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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清东陵（第2页）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总兵旺保禄创建了分段防守之法，将内火道以南、前圈的天台山以北分为八段，限定界址，以镇标两营干总、把总十五员，经制外委十五员按年轮流驻守，每段派千把总一员、经制外委一员，督率各汛弁兵，昼夜巡防。

道光十一年（1831年），马兰关总兵钟昌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后龙一带巡逻法。钟昌选定后龙居中之地兴隆山，作为总巡会哨之地，每月左右两营各派兵二起，每次两翼同日并出，分东西两路巡查，最后俱赴兴隆山会哨。会哨返回时，第二起巡逻弁兵又从两翼出发，约二十日轮流一次。

道光十五年（1835年），新任马兰关总兵容照，先后两次到内外火道亲自巡视，觉得以前所定的各种巡逻方法虽然严密周详，但仍有美中不足之处。驻守兵丁和巡逻兵丁长期在外，其勤惰优劣很难了解掌握，常有玩忽职守之弊。因内外火道纵横数百里，山深林密，路径交错，虽设有许多堆拨，但贼匪却极易隐藏，很难查拿。于是，新任总兵容照把外火道以内、内火道以外广大地面分为四段，并制作了多块木牌，牌上编写号码记号，加盖印信，把牌分发给各段巡逻兵丁，每次按汛递送，限定日期，然后将牌逐日收回，以此作为每日有巡逻之兵的凭证。因各段远近不一，故往返日期也有长短。第一段巡查东西，往返需十一日，制牌十一面，每日发牌一面，到第十一日发完，第十二日收回第一日发出的第一牌，到总兵衙门挂号呈缴，到第二十二日将十一面牌全部收回，以后再按此法循环办理。其他各段巡逻方法与第一段相同，只是往返所需时日不同。如在巡逻往返途中遇大雪封山或山洪暴发，路阻难行，迟滞时日，要在号簿内登记，可免究办。

乾隆裕陵末任翼长阿和轩（清东陵管理处提供）

为防止巡逻兵丁在巡逻途中偷懒作弊，容照还令人制作了六面合缝牌。合缝牌分上下两半面，连接起来便是一整块。在牌子上写明发往地点，在合缝处加盖印章，将六个下半面牌分别交给沿途的曹家路、墙子路、兴隆山、窄道子、大洼、黄崖关等六关汛保存，另外六个上半面牌由马兰关总兵衙门收管。何时派兵丁到某处巡查，就把某处的上半面牌交给该兵丁，查至某处，就将存留在那里的下半面牌换回，把上半面牌留在那里。容照制定的这种方法受到了当朝道光皇帝的称赞，后几经交换改进，终于使巡逻之法完善起来。

由于马兰镇绿营[6]是专门防护陵区安全的军队，具有其特殊性，因此不能像其他绿营军队那样定期集中操练，只能利用空闲季节操演训练。为了训练八旗兵丁，道光十一年经东陵守护大臣有麟、溥喜和马兰关总兵钟昌奏请，在东陵设立马步骑射公所，由八旗中的章京、骁骑校中挑选技艺娴熟者充当教官，每月轮流教习各陵八旗甲兵，要求严格，使他们具备上马能战，下马能守的良好素质和战斗能力。

按清王朝规制，除皇宫大内，皇家陵区可称得上第一禁区，许多保护皇陵的法令、规定，都明文载入《大清律》中。如法令中有“车马过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杖一百”，“如延烧殿宇墙垣，为首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树株关系山陵荫护，盗砍与取土、取石、开窑、放火者，山陵有伤，亦大不敬也。不论监守常人，为首者斩，为从者充军”。

清廷制定的法规、法令不仅对普通百姓严加防范，而且对专司守护陵区安全的绿营官兵，一旦触犯禁令，也绝不宽恕，严惩不贷。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八月，绿营兵丁陶文启、张宗信在夜间巡逻时，因烤火御寒，不慎燃烧了一片荒草，但未烧毁树株。这二人被查处后，还是被杖责一番，又双双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他们的上司、把总李文瑞畏罪自杀，都司欧陛诏被革职查办。

道光六年（1826年），外委崔思通嘱手下兵丁招引外人偷入红桩（外火道内侧的木桩标志，红桩以内为风水禁地）以内打猎，从中分得猎物。此事被上司察觉，将崔思通发往新疆充当苦役。

不但绿营兵丁、普通官员如此，即是防区的最高长官及守护大臣，如违犯禁令，也绝不轻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时任马兰关总兵的满斗将景陵后宝山上的一段石墙拆掉，以便行走。而后又将头道沟、二道沟一带的树株砍伐八百四十多棵，被部下控告，满斗立即被革职交刑部查办，定为斩监候，待秋后处决。后来多亏家人四处活动，买动许多大员为其说情，乾隆终于开恩，由斩监候改为降职处分，满斗总算保住了一条命。当时的东陵守护大臣允祁，也就是康熙帝的皇子、乾隆帝的叔父，因未能发现和参劾满斗的违禁活动，坐失察罪，送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后，被降为镇国公。

嘉庆十一年（1806年）正月，因陵区树株被盗砍，当时的马兰关总兵丰绅济伦被革职。新接任的总兵巴宁阿刚上任四个月，因木门沟树株被盗，不仅遭到革职的处罚，还被发配到吉林边疆充当苦役。

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因有兵丁用刀砍伤了陵区内树木，事发后，马兰关总兵庆惠被降为陵区内务府[7]主事。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由于清王朝的一系列禁令和法规，加上几千名八旗兵丁的日夜守护防范，直到溥仪退位，大清灭亡之时，整个东陵界内尽管时有小范围的失火、砍伐、偷盗等现象发生，但毕竟未在整体上对陵区形成危害。这个时候的清东陵应该说是生气蓬勃，风水景色俱佳。

当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后，根据民国政府对清室的八项优待条件之规定，清东陵的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属于“皇族私产”的清东陵，按照“一体保护”的规定，还留有四百名八旗兵丁看护，同时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也分别继续承担陵区的一切事务。按优待条件，民国政府每年要拨发白银四百万两供清室支配，但由于民国政府的拖欠以及溥仪小朝廷的挥霍，用于东陵各机构人员的俸银俸米被迫减半支付。这样勉强维持到1914年，民国政府将东陵红桩以内地界划归清室管辖，守陵人员以薪饷无着、急需解决旗民生活困难为由，推举护陵大臣报请溥仪在紫禁城的小朝廷，准予开垦土地，以此用以维持生计。自此，东陵界内的土地及树木开始了大规模的毁坏。

1915年，由清室呈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在东陵成立林垦局，一切由清室经营。清室派原东陵守护大臣载泽为东陵林垦督办并兼管整个陵寝事宜。但身为八旗子弟，只会要钱花钱的载泽，根本无力无计经营管理，只好委托天津“天丰益”商号筹款代办。如此一来，土地及林木的破坏又进一步升级了。

清皇室人员冒雪察看东陵树木被伐情形（清东陵文物管理处提供）

1921年，北洋政府直隶省长曹锐见东陵林垦油水甚厚，便以查办天丰益商铺盗买陵树为名，派手下爱将何谦吉率领一个团的官兵，查抄没收了天丰益在东陵地区的一切财产，设立了由直隶省辖的东荒垦殖局，由何谦吉任局长。至此，东陵落入北洋军阀之手，毁坏程度急剧上升。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奉军大举入关。张宗昌部进入东陵大肆抢掠之后仓皇南下，奉军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军，东陵林垦之事又落入李景林之手。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派兵来东陵驻扎，东陵林垦又落入冯玉祥之手。到了1926年，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联手将冯玉祥赶出北京，奉军再次大举入关，并把持北洋政府，东陵事宜全部归还清室。天丰益也随之恢复旧业，仍由清室的载泽当挂名经理。但好景不长，奉军三、四方面军团探知东陵奇货可居，又将其垦殖业务夺回自己的手中。1927年，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奉军在中原展开决战，奉军三、四方面军调往前线，东陵的垦殖事务由清室的原马兰关总兵兼任。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入京，奉军溃退关外，东陵陵寝及荒垦殖局由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接收，但未派人负责经营，更未派一兵一卒前来保护。

随着政治时局的风云变幻，人事的不断更迭，东陵荒垦殖局已变成公开毁坏土地，盗伐陵树的代理机构。在虎去狼来，你争我夺的短短十余年中，东陵陵树遭到了空前洗劫，前圈、后龙的“仪树”和“海树”被盗伐一空。当年群松蔽日、苍翠弥望的万顷青山，到1928年已变成童山濯濯了。更为严重的是，东陵的地面建筑，也被各路军阀和当地土匪盗劫拆毁。先是各殿宇所有铜制装潢，如铜钉、铜字等全部被盗，继而各殿槅扇[8]、槛框、窗棂被拆盗一空。尤其在奉军溃败，北伐军来到之时，东陵处于无人过问管理的真空状态。身为护陵大臣的毓彭，见时局如此混乱，也不再尽心守护，开始串通监护人员，索性将各陵隆恩殿前月台上陈设的大型鼎炉、铜鹤、铜鹿等拆运偷售，中饱私囊。当地的好事之徒见护陵大臣都监守自盗，认为陵寝宫物可自由取夺，于是纷纷拥进陵区，群起拆毁殿庭，肆意盗卖。其间有一伙盗贼趁着混乱，竟掘开了惠妃陵寝[9]，进入地宫，抛棺扬尸，盗走了大量珍宝。此风一开，许多土匪、强盗都盯上了陵内地宫中的珍宝。而这时奉鲁两军大举溃退，整个京津地区遍布着一股股、一撮撮亦兵亦匪、由兵变匪的队伍，许多散兵游勇因不愿随奉军退往关外而四处流窜，清东陵正成为他们最合适的蚕食和劫掠之地。

奉军将领在孝陵前留影

注释：

[1]马兰峪：营房集中区和重要衙署所在地称为“镇”，与城镇的“镇”定义不同。清东陵风水墙外东侧，由北至南共建立马兰镇（即马兰关）、马兰峪、南新城等三镇。马兰峪于康熙二年（1663年）建立了孝陵营房（供该陵之八旗兵丁和礼部员役居住），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又在其东面设立了孝东陵营房。雍正二年（1724年）起派郡王一员、奉恩辅国公二员至东陵任守护大臣，在马兰峪城东面建立王府一座、公府二座、房一百七十间，东南面建立一座侍卫城。到清代后期，派来的守护大臣由王爵改为贝子爵，员额由三名减为两名，撤销了侍卫城，王公府也迁到镇内，分别称为东府、西府。镇内设有“东陵承办事务衙门”，由东西府陵寝守护大臣和马兰关总兵官共同主持；主要负责东陵与朝廷之间的往来文牍，代表皇家处理陵寝事务。

[2]火道：以人工开辟出来的防火隔离道。本为天然山沟，沟中的草木都被割净砍光，以遏止沟外的山火蔓延到陵区里来。

[3]界桩：清东陵的外火道长320里，沿内侧每里原立红桩三根，共计940根，并在火道的关隘山口等四达之地立界石十块。有鉴于界石距离遥远，不足以相互照应、标示界线，乾隆七年（1742年），马兰关总兵布兰泰带领员役、工匠，在外火道外十丈处设立白桩，共计960根，位置与红桩对等。这些白桩高八尺，埋深二尺，与十处界石相连，界石上书“风水外界”四字。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直隶总督杨廷璋上奏，说红、白桩之间相距太近，白桩之外听民自便，容易引起火灾，对陵寝威胁甚大，因而建议在白桩以外十里处安竖青桩。朝廷奏准，故设立72根青桩，每根桩上挂一面牌子，上面写着：“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设窑烧炭，各宜禀遵。如敢故违，严拿从重治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马兰关总兵保宁又上奏，说青桩之间相距数里，界线不明，百姓常误入界内，兵弁也不便巡逻稽查，因而建议增设青桩。朝廷又奏准，故添补青桩228根。乾隆六十年（1795年），马兰关总兵爱兴阿在桩牌中间随火道曲折之处，相度形势，又添补了858根青桩。以后历经几次增设，依红、白桩每里三根之例，青桩总数达1500多根。

[4]清东陵在风水墙下有通水孔，并设置水关，派兵弁防守，依其数目而定地名为“道洞”。

[5]传筹：清代禁卫制度之一。“筹”是一种类似令箭、竹签的东西，护军以之传递作为检查值班的标志，如某处无人侍值或睡熟，则此物不能下传。

[6]马兰镇绿营：清代兵制，总兵所统率的绿营兵称镇标，凡镇均加地名。由于马兰关设有总兵署衙门，该镇之绿营就称为“马兰镇绿营”。

[7]陵区内务府：全名“东陵总管内务府衙门”，也称“内关防”，简称内务府，当地旗人称之为内府。专门为管理皇家陵寝，并采办和加工供品，为祭祀活动服务的机构。康熙二年（1663年）始设，最高长官是东陵总管内务府大臣，从雍正元年（1723年）起由朝廷降旨简派，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起由马兰关总兵兼任，直至清亡。分设于帝后陵寝的内务府，置郎中、员外郎、主事各一员（昭西陵无郎中）。妃园寝也有内务府，一般以内管领主其事。

[8]槅扇：亦称隔扇、格扇、槅扇门、格扇门，为柱与柱之间用以隔断室内空间的活动门扇，具有丰富景观的装饰作用，并利于采光。每扇槅扇由直的边框（亦称为大边）和横的抹头构成，可划分为三段。上段为槅心，亦称花心，由棂条组成各种菱花，多为双面，中可夹纱、绫等或镶玻璃、字画。中段为绦环板（或称腰华板），表面刻出各种条环；下段为裙板（或称障水板），表面刻出卷曲的云纹，或镶嵌玉石、螺钿（贝壳薄片）、珐琅等。此种木作装修创于宋代，常用于宫廷、府第、大宅等建筑内。有六扇、八扇乃至十余扇不等，必要时可全部拆卸下来，以扩展室内空间。

[9]惠妃陵寝：位于惠陵西侧的西双山峪。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开工，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完竣，按清代妃园寝的标准规制建造。内葬淑慎皇贵妃富察氏［原为慧妃，光绪三十年（1904年）薨］、恭秀皇贵妃阿鲁特氏（孝哲毅皇后之姑，原为珣嫔，1921年薨）、献哲皇贵妃赫舍里氏（原为瑜嫔，1931年薨）、荣惠皇贵妃西林觉罗氏（原为瑨贵人，卒年不详，在1931—1935年。“荣惠”为生前所封的徽号，其谥号待考）。淑慎皇贵妃的宝顶居前排正中，另三位皇贵妃的宝顶居后排，由东向西依次排列。1935年3月15日，献哲皇贵妃和荣惠皇贵妃的金棺同时奉安于惠陵妃园寝，是最后入葬清东陵的皇家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