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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文学手册（第1页）

独家文学手册

三个圈　经典就读三个圈　导读解读样样全

导读在荒诞中弃绝希望，挺身反抗

张博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

背景、体裁与前期准备

在1941年2月21日的一则笔记中，加缪这样写道：“完笔西西弗。三荒诞完成。自由之发端。”[1]所谓“三荒诞”，分别指加缪构思于1937年、完成于1940年的小说《局外人》，构思于1937年、初稿完成于1941年的戏剧《卡利古拉》[2]以及构思于1936年、完成于1941年的随笔《西西弗神话》。在加缪的最初构想中，这三部体裁各异的作品可以在“荒诞”这一共同主题下形成三位一体，从不同侧面、以不同方式切入荒诞。加缪在1940年春写给他的文学启蒙导师让·格勒尼耶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很久以来我一直在着手草创这样一部作品，它会延续很多年并且要用不同的形式表现……今天也许还没有做到，但已经接近了，无论对或不对。我因此下了许多功夫并且已经有了不少进展（一出已完笔的戏剧，一本写了四分之三的小说和一部完成一半的随笔——三者论述同一主题）。”[3]在加缪的构思中，“三荒诞”其实从属于“一部作品”，三者密不可分，因此加缪希望三者能够被读者同时了解，正如1941年5月加缪的文坛长辈帕斯卡尔·皮亚给加缪的一封回信中提到的：“我刚刚赶紧知会了让·波朗，说你有三部手稿准备发表，以及你坚持，如果可能的话，将它们同时发表。”[4]由此亦可看出，“三荒诞”之间在思想性上的亲缘关系。读者在阅读《西西弗神话》的同时，亦值得对《局外人》和《卡利古拉》加以关注，以此更全面地把握加缪的创作意图。

作为“三荒诞”的收官之作，《西西弗神话》哲理随笔的形式比小说和戏剧更加系统地表达了加缪对荒诞的定义与认知，可以视为加缪关于荒诞的一次系统性梳理，而非仅仅是对《局外人》或《卡利古拉》的某种注解或阐释。在他1939年10月写给日后的第二任妻子弗朗西娜·福尔的一封信中，加缪这样写道：“之前我从我的小说写起，我最近开始着手的是我的随笔。它对我而言比小说成熟得多。”[5]

不过，这部在加缪自己心中比《局外人》“成熟得多”的随笔却并不那么易于进入。首先需要理解的是，这部作品的体裁是随笔，在法语中称之为“essai”。在加缪的私人信件中，每每提及《西西弗神话》，他一贯以“随笔”代称。在书籍正标题之下，加缪更明确使用了“Essaisurl’absurde”[6]（关于荒诞的随笔）这一表述，正式定义了这部作品的文体。随笔在法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语调自由随和，内容更加个人化和抒情，往往具备思想性但并不以体系化的方式呈现。其中最知名的范例，便是蒙田的《随笔集》。自1931年以来，伽利玛出版社专门新设了一个名为“散文”的作品系列[7]，其中许多文本都成为加缪的阅读资源。《西西弗神话》正是“散文”文丛中的第十二本。1939年2月，在一封致让·格勒尼耶的信中，加缪写道：“我正在为我关于荒诞的随笔努力着。我不再打算把它做成一篇学术论文。这将是一部个人化的成果。”[8]所以，不能把《西西弗神话》视为一部纯粹的学术思辨，必须充分体认其中的个体性与加缪的个人化风格。随笔中涉及的许多荒诞经验直接来自加缪的人生：险些致命的肺结核、第一次婚姻的彻底失败、从小熟知的底层社会等，这都让他充分体验到内在欲求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间隔。而加缪在随笔后半部分论述的诸种“荒诞人”，亦即那些能够对荒诞保持清醒意识同时继续行动之人，包括唐璜、演员、征服者与创造者，也都与他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所以，《西西弗神话》首先是一次加缪的自我诊断与自我梳理，他想知道自己何以为生，可以有何作为，最终从这一个人化的视角出发泛化至人类的普遍经验。

同时，《西西弗神话》虽非纯粹的学术著作，又不完全是一部直抒胸臆的作品，其中既有加缪私密的生命经验，又夹杂着许多他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体验与思考，构成一个颇为庞杂的互文体系。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版《阿尔贝·加缪全集》关于《西西弗神话》的注释中提到：

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加缪所偏爱的作家——马尔罗、普鲁斯特、麦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等——能够如何启发他对“荒诞性”的思索，1936年5月，他计划就此写作一部“哲理性作品”。1938年12月，工地似乎依然敞开；加缪记录了他的阅读文本：克尔凯郭尔的《论绝望》（由克努德·菲尔洛夫与让-雅克·加图翻译，1932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读了乔治·古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代趋势》（富杭出版社，1930年）一书的作者。在大学里，勒内·普瓦里耶似乎曾引导加缪接触了胡塞尔、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让·格勒尼耶，他的高中哲学老师与思想导师，促使他加深了对帕斯卡尔、圣奥古斯丁、普罗提诺、舍斯托夫的理解，舍斯托夫是俄国哲学家，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阐释者，著有《死亡之启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1923年出版法译）以及《钥匙的统治》（1928年出版法译）。加缪对存在哲学的研究在1938年到1940年得到了深化；他还阅读了，例如蕾切尔·贝斯巴洛夫的《进展与抉择》（1938），书中谈及马尔罗、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克尔凯郭尔以及“舍斯托夫面对尼采”。[9]

从这段注解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加缪在文学与哲学方面的阅读准备颇为庞杂，思想资源也颇为丰富；另一方面，对于他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到的诸多哲学家，除了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这类已经有部分著作得到法译的思想家，其他诸如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加缪的阅读经验其实相对有限，更多时候仅仅是通过诸如《德国哲学的当代趋势》这类介绍性读本获得浮光掠影的印象，却又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展开个人化的解读。这也就难怪萨特在《西西弗神话》出版不久后善意地揶揄道：“加缪先生不无卖弄地引用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的文段，却似乎并非始终理解正确。”[10]作为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受过系统训练，能够阅读德语原文并且在柏林做过专门进修的哲学家，萨特的评价其实一针见血。要知道，在加缪书写《西西弗神话》的时代，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甚至尚未译成法文（加缪去世后的1964年才出现了第一个完整法译本），虽然译有一本《什么是形而上学》，却远远不能代表海德格尔庞大的思想体系，而加缪并不能像萨特一样直接阅读原典[11]。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加缪当时对海德格尔的认知中，存在误读的成分，不宜对其论述过于较真。不过，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对这些哲人的评价，其本质并非试图厘清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身，而是借题发挥，谈论加缪自己的所思所想。用加缪自己的话说，他的目标也不是要去书写一部当代德国哲学史，而是“论述一种在这个世纪四处可见的荒诞感受，而非一种确切说来我们的时代尚不了解的荒诞哲学。因此，出于一种基本的诚实，首先需要指出，它受惠于一系列当代思想”。“受惠”一词，充分指明了这些思想资源对加缪的意义。用中国古人的话说，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是利用这些经典文本进行自我阐释，哪怕是误读甚至故意曲解。因此，重点不是去分析加缪对德国当代哲学的理解是否深入到位，而是加缪以这些思想资源为引，究竟勾连出他自己的哪些思路。在此，笔者将顺着加缪随笔中的写作顺序，分析其中的逻辑思路与文本意涵。

题词与引言

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题词中，加缪引用了一句古希腊诗人品达的诗句，李玉民教授将其译作“吾魂哟勿求永生，但尽人事之可能”。这文采斐然的译笔也许略显晦涩。如果把加缪使用的法语译文直译过来，意思是“哦我的灵魂，不向往永恒的生命，而去竭尽可能性的领域。”（?moname，n’aspirepasàlavieimmortelle，maisépuiselechampdupossible。）加缪的这句引文直接点明了全书的根本诉求：他试图描述与思考的，不是永生与不朽，而是有限生命中的此世价值，是如何尽一切可能最大限度地经历生活。重点在于人类有死的生命，在于当下的生存以及对彼岸或来生的抗拒。这段题词为全书打下了一个根本性基调。

紧接着，在正文开始前的引言中，加缪开宗明义地提出：“荒诞，迄今为止，一直被当作结论，而在这部论著中，则视为出发点。”这一论点与其青年时代的思想一脉相承[12]。他在1938年对萨特《恶心》的书评中便已经写道：“确认生命的荒诞性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13]换句话说，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的目的不会停留于归纳荒诞的种种表象，而是要将其视为一个思考的起点，继而从中得出具体的生活行为准则。

《荒诞与自杀》

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加缪进入了《西西弗神话》正文的论述，并提出了全书中的第一个系列问题：如果生活是荒诞的，是否应该自杀？自杀，能否视为对荒诞的有效解决方式？否认生活的意义，是否意味着生活不再值得经历，是否应该在对某种彼岸的希望中安身避祸？正如加缪自己所说，“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加缪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本质上都是属于伦理学范畴的问题，关注的是人活于世究竟应该如何生存。讨论自杀，不是沉迷于自杀本身，而是指向生存的意义。而自杀，恰恰是生存或者毁灭这一问题中最为极端的一种情况。以自杀作为切入点，便把生命中必然遭遇的荒诞感可能导致的结果置于最紧迫的视阈中。加缪完全取消了社会学、心理学层面上对于自杀问题的探讨，而是将其引向对个人生命意识的深入思索。面对荒诞，生活是否还能拥有意义？意义为何？如何获取？这便是加缪在全书第一章第一节《荒诞与自杀》中尝试提出的问题。

《荒诞与自杀》的主要思路不难把握，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加缪对所谓“希望”的抗拒——“闪避死亡成为本文的第三主题，即希望。希望另一种必须‘值得’的人生，或者像那些弄虚作假的人，他们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超越生活，把生活崇高化的伟大思想：这种弄虚作假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同时也背叛了人生。”熟悉加缪生平经历的读者也许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1946年，加缪将其在伽利玛出版社主编的第一套丛书取名为“希望文丛”，其中的开卷之作便是勒内·夏尔的《修普诺斯散记》。短短几年之间，“希望”一词的褒贬在加缪笔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如何理解？在《西西弗神话》中，“希望”为何呈现贬义？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加缪更早期的文字中得到回答。1937年加缪曾在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

从蠢动着人性之恶的潘多拉魔盒中，希腊人曾让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后飞出，视其为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动人的象征。因为“希望”，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等同于顺从。而生活，恰恰是不顺从。[14]

在这段叙述中，加缪改写了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潘多拉的故事[15]，“希望”不再是潘多拉魔盒中唯一未能飞出之物，而变成了最后飞出之物——“希腊人曾让希望在其他一切之后飞出”（lesGretsortirl’espoiraprèstouslesautres），意指希望亦飞了出去，这与原本的潘多拉神话并不吻合。但正是这一改写透露出加缪的真实想法：古希腊人未必认为“希望”是“所有事物中最可怕的一件”，持这一看法的正是加缪本人。加缪认为希望把之前的一切灾难合理化，这才是最可怕、最终极的灾难，他反对为了某种缥缈的希望而甘心与正身处其中的生活境遇妥协。加缪此处的“希望”特指这样一种状态：人们觉得未来终究会自然变好，所以停止一切当下的行动，在停滞中默默等待那个美好希望的自发实现，并且忍受一切不堪忍受的现实，换句话说，人们为了一个对未来的愿景而牺牲了当下的生活与行动。加缪写完这篇散文时的1937年，也正是他开始构思《西西弗神话》的时间，在他当时写作的一系列散文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此类“希望”的论述：

在恐怖与沉默之间，清醒地确认一种不含希望的死亡。[16]

面对希望与色彩的死亡，我确信，当抵达生命尽头的时候，那些配得上“人”这一称呼的人必将再次寻获这青春时的促膝长谈，否认他们过去的某些想法，并恢复古人面对命运时目光中闪耀的纯真与诚实。[17]

在这片天空上方，没有任何蛊惑人心的神明曾勾画希望或赎罪的标记。[18]

从这些被凝固在永恒线条上的脸颊中，他们以希望为代价彻底驱除了精神的诅咒。因为身体无视希望，它只懂得血液的奔流。[19]

在这一系列“希望”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类似于彼岸与来世的宗教意义——现实中的苦难无关紧要，因为还有神所允诺的来生。这正是加缪竭力抗拒的内容。《西西弗神话》中的“希望”，也完全承袭自此。加缪在起始处便接受了尼采的判断：上帝死了，最高价值已经自行贬黜。而加缪要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一前提下，人类究竟应该如何行事，如何重建属于人类的尊严。这也回应了开篇品达的那句题词：“哦我的灵魂，不向往永恒的生命，而去竭尽可能性的领域。”所以上文提及的这类“希望”，在加缪眼中完全不可接受，它非但不是对荒诞的逃离，反而是对荒诞的臣服。而在“二战”后，加缪之所以将其主编的丛书定名为“希望文丛”，是因为这里的“希望”特指为了一个美好未来的实现而在当下努力行动，从而让那个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成为可能，就像勒内·夏尔手执武器英勇战斗直至解放的黎明到来。在这个意义上，《鼠疫》正是对此种新希望的书写[20]。简而言之，加缪对“希望”一词进行了重新定义，从对生活的不顺从引发人类当下的行动，而非把一切寄托于来世或者某种至高存在，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两个“希望”，在加缪笔下是同一个词汇（l’espoir），但在不同的语境中意义完全相反，究其本质便是如何面对当下的生活，是将其牺牲还是亲手把握。这也是《西西弗神话》中反复探讨的内容。

《荒诞之壁》

在接下来的第二节《荒诞之壁》中，加缪描述并分析了荒诞感如何在生活中出现并如墙壁般将人类围困。加缪对荒诞的发现与感悟，首先来自最普遍平凡的日常生活：

有时候，布景会坍塌。起床，乘电车，在办公室或工厂干四小时，吃饭，乘电车，再干四小时，吃饭，睡觉，而且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全是同样的节奏，大部分时间里，这条路走得相当顺畅。不过有一天，突然萌生“为什么”的疑问，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开始了”，这很关键。一种机械生活的行止，到头来就是厌倦，但是厌倦也同时开启了意识的活动。厌倦唤醒了意识，并且挑起了一系列状况。一系列状况就是不自觉地回顾生活链条，换言之，这是最终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