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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刘秀 史上最完美的开国皇帝（第1页）

光武帝刘秀：史上最完美的开国皇帝

从王莽执政末期开始，中国再次陷入了漫长的战乱中，最后的胜利者是重建汉王朝的东汉光武帝刘秀，但他打下来的江山，其实是一片烂摊子。

在从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的战乱中，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战乱，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在西汉帝国的旧都长安，城池周围甚至堆满了尸体，常年散发着腐臭的味道。

而更严重的是连年大规模的瘟疫。自从与匈奴开战以后，从草原上传来的各种瘟疫开始在中原大范围蔓延。当时的中医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超级病菌”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尤其是鼠疫，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死亡率最高的疾病。

除此之外，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对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还普遍采取观望不合作的态度，特别是当时富有声望的名门，几乎都多次拒绝过东汉政府的召见。

边境的问题也愈演愈烈，匈奴趁机侵扰边关，汉帝国的边防几乎是烽火连年。

内外交困的局面，就这样摆在了光武帝的面前。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开国皇帝，公元25年—公元57年在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拨乱之主。新莽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却有前朝血统的刘秀在家乡乘势起兵。公元25年，与绿林军公开决裂，于河北登基称帝。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后汉”，又称“东汉”。经过持续十数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先后平灭了更始、赤眉和关东、陇、蜀等诸多割据势力，使得自新莽末年以来分崩战乱近二十年的中国大地再次归于一统。他在位三十二年，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使东汉一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时代。谥号为光武，庙号世祖，葬于原陵。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与西汉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性格上有许多相同点，比如心机都很深。新朝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刘秀的两个哥哥也猴急着要造反，但刘秀沉得住气，反而总劝兄长们看看再说，直到确定天下必乱后，才和两个哥哥一起在家乡湖北枣阳举兵。另外，刘秀和刘邦一样，都有极强的克制力，刘秀的哥哥刘縯在诛灭王莽后，被绿林军领袖汉更始帝杀害。为避免猜忌，刘秀强忍悲痛，表面饮酒作乐，最终骗过了敌人。

而他和刘邦也有很多不同，最不同的就是他的风雅气度。在许多史书的记录中，刘秀是一个气质高贵、举止优雅的领袖，待人接物更是谦虚诚恳，与刘邦的“流氓样”可谓有天壤之别。所有投奔他的人，绝大多数都是被他的优雅气质所折服。另一个不同点，则是他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过人胆魄与出众的军事才能。比起刘邦被项羽打得仓皇逃命的情景，昆阳之战中，面对王莽的四十万大军，刘秀不屈不挠，仅率数千人发动进攻，居然一举得胜。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开国者，更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光武帝另一个被人称道的优点，就是他对待开国功臣的厚道。比起西汉大杀功臣，东汉的开国功臣们不但大多世代高官厚禄，甚至连他们曾经做过的点滴善举，光武帝都会记得。

开国功臣冯异早年跟随光武帝起兵时曾做过两件小事，一次是光武帝率军攻打盘踞邯郸的枭雄王朗，行至饶阳时突遇寒风，全军饥寒交迫，冯异主动出去找来了一些小米，为光武帝做了一顿热腾腾的米粥；另一次是部队行至南宫地区时，突然又遇暴雨，冯异冒雨找来了柴草，给光武帝烧了一顿暖烘烘的麦饭。后来冯异受命镇守关中，担心光武帝猜忌他，数次打报告请求调回都城洛阳。这时也有大臣上奏，说冯异在洛阳招兵买马，图谋造反。冯异回京述职的时候，光武帝笑盈盈地把这些奏章拿给冯异看，吓得冯异惶恐不已。但光武帝宽慰他说：“我怎么会怀疑你呢？当年饶阳的那顿米粥，南宫的那顿麦饭，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呢！”此后冯异为光武帝南征北战，立功无数，每次出征，光武帝都命冯异的家人和他一起随行，对他从无怀疑。

东汉在建国的时候，大体的国土面积与西汉差不多，国家以郡县作为地方政权，全国一共有一百零五个郡国。从地方区划的数目上看，东汉的地方郡县数量远远大于西汉，这正是为了分散地方的权力，保证中央对于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与此同时，汉武帝时期曾经临时设置的十三部刺史，被光武帝改革为常设机构。刺史负责监察州郡官员的行政事务，并且有领兵、发兵的权力，传统的地方州郡官员的权力已经被大大地削弱。同时，因为人口减少，光武帝在全国开始了“县城合并”运动，在全国裁撤了大批地方县城，将县城合并，以集合人口，全面进行恢复经济的工作。

东汉开国后的政治制度大多沿用西汉，而光武帝的独特政治创举，就是设立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光武帝时期，尚书的权力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丞。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六十二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力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比如参与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方互相牵制，光武帝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权威，光武帝可谓煞费苦心。

光武帝从西汉灭亡中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遏制外戚。在东汉开国早期，与外戚结交是官场重臣们碰不得的“高压线”。光武帝对付外戚的办法，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以换取外戚的行政权力。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光武帝收回。皇后阴丽华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光武帝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光武帝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光武帝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光武帝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

比起西汉晚期外戚的飞扬跋扈，光武帝时期的外戚很识趣。光武帝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家训。光武帝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地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

官员一旦和外戚往来过密，后果也往往会很严重。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光武帝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密，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光武帝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狱，之后在阴皇后的求情下才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揉沙子。

东汉开国，与西汉王朝最大的区别，就是光武帝选择了以儒治国。在官员的任用上，光武帝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光武帝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从小受儒生教育长大的他，对儒学更是非常热衷，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

光武帝不但热爱儒学，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经常争论不断，光武帝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儒家思想的主体。

光武帝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时期，光武帝的军队数量曾达到一百多万人，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光武帝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人，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光武帝在位时期，整个东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三十万左右，但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光武帝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整个东汉。

光武帝个人给人的最大印象就是他的宽厚平和。他称帝之后，有一次回乡，召见自己乡下的叔叔婶婶。这些老乡们喝多了酒，说话就随便起来了，他们乐呵呵地对光武帝说：“你从小什么都好，就是不计较小事，太厚道了。”光武帝听了果然也不计较，反而承认说：“吾治天下欲以柔道行之。”也就是说，儒家的“仁”道，就是他的治国方略。

但光武帝在位的时候也闹出过冤案。他喜欢大搞各种祭祀，并且颁布神化的图谶，来表达君权神授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即使许多他所信用的儒生，看法也不一样。比如有一次太中大夫郑兴进言，要光武帝不要迷信这些图谶，谁知厚道的光武帝却当场大怒，说：“你连这个都不研究，还怎么做大夫？”吓得郑兴当场认错，就怕被光武帝拉出去砍了。而当时另一个著名的儒家哲学家恒谭更有唯物主义思想，他一生都坚持儒家无神论，认为光武帝大搞祭祀与孔子的思想相悖，应该立刻停止。结果，本来深受光武帝信任的恒谭一下子被贬到六安做丞，在路上又莫名其妙地死掉了，有人说是“惊惧而死”，也有人说是死于暗害。

光武帝时期的休养生息政策，和汉高祖时期最大的不同，就是汉高祖“无为”，光武帝“有为”。汉高祖的“无为而治”，其实就是政府对经济不干预，听任经济自由缓慢发展。光武帝则不然，他采取的是政府集中力量，主动投资恢复发展经济的做法。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兴修水利，东汉初期是中国历史上水利工程数量比较多的时期。同时光武帝还通过计划建设的方式，大力扩展农业经济带。在荆州、襄樊等地区设立农区，招抚流民前来耕种，荆襄地区也就因此而发展起来，成为重要的产粮区之一。三国时期，荆襄之所以有如此富庶的人口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和光武帝时期开始的开发华中地区的政策很有关系。

光武帝执政时期的工商业，和西汉时期也大不相同，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化，即由官府设立手工业作坊，包括冶炼、纺织、制盐、土建等产业，都以官府的“国营企业”为主。但比起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高度垄断，东汉并没有禁止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相反是允许其发展，只是让官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吸取汉武帝时代盐铁官营的负面教训。东汉这一时期的手工业国营企业有明确的考工令，即用法律手段规范产品的质量，这就保证了手工业的效率。东汉手工业国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锐减，民间经济破坏严重，私人资本根本没有力量投入手工业。由国家来主持手工业的制造和运营，等于是用政府手段来掌控经济，无论是对于尽快组织生产恢复经济，还是为国家增加财政收入，都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到光武帝统治的后期，东汉经济也已经繁荣初现，史载当时“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以至于“天下安平”。这段时期，就是中国历史上又一著名的中兴时期——“光武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