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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 导读 世间壮丽的这一天（第1页）

三个圈独家文学手册导读世间壮丽的这一天

作者：章乐天

（译有《责任的重负》、《开端：意图与方法》等。）

路上空无一人。这是一条微微上升的缓坡。梅尔索手里提着行李箱，走在尘世的晨光之中，他听着自己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行李箱把手发出的规律的嘎吱声，在这条寒冷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着。

那种扑面而来的酷，加缪式的酷，源于他笔下仿佛下意识地生成的一种标志性的矛盾结合—一方是感性的快乐体验；另一方是对人在冷漠宇宙之中的“存在性孤独”的认识。依靠着在阿尔及利亚的早年生活，加缪，这位“黑脚法国人”的后代，写出了他最著名的两部作品，即小说《局外人》（1942年初版）和《鼠疫》（1946年初版），而《快乐的死》这个小作品的完成时间比《局外人》还要早三年多。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缪对个人风格的初探，看到一种《局外人》的“准备动作”。

一、健康的人

这个动作里有加缪真实生命的无数痕迹，像绝大多数初学写作的年轻人一样，他把自己生活过的不多的年月作为“启动资金”。比如，在书中你可以看到两个地名：贝尔库，里昂街。那条街的93号公寓，就是加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全家的居所。在这个区，阿拉伯人和黑脚法国人并肩生活，此外还有来自地中海周边众多国家和地区的人，像意大利人、马耳他人、突尼斯人、希腊人、犹太人。“黑脚”（法语pied-noir）一词的来源，可能是地中海水手满是泥炭的脚，也可能是法国士兵的黑靴子，它指的是在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时期，在此地生活的一百万欧洲裔殖民者，其中绝大多数自然是法国人，其生活一般比较朴素，没有那种把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和穆斯林都踩在脚下的做派—至少加缪本人是这么个印象。

当《快乐的死》中贝尔库出现时，我们看到这里的人五方杂处，过着一种热汗蒸腾、身体气息十足的生活。可以参考加缪早期写的一则散文《运动》，其中记录了一场拳击赛的实况，对赛双方分别是一位法国海军士兵和一名奥兰当地的拳手，两人打得正酣，台下的观众是如此表现：

他们的嘘声里没有仇恨。观众们分成两边，似乎为了公平起见。但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顺着精力透支后的漠不关心而作的。如果法国人浮步不稳，如果奥兰人忘了不该打脑袋瓜子，他便会受到嘘声，但是一会儿喝彩声又代之而起。[1]

比赛进行到最后也难分胜负，于是按惯例进行抽签，法国人最终获胜，观众显然以本地人居多为由，认为裁判作弊。于是抗议之声四起，然而这时，“那水兵走上前去拥抱他的擂台对手，吮吸着他兄弟的汗水。这足以改变观众的看法，使他们又爆出喝彩。我的邻座不错，他叫道：他们不是蛮子”[2]。

这是个寓意深刻的情节，它表现出社区的某种和谐，人各有各的欲望和好胜心，却又能以一种古希腊式的身体审美去公平地欣赏别人的力量和长处。加缪一向特别强调身体健康这一点，在《快乐的死》中，主人公帕特里斯·梅尔索之所以能同时感受着大自然的美和它的冷漠、残酷，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个健康的人：因为健康，他才不需要乞求岁月温柔相待，也才会不惮于想象和思考死亡，也才能够在贝尔库的码头上，以一种轻松的心情“观赏”一个惨遭重伤的工人：

他们已经把伤者抬出来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弥漫着粉尘，嘴唇由于痛苦而发白，手肘上方断了的手臂就这么了无生气地任人处置。一截碎骨从皮肉中穿出，可怕的伤口淌着血。鲜血沿着手臂滚滚流下，一滴一滴落在发烫的石板上，发出细微的噼啪声，一阵青烟升腾起来。梅尔索怔怔地看着这血，一动不动……

他凝视着那个伤者，直到被一个同伴拉走，两人快跑了一段路后，又搭上了一辆卡车，随着路面的颠簸，他俩被震得晕乎乎的，却又笑得喘不过气来。这就是健康年轻人的特权，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是自找的，是对自己雄厚的本钱的认可。受伤的工人的样子越凄惨，能够快跑、能够扒车的梅尔索就越是强大。

在第一部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梅尔索所处的社会的日常景象：

夏天的港口充满了喧嚣和阳光。十一点半，太阳仿佛从中间开裂成了两半，沉沉的暑气压迫着码头堤岸。阿尔及尔商会的货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红色烟囱的货船正在装载一袋袋麦子。细密粉尘的芬芳与太阳炙烤出来的厚重沥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发着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着红色紧身衣的阿拉伯杂耍艺人在发烫的地面上不断转动着身体，阳光也在他们身后的海面上跃动着。

我们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一个加缪式的季节；我们看到了靠身体吃饭的杂耍人，看到了显得精力充沛的阳光，在海浪上炫耀着自己的灵活；我们还看到了茴香酒—阿尔及尔的标志性饮品，在十年后发表的《鼠疫》中，加缪就用城里重新飘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为鼠疫过去、社会恢复正常的写照……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在加缪写来都是“慷慨”的，正是这些激发他去猎取、去品尝活着的幸福和快乐。除此之外，玛尔特的肉体和容貌对梅尔索来说也是一种盛大的供应：“她走在他前面，笑靥如花，美得摄人心魄。”

二、被丰盈覆盖的贫穷的人

加缪以一场枪杀来为这篇小说开头：腿脚灵活有力的梅尔索，开枪打死了一个双腿被截的男人罗朗·扎格尔斯。你若事先读过《局外人》，必然会想到默尔索的杀人，然后感到两个杀人事件之间似同似异：同样是晴好的天气，同样是在一种整体算是悠闲的气氛下做出的一个极端“冷酷”的行为，默尔索很快就要受审，而梅尔索只是舌头发干，脑袋嗡嗡作响，身体有些发冷，并无其他的惩罚在等着他。

要到后来，我们才能逐渐得知这次杀人的缘由（这就明显区别于《局外人》中完全无因的杀人）。他好像是应被杀者的邀请杀死他的，这个人让梅尔索夺走他的性命，并拿走他的钱。残疾人扎格尔斯对梅尔索说的一番话，不像是加缪的典型风格：

人没有钱不可能快乐。就是这样。……我发现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种自命清高，他们总以为金钱不是快乐的基础。这很蠢，显然也是错误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懦弱的。……在几乎所有情况下，我们耗费生命去赚钱，但明明应该用钱来换取时间。这就是一直以来唯一让我感兴趣的问题。它很明确，很具体。

这些关于钱、幸福和时间的关系的论说固然有着哲理色彩，其中的焦虑却是简单浅白的：对一个拥有健康、相貌的年轻男人来说，要实现个人自由只剩最后一道障碍：贫穷。日后在加缪的其他作品里，贫穷没有得到过这样的强调，在《鼠疫》中，贫穷甚至是圣徒一样的人物塔鲁用来自我历练的选择，塔鲁告诉里厄医生，他因为不满检察官父亲判人死刑而离开了富裕的家，去过穷苦日子。

实际上，加缪是真正体会过穷苦的滋味的，在里昂大街，加缪一家人的住房条件差到了极点：在这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他和妈妈以及哥哥吕西安、他们的舅爷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洁工凯瑟琳·海伦共用三个房间、一个厨房和一个卫生间，楼里没有电，没有管道系统。加缪和哥哥、妈妈共住的房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穷是无法掩饰的。我们还可以从加缪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实的信息：他喜欢在一家阿拉伯人开的咖啡馆里坐很久，那里长时间空无一人，他会尽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须回家睡觉时，他不用开灯就能摸着黑上楼，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绊倒，他的手从来不敢碰栏杆，以免摸到过路的蟑螂。

《快乐的死》中写到一个箍桶匠卡多纳，也很像从加缪自己的生活里抽取出来的，他是“一个不喜欢待在家里的穷人”，因此总是选择咖啡馆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个“出入方便、华丽敞亮且随时欢迎他光临的家”，几家生机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热气蒸腾，“是对抗孤独的恐惧及其朦胧愿景的最后庇护所”。

加缪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中写到，自己从未从贝尔库艰辛、困厄的童年里恢复过来。可是《第一个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于我们读后，对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贫苦，而是某种带有诗意的“清寒”，是一个人为了充分体会外界的慷慨丰盈而必须付出的成本。他对贝尔库地区和阿尔及尔整个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写，都很容易让人忽略贫穷这一现实：里昂街非常宽阔，道路两旁栽种着无花果树，铺设着电车轨道。小街里店铺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们在街上玩棍子球，闹哄哄地在行人之间穿梭，跨过流浪狗和母鸡，小心别撞到各种小贩—一个“人间烟火”的丛集之地，“地气”充沛，永远热闹。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阿尔及尔平等开放的氛围吸引来了很多欧洲人在此活动，加缪认识很多艺术家、运动员、小店主。杂耍艺人和广大的工人都是穷的—不穷也不会去做体力劳动—但似乎并没有到赤贫的程度。虽然困厄但也随时会受到慷慨的补充：海滩和海水—并没有被少数有钱人圈起来独享，而是一视同仁地滋养荣华、抚慰穷困。不管你是高官子弟还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都能脱得赤条条地去领取免费的日光和空气。海滩上还有标准的海景舞厅，穷人家的街坊儿女可以在那里半日尽欢。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诺骨牌，咖啡馆里坐着喝薄荷茶的顾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着对比鲜明的服装走在同一条路上，至今如此。

加缪笔下丰盈的身体感受完全覆盖了对物质条件的顾虑。对地中海的爱简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随时携带，成为灵魂的背景。在《鼠疫》中，里厄医生一旦难忍城里的喧哗和焦虑，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只是暂避一时。文字中的加缪就死死地留在这暂时之中：活着若还值得继续，人就必须探求与世界融为一体，而这一点，只有当其在水中畅游或坐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时才能体会到。

三、两个无从幸福的人

在《快乐的死》中，我们看到加缪对此尚有根本的不满足—不满足于精神和体感上的丰盈，也不满足于物质上的贫穷；不满足于享有自己已经享有的，也不满足于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他托身于“帕特里斯·梅尔索”这个名字来确认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这个梅尔索—加缪的合体对自己的感知有着无穷的热情，他极度自恋，但这种自恋似乎基于想要打通人和他所处的世界之间那种天然的界隔的动机：

（杀人取钱后的梅尔索）他打了两个喷嚏，小山谷里响起回声，像是一种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飞越高。他的脚步有些蹒跚，便停了下来，深深吸了口气。从湛蓝的天际落下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它们嬉戏在满是雨水的叶子上、在小巷湿漉漉的石板上，它们飞向血红色瓦片做顶的屋舍，又振翅飞向刚才孕育了它们的湖泊。

这是加缪一直坚持的追问：人的活动究竟能赋予自然环境以怎样的意义？常人都不会想到的是，自然界并非为人类所准备，自然界可以壮丽、优雅、美好、凶暴，却不会回应人的赞美和惊骇。所以“与世界融为一体”的感觉也是不可靠的，不失为幻想；可是加缪却要在此追问，他要去想象，并用笔来让自然界里的事物尽量动起来，同时又不让其仅仅成为“触景伤情”里的“景”，或成为人的情绪的回音壁和应声虫，他那些事物是自顾自地动，以自己的节奏和逻辑。于是，所谓的“荒谬”（中文的“荒谬”一词用于描述加缪的观点终究是不够合适的，无数肤浅的理解来自望文生义）在此趋向于深刻，那“千千万万个小小的白色微笑”并不是回应梅尔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种莫名的起哄。

加缪显然还在摸索之中，浮夸的修辞是他为自己的“荒谬”的世界观定调的需要，他试图捏合感知敏锐的人物，始终对人物保持陌生的环境，他想在两者间实现一种频繁的周转：“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颜。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悦和鸟儿发出的不安的尖锐叫声，还有那漫溢的冷酷无情的光线都为这个早晨描绘出一张无辜又真实的脸庞。”这里浮现出的重点—“无辜又真实”，可以用到自然界里每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的确，外物都是真的，只有人是世故的，有着复杂的焦虑和不满，会掩饰，懂避讳，相对而言就太“假”了。追求真实的人，都会承认自己戴着假面，加缪就说过，只有在海水中或沙滩上，他才能把一张名叫“阿尔贝·加缪”的面具取下来。

残疾人扎格尔斯开着房门，为了让夺他性命的人进来。他房间的矮柜里，黑色手枪熠熠发亮，“宛如一只优雅的猫镇压着扎格尔斯的那个白色信封”—这个让人想起弗兰纳里·奥康纳那篇惊世骇俗的故事《好人难寻》中的杀人事件，加缪在后文里慢慢叙述其原委。半身残疾的扎格尔斯不肯赖活着，为此，他奇怪地把活着的意义寄托在了让年轻的梅尔索更好地活着上面：“梅尔索，拥有这副身躯，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乐地活着。”健全的人受到残疾人的祝福，这很合理，但是为了这种祝福，残疾人请健全的人枪杀自己并拿走自己的钱，这一点却怎么也难称是合理的。

这是加缪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则手记里写下的话，那时他正在写这本小说：

有价值或无价值。创造或无创造。在第一种情况中，一切都有正当理由。毫无例外，在第二种情况中是彻底的荒谬。剩下的就是选择最美的自杀方式：婚姻、四十小时工作制或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