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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大撤退的卓越组织者（第1页）

胜利大撤退的卓越组织者

尽管周恩来自己决心在重庆坚持到最后，但作为中共领导人，作为大后方中共组织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他仍精心部署了一部分工作人员和党外进步人士的撤退。

当时需要撤退的人很多，《新华日报》原有工作人员200多人，就要撤退一半以上。除去南方局下属的一些工作人员及地下党员外，需要撤退的还有一些共产党外的进步人士。在那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撤退，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

因此，周恩来不仅对撤退工作进行了周密细致的部署，他还亲自审查名册，推敲每一个细节。对于就地疏散的人员，他要认真了解他们的经历、特长和短处，疏散的去向，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到达落脚点的证明，甚至遇到盘查时的答话，逐一询问，随时提出他所发现的漏洞和改进意见。对有条件通过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统治区找到职业，甚至进入国民党军队、政府及其党部机关工作的，他还要对他们反复叮嘱，说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们注意“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教育他们在复杂的环境中要“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那些日子里，周恩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开会，有时连续开几个晚上。或者是上半夜改稿子，写文章，下半夜作审查撤退人员的工作。一个一个地审查下来，往往要忙到第二天清晨。这时，他简单洗一下脸，便又匆匆进城去会客了。

当时在《新华日报》和南方局文委工作的翻译家戈宝权回忆说，周恩来亲自布置疏散工作，“细致得不得了”。考虑到戈宝权搞翻译工作，需要接触外文报刊书籍，周恩来特地安排他撤退到香港去，并且嘱咐说：

“你买好了衣服，穿给我看看。”

戈宝权走之前，到曾家岩50号去，把买的一套衣衫穿给周恩来看。周恩来看后说好，又仔细地叮咛说：

“路上不要戴眼镜，以防人家看出你是个知识分子。”

作家沙汀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过书，又随贺龙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到过抗日前线采访，到重庆后，担任南方局与文艺家之间的联络工作，属于上了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人。当他决定撤回在川西的故乡安县去隐蔽后，到曾家岩50号去向南方局文化组长徐冰汇报。徐冰详细地问起了他在家乡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当地的政治情况，然后催促说：

“决定了，就赶快动身吧！因为你们老不动身，恩来同志这一向觉都睡不好啊！”

作家胡风本来不愿意撤走，他愤激地对周恩来说：

“国民党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正应该在重庆和他顶，他如捕人，就会更加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

周恩来对他说，撤退固然是为了保存干部，但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积极意义，就是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耐心地说服了胡风。

对胡风一家人的去向，周恩来也作了细心的考虑。胡风的妻子梅志想去延安，不仅因为想到革命环境去过新生活，还因为到了延安，他们的两个孩子就可以进托儿所，她也可以工作，胡风就不必为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发愁了。但胡风因为与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主管中共全党文化工作的周扬曾有过不愉快的矛盾，心存顾虑（不久前周扬来函邀他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就被他拒绝了），便说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

周恩来同胡风谈话时，问他到延安去好不好，他说：

“当然好啊！”

但周恩来考虑了一下，仍说：

“还是到香港去吧。”

胡风下一次去曾家岩50号时，周恩来给了他一张七星岗莫斯科餐厅某职员去香港办货的假旅行证明，还吩咐他，到柳州后找何家槐，以取得沿途上的照应。到香港后听从廖承志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