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丈夫
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想到过会去写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学》工作的小姑杨晓敏从河南回来,拿了瓶杜康酒找我们,说是那里一位青年作者送给她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读过,可又怎能平白受酒?丈夫却不间缘由早已收下,可见是“好酒之徒”。
晓敏告诉我,他们的刊物想约写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找人来采访,东盘西问,会把夫妻间的私事都套得去大做文章,多别扭,还不如自己写,竟神差鬼使地应了这篇稿。真有些后悔,拿起笔无从落,太熟悉的人反而觉得没啥好写。然而是非写不可的了,为了那远方的朋友,也为了那杜康酒。
有一天,几个文友突然上我家吃饭,我爱人开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个痛快。他这人从小便这样,自家再珍爱的东西也舍得拿出来“共产”,家中的阿婆叫他“憨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听他父亲说,这名字是为了悼念两位烈士而取的,两位烈士名叫钱毅、胡捷,一个在敌人扫**时被杀害,一个在攻城中被抱火击中。父亲曾作赠儿诗一首,日:“……苏北敌后赓战急,携子漂海归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长大成人要杀敌……”并有小序:深夜忆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那时,毅捷在黄山茶林场劳动,因为反对过张春桥,属“内控”对象。他父亲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被隔离。即使在那时,他们也能做出这般“豪言壮语”,父子两代都是理想主义者。
他的小名叫“小胖”,据说小时候壮实得可以,荣获合肥市儿童健康比赛第一名。可惜我没眼福观赏他那时的尊容,只见过几张模糊的照片,头大头发少,傻愣愣的,一副憨大样。如何现在就长成一米八○的大个了呢?高大,但并不见胖,头发竟变得又浓又密。我站在他身边,只及他胳肢窝,走在路上,倘若挽着手,熟人便笑话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亏如今时兴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弥补一些这样的悬殊。
他逢人总说,我和小鹰从摇篮里就开始谈恋爱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又一同上山下乡,一同上大学……
说得漂亮,在中学里你是团干部、三好学生,青年报上登过大照片,我认识你,你压根儿不认识我。
下乡时,你把头埋在你父亲最珍贵的藏书里,马、思、列、斯、鲁迅全集、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毛泽东选集……连女友陆华也很少说话,哪儿顾及上我这个“小妹妹”。
陆华她们十一个人在山洪暴发时,抢救木材牺牲,你把陆华和你的通信交给我,只身跳上木筏,冲出六十多里,找回了陆华的遗体。你把你喜爱的像章佩在她的身上,却因此成了“反革命。”他们批判你,我冲上台哭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那时,你还时时躲着我,远离集体独自在荒凉的山顶琉伐毛竹林。你远避我,不和我说话,我又对着你哭喊,“不,我偏要和你说话。”
也许,从那时你才“注意”了我……
陈祖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当代青年》,叙述他考大学―研究生―留学生的经过,读一年半大学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国留学,在美国又是一年半获了硕士学位。有了这般的“三级跳”,许多人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他只是爱读书,他并没有很大“野心”,是个普通的人。
最初从农场回上海,他在传染病院当炊事员,我以为他会怨气冲天,他却干得卖力,乐呵呵的。后来又当采样工,采集水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还别出心裁,怕水样不全面,潜到水底取水样。也许因为这些,他又调到卫生局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他又异想天开地想为民排优解难,认真得近乎迂腐。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他会在那些信里埋一辈子的。他终究抵挡不住读书的吸引力,他考上了上海师院历史系,随即又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再后又赴美留学去了。
他在美国读书,我们曾经通过六次长途电话,三分钟,三十八元七角人民币,或者十三美元。爱情比钞票价值高得多。隔着大洋,时差十几个小时,有时我下午挂电话,他那儿是半夜里,话筒里他的声音非常清醒。
“喂,把你从梦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里,我还没睡呢,在做PaPer……”
我这才知道他读书读得艰难,每天都要到凌晨二、三点才睡。两年来,经常的伙食是熟泡面和三明治。他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又瘦又黑,简直比在黄山茶林场砍柴开荒时还苍老,叫人难以相信他是从被许多人想象成天堂般的美国回来的。
“我在那儿是拚命。”他说。他必须取得最优秀成绩以获得最高助教金,他规定自己要在两年之内完成学业,结果是花了一年半时间取得硕士学位的。他到餐馆里千了两个月的零工攒了一些钱,便开始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当他返回祖国,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身无分文,连贴身穿的短裤汗衫都替换不下来了。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替他买短裤汗衫。不过,他带回的东西够多了,有二十八箱书籍,单寄费就花了三百多美元。还有一千多张幻灯片,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回国时,过海关,海关检查人员看看他的护照,问。“回来探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