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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统治 一家庭与生平（第1页）

第一节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统治一、家庭与生平

玛丽亚·特蕾西亚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六世的长女。如前面提到，皇帝卡尔六世早在自己28岁正当年轻的时候，就于1713年4月19日颁布了一份《国事诏书》，宣布如无男嗣，女性有权继承哈布斯堡家族的产业，目的在于维护奥地利世袭领地的完整和不可分割性。1740年10月20日，卡尔六世去世，23岁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了哈布斯堡家族产业，成为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女王和匈牙利女王。1745年，她的丈夫弗兰茨·斯蒂芬（FranzStephan，1708—1765）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兰茨一世（FranzⅠ，1708—1765，1745—1765年在位）。根据自1014年以来的传统，玛丽亚·特蕾西亚本人虽然没有行过加冕礼，但仍然是合法的神圣罗马帝国女皇，或者说享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地位。1765年，弗兰茨一世去世以后，她的长子继任皇帝，称约瑟夫二世。在任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及约瑟夫二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为奥地利开辟了通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玛丽亚·特蕾西亚共有姊妹四人，长兄和小妹妹幼时夭折，大妹妹24岁时因难产而殁。身为皇帝的女儿，玛丽亚·特蕾西亚很幸运地可以自由恋爱，17岁与客居父皇宫中的表哥、洛林公爵弗兰茨·斯蒂芬终成眷属。这位表哥的祖母与她的祖父是亲姊妹，就是皇帝费迪南德三世（FerdinandⅢ，1608—1657，1637—1657年在位）的儿子和女儿。这位表兄得以迎娶表妹的条件是，必须放弃1729年起继承的洛林公爵的爵位，必须受任托斯卡纳大公（1737—1765年在位）。婚后，这对夫妻生育了16个孩子：十女六男。其中有六个在十几岁之前就去世了，另有两个因获得高级圣职而不得结婚，还有一个坚守独身，终生不嫁。除此之外的其他七个孩子都通过婚姻成为女皇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与法国波旁家族关系的筹码。她的最小的女儿玛丽·安托内特（MarieAe，1755—1793）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世（LouisⅩⅥ，1754—1793，1774—1793年在位）的王后，并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与国王一起被革命者斩首。

概括说，玛丽亚·特蕾西亚留给后人的是奥地利国母的形象。她支撑哈布斯堡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大厦和兴办国立基础学校，与相夫教子同步而行；她在国内推行全面改革和在国外进行卫土夺权的战争，与持家护院同样对待。玛丽亚·特蕾西亚是一位宽容贤德的妻子。虽然丈夫不乏寻花问柳的绯闻，但她始终与之相亲相爱。48岁时丈夫去世，从此至终，一直都是黑衣丧服，满怀哀念。她也是一位慈爱细致的母亲。众多子女环绕身边，从男孩射猎到女孩编织，她无不亲自过问，悉心教导。身为哈布斯堡皇族的首脑，她理顺了帝国与王朝的关系。作为奥地利国家的君主，她明确了王国为臣民谋求安全和福利的基本目标。虽然她反对启蒙运动，但是她采取了许多属于开明专制的统治措施；虽然她坚守天主教的信仰传统，但是她反对教会对于国家主权的限制，尽可能地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虽然她不了解天赋人权、宇宙秩序等当时的前沿学术成就，但是她支持维也纳大学的科研活动，推动教育改革，鼓励传播对国家有用的知识。因此，不属于开明专制君主的玛丽亚·特蕾西亚为她的后继者奠定了实行开明专制措施的基础。

与其竞争对手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相对照，玛丽亚·特蕾西亚一生中几乎没有走出皇宫或王宫，几乎没有接触那个时代先进的思想和思想家。她不是以军队统帅的姿态在战场上与她的对手作战，也不是以外交家的面貌出现在欧洲国际舞台之上，更不是以经济决策人的面目巡游在全国各地。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通过与她相反的做法，弗里德里希二世塑造了自己的形象。可以明确地说，在军事方面，特别在为了维权的、持续八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玛丽亚·特蕾西亚每年都在怀孕和生育，但她是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在外交方面，在逆转外交阵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为儿女的婚姻劳心费神，但她是灵活并运筹帷幄的外交家；在经济方面，在重商主义浪潮中，她在不断地考虑减肥，不让体重增加，但她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人。无论如何，权大势强的奥地利女皇没有失去女人的追求。

二、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继承战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任期间主要进行了三次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1740—1748年）、七年战争（1756—1763年）和巴伐利亚继承战争（DerbayerischeErbf，1778—1779年）。战争期间，她充分表现了一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

（一）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10月20日，正当怀着第四个孩子、即后来的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的父亲、皇帝卡尔六世因误食毒蘑菇去世。之后，不到两个月，在12月16日，普鲁士军队开进了奥地利的经济大省西里西亚。普鲁士进军的理由是实现霍亨索伦家族对于历史遗留土地的占有，而实际上是上任不久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了自己强兵富国而乘人之危。面对年轻的女继承人，哈布斯堡王朝的确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因为先皇的《国事诏书》不能够保证玛丽亚·特蕾西亚对于哈布斯堡皇族产业的合法继承。

早在1713年制定了《国事诏书》之后，卡尔六世皇帝就特别关注欧洲各大政权的态度和立场。1720—1724年，哈布斯堡家族所属的主要领地，如匈牙利、齐本彪根和波希米亚等都明确表示支持哈布斯堡家族在没有直接的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由女性继承人替代。稍后，在1726年和172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也两次表态，承认奥地利的续统办法。后来，波兰-萨克森在1733年、法国在1735年以及英国在1739年，尽管不太明确但也都可以使人感到，它们不反对（支持）卡尔六世颁布的家族法规。然而，卡尔六世的突然去世使形势出现了逆转，不利于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女继承人的因素迅速凸显。

一方面，哈布斯堡皇族中出现了有继承权的“另一位女性”。具体说，卡尔六世是从他的哥哥、皇帝约瑟夫一世（JosefⅠ，1678—1711，1705—1711年在位）那里继承的皇位。他去世了，皇位“应该”还给哥哥。就是说，如果女性可以继承家族产业，那么此时继承哈布斯堡皇位的应该是哥哥的女儿，而不是弟弟的。哥哥约瑟夫一世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AugustⅠ，1670—1733，1694—1733年在位）和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KarlAlbrecht，1697—1745）。凭借皇族血脉，并根据邦国实力，这两位选帝侯夫人都有权力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虽然，哥哥的长女玛丽亚·约瑟法（MariaJosepha，1699—1757）宣布放弃对于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权，但是幼女玛丽亚·阿玛利亚（MariaAmalia，1701—1756）并没有放弃。当然，在卡尔六世颁布的《国事诏书》中明确规定他自己的女儿优先继承。如此一来，在他去世的时候有两位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女性继承人：一位是哥哥的幼女、巴伐利亚选帝侯夫人，另一位是弟弟的长女、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西亚。因此，出于不同的利益要求，欧洲不同的政权就有可能围绕着巴伐利亚的玛丽亚·阿玛利亚和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继承皇位问题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承认“另一位女性”、哥哥的女儿玛丽亚·阿玛利亚继承家业，就意味着违背对于《国事诏书》的承诺。

另一方面，在皇族继承事务中出现了“另外的文件”。具体说，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莱希特不是以玛丽亚·阿玛利亚丈夫的身份，而是以哈布斯堡近亲的资格，与玛丽亚·特蕾西亚争夺哈布斯堡的产业。他提供的证据，一个是来自皇帝费迪南德一世于1543年发布的遗嘱，另一个是1546年在雷根斯堡帝国议会上确定的婚约：即皇帝将自己的长女嫁给巴伐利亚公爵的继承人阿尔布莱希特（Albrecht，1528—1579）。阿尔布莱希特出身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er）。据此，当费迪南德一世和他的皇兄卡尔五世嫡系绝嗣时，出自费迪南德一世长女的、维特尔斯巴赫的后代便有权继承皇位。现在，1740年，皇帝卡尔六世去世了，没有留下男嗣，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布莱希特就是理由最充分的合法继承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从来没有女人，玛丽亚·特蕾西亚无权继承哈布斯堡王朝。这种说法由于普鲁士的重视而引起欧洲列强的重视。因为如果承认“另外的文件”，《国事诏书》就保护不了玛丽亚·特蕾西亚，所以弗里德里希二世趁机站了出来，提出以割让西里西亚的部分土地给普鲁士为条件，“保护”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合法继承权。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人，玛丽亚·特蕾西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普鲁士国王的“保护”。于是，如前述，普鲁士的军队开进了西里西亚。

此外，在欧洲国际事务中还出现了旨在瓜分奥地利的同盟。具体说，普鲁士军队在西里西亚的胜利进军鼓励四个欧洲政权对奥地利提出了土地要求：一是巴伐利亚，它想要波希米亚和上奥地利以及蒂罗尔；二是萨克森，它想要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一部分；三是法国，它想要奥地利所属的尼德兰；四是西班牙，它想要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属地。而此时的奥地利军队刚刚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1733—1735）和俄奥对土耳其战争（Russisch-sterreichischerTürkenkrieg，1737—1739）这两场战争中证明了自己的软弱无力。玛丽亚·特蕾西亚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机。根本不懂军事的、更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皇，必须调动军队，迎接虎视眈眈的敌人，捍卫自己的领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爆发。

1741年9月，玛丽亚·特蕾西亚抱着七个月大的儿子出现在普雷斯堡。在这里，她宣誓就任匈牙利国王，并以女王的身份召开等级议会，保证贵族的传统特权，并呼唤她的臣民，派出将领和士兵，保卫女王和女王怀中的、未来的国王。结果是，包括大约二万匈牙利士兵在内的奥地利军队投入战场，开始反攻，不仅很快收复了部分失地，攻入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而且顶住了普鲁士的进攻。1743年及以后，几大因素的介入更使得战争朝着有利于奥地利的方向发展：（1）英国的介入战争和调停。以英国为首组建了有荷兰参加的“国事军”，在对法国的战役中获胜，并且英国牵头成立了有撒丁王国（Knigreiien，1239—1861）参加的“援奥同盟”，在西线对抗法国军队；（2）萨克森由反奥转向反普，在北部拉开了强有力的对普鲁士作战的阵营；（3）巴伐利亚选帝侯在法国的支持下做了皇帝卡尔七世以后，失道寡助，失去了普遍的同情心，并且在位两年就猝死皇座，而他的儿子公开宣布放弃继承帝位，承认《国事诏书》；（4）俄国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准备与英国一起以武力支持奥地利。

基于以上形势，玛丽亚·特蕾西亚这位没有出现在战场上的战争鼓动者，发起了对普鲁士的全面反攻。然而，战场上的情况并不能依顺宫廷里的意志转移。面对普鲁士的军事强势，面对法国的扩张霸气，面对英国的均势政策，特别是卡尔七世去世后，丈夫弗兰茨·斯蒂芬成功地当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位称弗兰茨一世，玛丽亚·特蕾西亚认为战争应该结束了。1748年10月，在德国的亚琛城，战争双方签订了《亚琛和约》（FriedenvonAa）。玛丽亚·特蕾西亚以割让西里西亚以及在意大利的三块领地为代价，保住了自己对家族产业的继承权，同时通过与丈夫的洛林家族的合一而开始了哈布斯堡洛林王朝（Dynastiev-Len），从而保住了家族的帝国产业。

（二）七年战争

经过八年抗战，玛丽亚·特蕾西亚终于保住了她的家族继承权，但是她失去了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拥有二百余年的西里西亚。不仅如此，家族的两块重要飞地，一块在波希米亚，另一块在意大利北部，都时刻有失去的危险，因为觊觎这两个地区的分别是军事强国普鲁士和正在扩张势头上的法国。更有甚者，英国，这个奥地利的盟友，现在与普鲁士这一奥地利的强敌，于1756年1月16日商定《威斯敏斯特协定》（Koioer），缔结了同盟。双方商定，英国将帮助普鲁士抗击进入德国的任何外国军队，如抗击俄国军队，普鲁士将帮助英国保护其汉诺威领地免受包括法国军队在内的任何外国军队的侵犯。对于玛丽亚·特蕾西亚来说，英普联盟不仅意味着英国人背叛了她，而且表明普鲁士增加了实力，如虎添翼。奥地利成为普鲁士嘴边待嚼的肥羊。由此，当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率军进入萨克森、矛头直指奥地利的时候，不是军队统帅的女王再一次调动军队，进入所谓的七年战争。

实际上，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到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八年和平时间里，玛丽亚·特蕾西亚就已经在进行积极并公开的军备，为收复西里西亚做准备。一方面，她以女王的优雅华姿不断地巡视军队营地，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到匈牙利、奥地利，意在激发官兵们古老的、尊崇女王的骑士精神。为此，列支敦士登亲王约瑟夫·温策尔（JosefWenzelⅠ，1696—1772）无偿地为女王装备了一支炮兵部队。另一方面，她以自己的名字设立了军事荣誉勋章，意在激发将士们热血男儿的、英雄的荣誉感，在接下来的战争中担任全军元帅的L。J。道恩伯爵（L。J。GrafvonDaun，1705—1766）就曾获得女王的大十字勋章，功绩卓著。另外，她还以自己的名字建立了一所军事学院——特蕾西亚军事学院，意在集中数学、工程、地理和历史专家，为将来的战争提供科学咨询，并训练年轻的贵族军官，使之具备优良的、战场上的指挥能力。奥地利女王的备战意图和军事运输引起普鲁士国王的警惕。据此，弗里德里希二世明确地感到，西里西亚并没有真正地到手。1756年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派出使者，提出条件，要求奥地利保证短期内不进攻普鲁士。但是特蕾西亚女王拒绝任何条件，并表示重整军备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和平，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危。玛丽亚·特蕾西亚强调自己拥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1756年8月29日，普鲁士的军队进入萨克森，很快占领德累斯顿，并打败了女王从波希米亚调来的援军。七年战争爆发。战争期间，玛丽亚·特蕾西亚先后授权两个人率领和指挥奥地利的军队，一位是她的小叔子洛林的卡尔（KarlA。ven，1712—1780），另一位就是获得大十字勋章的L。J。道恩伯爵。

洛林的卡尔于1736年随着他的哥哥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结婚的队伍来到维也纳，从此开始为帝国服务。在1738—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他以皇家卫兵队长的军衔带兵打仗，胜仗不多。1740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打响以后，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军队元帅。作为奥地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洛林的卡尔于1745年两次被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的普鲁士军队打败：一次在6月的霍亨弗里德贝格战役（SchlachtbeiH）中，另一次在9月的索尔战役（SchlachtbeiSoor）的战场上。虽然如此，玛丽亚·特蕾西亚仍然任用他为总司令，指挥奥地利的军队。然而，在1757年的罗伊腾战役（SchlachtbeiLeuthen）中，洛林的卡尔再一次败给了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女王授予他大十字勋章，表彰他虽没有功劳却有苦劳，同时任命L。J。冯·道恩伯爵替换他的元帅职务。1761年，洛林的卡尔被拥戴为条顿骑士团（Deuts）的团长。

L。J。冯·道恩伯爵的父亲是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统帅，他13岁就开始随父从军上战场。在1733—1735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年轻的道恩伯爵获得上校军衔；在1737—1739年的俄奥对土耳其战争中升为少将。接着，在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道恩伯爵继续升迁，成为中将。在八年战争间歇期，他按照女王的旨意，加紧军备，落实军队改革，主持玛丽亚·特蕾西亚战争科学院的建立（1751年），并于1754年再次获得提升，军衔是陆军元帅。七年战争爆发后，冯·道恩伯爵奉命率军将普鲁士的军队赶出波希米亚。1757年6月18日，在科林，奥地利大获全胜，打破了普鲁士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道恩伯爵因此而成为第一个获得玛丽亚·特蕾西亚大十字勋章的人。接着，在1757年12月5日，在洛林的卡尔败于罗伊腾战役后，女王任命冯·道恩取代卡尔，担任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后来，因为在1760年的托尔郜战役（SchlachtbeiTau）中受伤，道恩被送回维也纳，但直到1763年战争结束，冯·道恩伯爵都是奥地利军队的总司令。1762年，道恩伯爵被任命为帝国最高战争委员会（Hsrat）的首席大臣。

虽然在战场上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面貌与军队统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形象没有可比性，但是，她与后者同样是七年战争的核心人物。这不仅是指女王对于战争进程的密切关注和对于军事统帅的直接调遣，而且指她对于战争结果的关键性影响。经过七年惨烈的战争，在1763年2月15日签订停战的《胡伯图斯堡和约》（Friedeusburg）的时候，她最终没有收复西里西亚，并制止了政府中出现的再次收复这块失地的念头。皇储和首相等宫廷重要人物都主张坚决收复这块奥地利君主国的富庶地区。另外，她争取到普鲁士国王对于她的长子约瑟夫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并保住了奥属尼德兰。奥属尼德兰本来是允诺给波旁家族的法国和西班牙的，以报答它们参加奥地利一方作战。现在，普鲁士在战场上的胜利暂时冲淡了波旁与哈布斯堡两大家族的均沾利益。

（三）巴伐利亚继承战争

玛丽亚·特蕾西亚在晚年病重的时候，经历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战争，即巴伐利亚继承战争。这场战争很符合她的不上战场的战争主导人的形象。

1777年12月30日，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无嗣而终。按照家族继承法，血亲最近的继承人是普法尔茨选帝侯、普法尔茨苏尔茨巴赫公爵卡尔·提奥多尔（KarlTheodor，1724—1799）。然而，在就任的第一天，他就必须考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提议。皇帝提议与他进行一桩买卖：皇帝用前奥地利和一笔巨款换购他的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且不说这笔买卖是否划算或公平，只说皇帝暗示的所谓帝国均势政策就没有给这位新任选帝侯考虑的余地。三十余年来，具体说从1740年起，通过占领西里西亚，普鲁士扩大了领地，成为欧洲强国，打破了帝国内部的势力均衡。如果普法尔茨与巴伐利亚合成一体，领地扩大，难免在帝国中出现新的、将类似于或不亚于普鲁士的欧洲强权。因此，身为皇帝的约瑟夫二世有责任和义务制止出现这种将进一步削弱帝国、使帝国权力进一步失衡的现象。这是之一。之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曾经欺负哈布斯堡家族无男性继承人，曾经与之争夺皇冠，现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绝了后，正好给了哈布斯堡人复仇的机会。显然，除了同意皇帝的建议，卡尔·提奥多尔没有其他选择。很快地，在1778年1月3日，皇帝与选帝侯在维也纳签订了交换条约。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蕾西亚对此保持沉默，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却没有沉默。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声音代表了大多数德意志邦君的愿望。根据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许多德意志邦君都有权得到部分遗产：不仅仅卡尔·提奥多尔可以继承，包括霍亨索伦家族在内的其他邦君也都从中有份。不仅如此，普鲁士与大多数邦国都不愿意看到奥地利成为德意志的超级大国。带着这些愿望，弗里德里希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进行交涉，要求女皇重新考虑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女王继续沉默。于是，在皇帝主持下的奥地利军队开进巴伐利亚六个月之后，普鲁士于7月3日向奥地利宣战。第三天，即7月5日，普鲁士与萨克森联军开进了奥地利所属的波希米亚。巴伐利亚继承战争由此爆发。

巴伐利亚继承战争是一场没有真正战场、没有决定性战役的战争。战争期间，双方军队都在为寻求给养而努力。当时的部队给养主要是土豆，所以这次战争也被称为“土豆战争”（DerKart）。玛丽亚·特蕾西亚曾经给弗里德里希二世写过信，商议放弃摆开战场的事。因此，虽然最终双方没有交战，但还是于1779年5月13日在波兰南部的泰森签订了停战和约。《泰森和约》（FriedenvonTes）确定，奥地利得到巴伐利亚的因河地区，即从帕骚到萨尔茨堡的北部边界的广大区域；普鲁士得到两个边地伯爵领地，即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和勃兰登堡拜伊罗特；萨克森从卡尔·提奥多尔那里得到六百万古尔登（Gulden），作为对失去产业自主权的补偿。对于巴伐利亚，《和约》承认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继承法规，并确认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选帝侯资格合一。

玛丽亚·特蕾西亚去世以后，约瑟夫二世再次提出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1785年，皇帝与卡尔·提奥多尔达成协议，用奥属尼德兰交换整个巴伐利亚。根据这一协议，尼德兰与普法尔茨、与莱茵河下游的两个公国于利希和贝格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勃艮第王国”（KnigreiBurgund），由卡尔·提奥多尔做国王，而将巴伐利亚并入奥地利。对于卡尔·提奥多尔来说，这不是一个坏主意。理由有二：一是普法尔茨是他的祖地，以此为统治中心最为适宜，而且尼德兰就在近处，而巴伐利亚相距太远；二是他长期居住在曼海姆，老树挪根，53岁以后才移居慕尼黑，不仅他自己感到处处不适，而且当地人民也对他少有好感。所以，他同意皇帝提出的交换条件。此时，年老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再一次提出抗议。如果说，上一次巴伐利亚的继承问题，使他有借口占领巴伐利亚的土地，那么，这一次巴伐利亚的交换问题，使普鲁士国王有机会组织“诸侯同盟”（Fürstenbund），凭以削弱皇帝的势力，阻止奥地利借皇帝之力独霸德意志。面对由13个邦国组成的“诸侯同盟”，约瑟夫二世果然失去皇权应有的支撑，失去了调动一支能够与普鲁士抗衡的军队的基础。可见，玛丽亚·特蕾西亚那种不上战场的战争指挥者的形象是无可模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