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小说网

导读 鼠疫决定性的进步（第1页）

导读：《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张博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

1947年，当《鼠疫》在法国正式出版之时，加缪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任何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他关于鼠疫的全部病理细节，无不来源于医学文本与历史资料中的二手经验。他在小说的筹备阶段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和研读颇下过一番苦功，这最终使他的相关措辞与描述显得极为专业。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令他恍若身在现场。他的笔触遍及官僚、记者、医生、病患以及民众，他们或悲壮或卑微，或可敬或可笑，或理智或疯狂，或为公益或为私利。加缪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互相推诿，什么人在担起职责；什么人在钳制舆论，什么人在启发民智；什么人在传播谣言，什么人在澄清事实；什么人在畏葸逃避，什么人在前线奋战；什么人不顾他人安危肆意妄为，什么人以生命为代价发出预警。加缪试图证明：众生喧哗之中，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甚至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这些伟大逆行者的背影中，加缪为我们展现了人性之光的高贵与璀璨，并且告诉我们，“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1]。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过，如果我们想更细致深入地理解《鼠疫》本身，就必须回溯小说创作伊始的时空处境，了解加缪写作时的人生经验。《鼠疫》的诞生依托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认知这段历史是我们研读这部小说的第一步。

《鼠疫》的诞生：历史与象征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鼠疫》相关文献中，保存着几份珍贵的小说草稿。其中一份编号为N。a。fr。25248的手稿是现存诸份草稿中的最早版本[2]。在其扉页上留有加缪的手迹：“《鼠疫》（初始状态42年8月至43年9月）。”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撇开更早期的确立意向、罗列大纲和收集资料，加缪正式展开《鼠疫》初稿的创作，应不晚于1942年8月；同时，另有一份编号为N。a。fr。25250的打字稿，则是加缪对以上初版的大改，被作家本人视作草稿第二版[3]。在稿件的结尾处，加缪标明了它的写作时间：“1942—1946”。这一完稿时间距离交付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已颇为接近。事实上，加缪对《鼠疫》的修改一直持续到1947年小说出版前的最后一刻，乃至在正式付印前的校样中加缪依然在对小说的开头结尾进行调整。而他在动笔之前的准备期也同样可以追溯得更远。在加缪的《手记》中，第一条与《鼠疫》直接相关的记录书写于1941年4月：

4月。第二个系列。

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

鼠疫或意外事件（小说）。

这则笔记为我们标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1941年4月，加缪决定创作一部以鼠疫为主题的小说。这一写作意向在这一时刻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1941年法国已经在纳粹的兵锋下投降，包括巴黎在内的北方国土全部沦为敌占区，仅剩维希政府在南方苟延残喘。也正是在这一年，加缪在友人介绍下加入了抵抗运动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刊出版工作。所以，时代、环境与经历对于加缪此次创作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笔记中提出的“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与加缪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这则寥寥数语的笔记还蕴藏着丰富的意涵。不仅“鼠疫”一词作为小说的主题首次出现，这则笔记更包含着加缪重要的创作纲领。“第二个系列”这一提法，一方面暗示了当时刚完成不久的《局外人》（完成于1940年）、《西西弗斯神话》（完成于1941年）、《卡里古拉》（初版完成于1941年）为加缪心中的“第一个系列”[4]，更充分说明，在加缪构思《鼠疫》的最初时刻，脑海中已经产生了“系列”意识：他即将创作的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系列作品。加缪为这个系列最初构想了一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之后还将进一步扩展，最终形成“反抗系列”（包括小说《鼠疫》、戏剧《戒严》和论文《反抗者》）。而“反抗”这一关键词在这里已经出现：“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表面上看，“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在此仅仅用以描述《布杰约维采》（亦即日后的《误会》）这部戏剧的主旨，但是，既然加缪在此将戏剧与小说视作同一“系列”框架下的姊妹篇，这一对戏剧主旨的描述无疑可以被小说所共享。事实上，相比于日后被加缪修改得面目全非最终更接近于荒诞主题的《误会》，“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这一主旨反而在《鼠疫》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从1941年确立意向，到1942年正式动笔，直至1947年小说付印前最终修订完毕，在加缪无数次调整和改动中，“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得到了不断深入和强化。与此同时，法国历史也在这段时间经受着剧烈的动**：从1940年法国战败后北方沦陷以及自由法国在本土之外建立与维希政府形成对抗，到1942年整个南部自由区被德军侵占，再到1944年盟军反攻后法国全境逐步解放，及至1945年纳粹战败欧洲战事终结，最后到1947年东西方阵营之间铁幕形成，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在地平线远端若隐若现。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下，加缪本人的经历同样波澜起伏：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他曾试图参军入伍，但糟糕的身体状况令他无法胜任，不过很快，他投入了本土抵抗运动中，并最终成为《战斗报》的主笔，以文字唤醒全民的斗志，不但完整见证了法国沦陷期间的至暗时刻，更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与他的战友们不懈反抗直至解放到来，而在短暂的欢庆之后，加缪警惕的目光很快便投向了那张渐渐升起的铁幕，对人与人、国与国、阵营与阵营间的隔阂与敌意忧心不已。这段经历深切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

《鼠疫》不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总结，它的写作过程与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加缪的个人经历是同步、共时的。加缪留下的那些被无数次涂改的草稿足以说明，他对《鼠疫》的创作远非一蹴而就。而在这些大面积改动中，除了文风、结构等艺术方面的考量，历史的激烈变动带给加缪的经验也在不断逼促他调整自己的叙述，多次调整大纲，删改人物，更改情节。小说与现实的联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浮现[5]。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5250号打字稿第85页上，加缪留下了一处笔误，把“鼠疫”直接写成了“战争”。这一无意识的错误在校样中得到了更正，但这足以说明，在加缪的潜意识中，“鼠疫”与“战争”是一组同义词。在小说最终定版后，这一同义关系依然在细节处得到了保留，只是进行了更和缓的处理。在小说第一部分，当“鼠疫”一词第一次被宣之于口时，加缪评论道：“世界上发生过鼠疫的次数与战争同样多。然而面对鼠疫和战争，人们永远不知所措。”人类遭遇的灾祸何其多，发生饥荒、旱涝甚至地震的次数也绝不少于战争。但加缪唯独把鼠疫与战争并置，这一方面暗示了鼠疫在小说中不应被视作天灾，而和战争一样属于人祸；另一方面亦明示了鼠疫与战争当时在加缪心中的同质性。

纳粹入侵法国的战争是《鼠疫》无可回避的背景。《鼠疫》的诞生天然依托于这段历史。我曾经提到：“《局外人》所设定的情境，恰恰是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必将经历的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何加缪在谈到《局外人》时会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因为默尔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隐喻，这种以寻常历史时期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轻易地与遥远时空之外的读者对话并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这一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布置，越发使得‘荒诞’显得如此避无可避，因为它无须特定的历史时机激发，而是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处奔逃。”[6]与《局外人》“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这一背景相对，《鼠疫》的故事中可谓充满历史的痕迹：一开始，鼠疫暴发导致奥兰全城封锁；接着，越来越多的人集合起来以各自的方式与疾病斗争；最后，鼠疫被战胜，城市解禁，外地遥远的亲人归来。这一条故事主线几乎可以与法国的沦陷、抗战和解放进行最简单直白的对接。加缪本人对此亦毫不讳言，他在1955年致罗兰·巴特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

《鼠疫》，尽管我希望它能够从多种意义上得到阅读，却拥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内容：欧洲抵抗运动对抗纳粹的斗争。其证明就是，尽管没有说出这个敌人的名字，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所有人都能认出它来。另外，《鼠疫》中的一个长章曾于敌占时期发表在一本战斗刊物上……《鼠疫》在某种意义上，远大于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但毫无疑问，它不会比这更少。

加缪的这一自辩足以说明《鼠疫》与历史的紧密关系。在《鼠疫》呈现其他意义之前，它首先是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它一目了然的内容是“欧洲抵抗运动对抗纳粹的斗争”，这是小说初始的基本点。因此，20世纪40年代真实发生的纳粹侵略战争与抵抗运动，是《鼠疫》诞生时不可或缺的时空元素，也是理解这部小说时必不可少的背景内容。《鼠疫》涉及纳粹的暴行，涉及法国沦陷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以及在法国沦陷背景下加缪作为抵抗者真实的个人经历。这是一部在历史车轮中诞生，并且回**着历史回声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这一点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依然有了解的必要。

与此同时，加缪致罗兰·巴特公开信中的这段话还透露出与上文完全相异的内容：加缪“希望它能够从多种意义上得到阅读”，“《鼠疫》远大于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换句话说，加缪希望《鼠疫》有能力超越历史，走向更宽阔的普遍性。于是，《局外人》中日常生活的隐喻所带来的扩展力量并没有被《鼠疫》排斥，历史性与普遍性在这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辩证。对于这部诞生自历史情境中的作品，加缪在修改过程中的目的之一恰恰是淡化过于具体明确的历史语境。在一则1945年的笔记中，加缪写下了这样一系列对小说情节的构思：

鼠疫。“不要夸大任何事，”塔鲁说，“存在鼠疫，必须抵御它，而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说真的，这实在微不足道，而且无论如何它什么也证明不了。”

机场对于建立定期配给而言离城太远。人们仅仅发送空投包裹。

塔鲁死后，收到通告里厄夫人死讯的电报。

鼠疫顺着一年四季的顺序发展。它有它的春天，那时它生根发芽，有它的夏天和秋天等等……

对比小说的最终版本可以确认，这些构思大多得到了落实，唯独关于“空投包裹”的情节完全消失了。理由很简单，这一细节过于直接地让人想起战争期间盟军对法国抵抗者游击队的补给方式。这类近乎抵抗运动标志的细节最终在小说成书过程中被删去了，以此避免读者一一对应式的联想，把这部小说过度简化为一部单纯的关于法国抵抗运动的编年史。《鼠疫》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今天依然能把它当作一本属于当下的作品加以阅读。

加缪在《鼠疫》中的叙事策略也在去历史化方面多有着力。从小说开篇，加缪就打造了一处不起眼的故事发生地——奥兰。一座毫无特色的、寻常的商业城市，甚至鼠疫在这座城市的发生，都显得像是某种偶然或意外。也正因为它缺乏特色，所以能够被地球上大多数现代城市替换，由此抵达了一种普遍性的日常。这一设计的目的，显然和《局外人》一样，是要让小说向日常生活的普遍性靠拢，去增加读者的“共情”——这是一个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城市发生的故事，包括读者身处之地，甚至他阅读小说的当下。

小说的叙事者也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加缪从一开始就把叙事者刻意描绘为一位近乎中立的历史学者，而在小说结尾终于透露，这位叙事者正是贝尔纳·里厄大夫——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之一。也就是说，里厄大夫在整部小说中始终在以“他”的身份讲述着一个“我”的故事。小说中有两个里厄：一个是在鼠疫中亲身奋战的里厄，另一个是在鼠疫后回顾总结的里厄。从小说的叙事逻辑来说，里厄大夫在经历了鼠疫中发生的一切之后，以一种更客观的目光回顾整个事件，最终记录下这段历史。在记录过程中，曾经作为参与者和见证者的自己，转化成一个第三人称的“他”，一个“我”之外的被观察对象，近似一个陌生人。在叙述中叙事者丝毫没有利用事后得来的全知视角，完全保留了在鼠疫中奋战的里厄当时的迷茫、疑惑和对未来的担忧。这是一种刻意而为的间距，以此增加一重冷静的审视，让叙事者得以超越其个人经验，从而站在一个更普遍的视角对他之前的经历展开观察。

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叙事方式让他同样成为一个观察者，默默注视着里厄及其友人的行动，思考他们行动的意义，并且充分意识到自己观察者的身份。加缪在《局外人》中使用第一人称叙事[7]，其目的是读者能够主动代入默尔索这个角色，与他一同感受和行动。如果《局外人》是一座舞台，那么加缪试图让读者和默尔索一样成为演员；而如果《鼠疫》是另一座舞台，那么加缪试图让读者彻底成为观众，充分观察和思考舞台上众人的反抗及其意义。《鼠疫》中这一视角转换的发生可以带来相当复杂多样的意义，这里只谈其中一点：它淡化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过于直接的历史代入感，缩减了二战、纳粹与抵抗运动等具体的历史语境，更有可能将“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绝望乃至于世界之恶、人性之恶泛化到更加普遍状态[8]的生活处境。

加缪曾在谈及《局外人》时说，《局外人》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鼠疫》，我们可以说《鼠疫》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它一方面诞生自确切的历史语境，故事情节与诸多历史事件存在内在勾连；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挣脱过于具体的历史，成为一种对于人类生存境况的普遍性描述，成为一种象征。二者不但没有构成矛盾，反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辩证互动。这种成功的写法在加缪眼中有其先例，其典范就是加缪从年轻时便深表敬佩的美国大师赫尔曼·梅尔维尔的名著《白鲸》[9]。1952年，在一篇题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评论文章中，加缪这样写道：

然而它（《白鲸》）同样可以被视作人们想象所及最为惊心动魄的神话之一，关于人类与恶抗衡的战斗，同时基于不可抗拒的逻辑最终树立正义之人，首先去反抗神创之世和造物主，然后反抗他的同类和他本人……在梅尔维尔笔下，精神经验与表达和虚构保持平衡，并不断在其中找到它的血与肉。就像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尔维尔把他的诸多象征建筑在具体事物之上，而非梦境材料之中……他把神话铭刻在现实的厚度之内，而非想象力转瞬即逝的乌云里……在梅尔维尔笔下，象征来自现实，形象生于感知。这就是为何梅尔维尔从未与肉体或自然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