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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的泪水（第1页）

流民的泪水

明朝中期，流民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携家带口，远离自己的家乡，跑到外面寻找栖身之所，就像雨中的浮萍一样，漂泊无靠，卑微可怜。当年朱元璋闹革命成功了，在全国推行户籍制度，每个人在哪个县哪个乡，都要登记好，不准自由迁徙。什么？你想到一线城市去发展？门都没有！乖乖在家里待着。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会有上百万的老百姓成群结队地逃走，任凭官府如何阻拦，就是收效甚微。面对滚滚人流，大明的地方官员傻眼了，人都跑光了，多如牛毛的赋税、徭役摊派给谁呀？没有财政收入、劳动力，官府如何运转，重要的工程谁去干苦力？另一方面，人员流入地的官员也慌张，突然拥入那么多流民，四面八方都有，会不会产生治安问题？同乡同族的会不会组织起来闹事？这些人连户口都没有，怎么管理？怎么找他们收税？

流民各地都有，为明朝基层统治带来了巨大挑战。收纳人数最多的，当属荆襄地区，准确来说，应该是今天湖北省的西北部，与河南、陕西交界的山区。三省交接的地方，官府的统治力量往往比较薄弱，又是山区，交通不便，有利于藏身。元朝末年，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后，下令把这里清空，禁止老百姓入内。当时战乱频繁，户口锐减，劳动力急缺，发展农业，当然是平原地区更方便，把山里的人迁出来，到平原上耕作，有利于发展农业，增加粮食产量。从政治角度看，山区容易成为敌对势力的根据地，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冷兵器时代，想要剿灭殊为不易，为了防止白莲教和陈友谅的残余势力进入这里，也需要采取封禁措施。

流民从哪里来

明知官府禁止，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民众来到这里？都说中国人安土重迁，这回怎么就能狠心离开家了呢？说多了都是泪，接下来让我们表一表流民的伤心往事。

明朝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的职业是农民，什么风流才子，那都是极少数人。在农村里，平时男耕女织，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不像现在有良种、化肥、农药，亩产普遍不高，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一家老少齐上阵，种出来的粮食也只够家人吃饱而已。官府会派人过来收税，本来就不富裕的收入，还要缴纳一部分给他们，此外，还要承担指派的徭役，就是干体力活，比如要修堤坝、修路、修桥、修宫殿等等，就要让每家每户出一个壮劳力，到工地干活。

这样的生产模式比较脆弱，抗风险能力很差，遇到天灾人祸，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是问题。天灾主要有旱灾、洪灾、蝗灾三种，一个地方，不可能年年风调雨顺，一旦大幅减产或者绝收，底层农户就有可能破产；人祸有官府的剥削，豪强势力的掠夺等等，即使是比较富裕的家庭，突然遇到疾病或意外事故丧失了劳动力，也可能会瞬间返贫。因为缺钱不得已变卖土地的，因为豪强逼迫不得已让出土地的，这些人失去了田产，还要缴纳赋税，重压之下，要么逃亡，要么给地主打工。因为豪门大户势力强劲，往往与官府多有勾结，隐瞒田数，每次交税，他们只交很少的一部分，而没关系没势力的农民，却要足额缴纳甚至多交，每次朝廷加税，最可怜的就是这些“韭菜”。等征发徭役了，地主家出点钱，雇人替他们去，贫农却无法推托，必须亲自前往，这样田里又少了劳动力，收入又要减少。有手有脚有胆量的人，可以逃走，官府见赋税总数少了，为了完成任务，只能把缺额摊派给没有逃亡的老实人，使得留下的百姓更加不堪重负。本来还可以勉强维持，谁承想逃亡的邻居越多，生活压力越大，最后自己也不得不跑了。官府的损招，无益于解决流民问题，反而扩大了流民规模，逼迫更多老百姓成为流民。

正统景泰以来，北方发生的自然灾害非常多，导致更多农民破产，背井离乡，踏上流浪之路。这在《明史》的《五行志》有记载，我们先看蝗灾的：

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四月，北畿、山东、河南蝗。五年夏，顺天、河间、真定、顺德、广平、应天、凤阳、淮安、开封、彰德、兖州蝗。六年夏，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广平、大名、淮安、凤阳蝗。秋，彰德、卫辉、开封、南阳、怀庆、太原、济南、东昌、青、莱、兖、登诸府及辽东广宁前、中屯二卫蝗。七年五月，顺天、广平、大名、河间、凤阳、开封、怀庆、河南蝗。八年夏，两畿蝗。十二年夏，保定、淮安、济南、开封、河南、彰德蝗。秋，永平、凤阳蝗。十三年七月，飞蝗蔽天。十四年夏，顺天、永平、济南、青州蝗。

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六月，宁国、安庆、池州蝗。七年五月，畿内蝗蝻延蔓。六月，淮安、扬州、凤阳大旱蝗。九月，应天及太平七府蝗。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七月，济南、杭州、嘉兴蝗。二年四月，济南、兖州、青州蝗。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七月，开封、彰德、卫辉蝗。九年六月，河间蝗。七月，真定蝗。八月，山东旱蝗。

再看洪水：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七月，应天大水，没民庐。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南畿、河南、山东、陕西、吉安、袁州俱大水。四年春夏，河连决沙湾。五年六月，扬州潮决高邮、宝应堤岸。七月，苏、松、淮、扬、庐、凤六府大水。八月，东、兖、济三府大水，河涨淹田。六年六月，开封、保定俱大水。闰六月，顺天大水，滦河泛溢，坏城垣民舍，河间、永平水患尤甚。武昌诸府江溢伤稼。七年六月，河决开封，河南、彰德田庐淹没。是岁，畿内、山东俱水。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夏，淮安、徐州、怀庆、卫辉俱大水，河决。三年六月，谷城、景陵襄水涌泛伤稼。四年夏，湖北江涨，淹没麦禾。北畿及开封、汝宁大水。七月，淮水决，没军民田庐。五年七月，河决开封土城，筑砖城御之。越三日，砖城亦溃，水深丈余。周王后宫及官民乘筏以避，城中死者无算。襄城水决城门，溺死甚众。崇明、嘉定、昆山、上海海潮冲决，溺死万二千五百余人。浙江亦大水。六年七月，淮安大水，潮溢，溺死盐丁千三百余人。七年七月，密云山水骤涨，军器、文卷、房屋俱没。

最后是旱灾：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畿辅、山东、河南旱。二年，陕西府四、卫九旱。三年，江西旱。四年，南北畿、河南及湖广府三，数月不雨。五年，山东、河南旱。六年，南畿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西、湖广府三十三、州卫十五皆旱。七年，湖广、浙江及南畿、江西、山西府十七旱。

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夏，两京不雨，杭州、宁波、金华、均州亦旱。三年，南北畿、浙江、湖广、江西、四川、广西、贵州旱。四年，济南、青州、登州、肇庆、桂林、甘肃诸府卫夏旱。五年，南畿府四、州一，及锦衣等卫连月旱，伤稼。七年，北畿旱。济南、青州、东昌、卫辉，自正月不雨至于四月。

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湖广、江西及南京十一卫旱。四年，两京春夏不雨。湖广、江西旱。六年，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府县卫多旱。八年，京畿连月不雨，运河水涸，顺德、真定、武昌俱旱。九年，彰德、卫辉、平阳旱。

一系列天灾人祸，使流民现象愈演愈烈，他们走向何方？荆襄地区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这里面积广阔，长期以来不允许百姓迁入，因此存在许多没有开发的土地，流民在此能够开辟农田，养家糊口。起伏的山峦有利于躲避官府缉拿，保护财产；数省交接的位置，朝廷的统治势力不强，三个省的长官，你推我，我推你，互相踢皮球，管控的效率也低了。到朱见深同志刚刚坐上领导岗位时，这里已经有了几十万流民。

老百姓不在老家待了，朝廷怎么办？朱元璋说：反了反了！竟然敢违背朝廷的命令，只要抓到流民，一律遣返回原籍，不得在外地滞留。这种办法是治标不治本的，逃亡必然事出有因，谁会无缘无故地离开自己的家乡。老朱说不管，反正你就得回去，赋税交不出来，徭役没人出，那是你的事！说穿了就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懒政。到明英宗正统年间，流民规模更加庞大了，日甚一日，朝廷没有办法，只好向现实低头，规定流民可以免掉处罚，罚了只能诱发暴动，得不偿失。如果愿意在迁入地就业、定居，可以发放户口；如果还是想回家，官府也不为难，免除以前拖欠的赋税。这样做还是有点人性，朝廷的宗旨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百姓无论流窜到什么地方，都要纳税，这是躲不掉的。

多年来，荆襄地区汇集了数十万流民，成分复杂，大部分人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实在是交不起官府的赋税，还有地主那数不清的驴打滚的账，因此逃难过来，就想解决一下生存问题，没有别的目的。还有的是逃役而来的，比如官府要你去边关打仗，怕死，不愿去，就跑到荆襄山区，和流民一起；还有的做生意破了产，为了躲避债主，也来这里避难。最恶劣的是犯罪分子和野心家，在老家杀了人，被官府通缉，在此亡命天涯。对官府不满的人，想发展自己的势力，取而代之，流民就是炮灰的重要来源，他们生活不如意，反抗的意识较强，不论是拉拢还是洗脑，都比较容易。渐渐地，这个流民聚集地就出现了治安问题，有人开始聚众闹事，让朝廷十分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