下体弱多病的老父亲会不会经受得了儿子、女婿双双进监牢的打击。这些天,他没有丝毫来自外界的消息,污浊的空气、一张张扭曲的脸、牢房里经宵不灭的灯,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对自由的渴望就像一条剧毒的蛇,没有白天没有黑夜地吞噬着他的心。
继杨一鸣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之后,又一大批没有按期完成“四包”责任的干部职工被停职停薪。高压之下,菊园社区的居民一个接一个无奈地在拆迁协议书上签字。
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余震的案头上,关于控诉“四包两停”和菊园社区拆迁的信件几天之内迅速增多。余震认真阅读了每一封来信,脸色越来越凝重。他觉得,这事情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得向郝旭成好好汇报汇报。但是,从心底来讲,对郝旭成,他的判断是模糊的,或者说是矛盾的。这些年来,他见多了郝旭成在李之年面前的软弱,至于郝旭成最近的变化,到底是政治作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拿不准。他多希望,一眼就能看透一个真实的人;他多希望,站在对面的人,嘴里说的就是心里想的,不要那么复杂,不要那么肮脏。他也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人心不可测,一如海水不可量。但无论如何,也要向郝旭成汇报,只有说出自己的想法,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他的支持。
来到郝旭成的办公室,只见郝旭成埋头在一堆文件夹里,黑白相杂的头发在蓝色文件夹的衬托下十分醒目。
“是老余啊,请坐请坐。小魏,小魏呢?——快给余书记泡杯茶。”郝旭成拿下眼镜,揉了揉眼睛,朝眼镜哈口气,拿棉布擦擦,又戴上了。
“郝书记,你这么忙,我还是等会儿再来吧。”
“老余,坐嘛,”郝旭成站起来,走到沙发前,把秘书小魏泡好的茶往余震面前推了推,说,“老伙计,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好好聊聊。”
余震不是爱兜圈子的人,也不喜欢说虚话客套话,于是开门见山地问:“郝书记,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有关川南区菊园社区拆迁的一些反映?”
郝旭成指着办公桌,说:“好几封信呢。老余,你有什么看法呢?”
“我当初反对拆迁,就是怕这么多群众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安置工作做不好,会出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