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面面相觑,亦无良策可献。最后还是郑孝胥出了个主意:“请皇上电谕太傅徐世昌,即刻前来保驾。请摄政王、庄师傅来宫议事。”
“电话线早被割断了。”一个臣僚说。
“那就派人传谕。”
鹿钟麟及清室代表绍英、宝熙检查永寿宫
“紫禁城内外军警密布,已出不去了。”绍英哭丧着脸回答。
郑孝胥摆出一副困兽犹斗的姿态,沉思片刻说:“那就采取缓兵之计。”
溥仪和臣僚们七嘴八舌地又做了一番商量后,决定采取郑孝胥之策,仍由绍英出去交涉,要求缓期出宫。但鹿钟麟听后却十分坚决:“今日非出宫不可。”
绍英无奈,再回宫禀报。再出来,又遭到同样的拒绝。如此往复三次,鹿钟麟等得心烦,顿生一计,到绍英第四次出来企图再行拖延之策时,尚未开口,鹿钟麟故意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神色紧张地对身边的卫士说:“你快去告诉景山上的守军,时间虽到,事情还要商量一二,先不要马上开炮。从现在起,再延长二十分钟,如还没有结果,他们即可行动。”
绍英一听“开炮”二字,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急忙摇着手说:“鹿将军,好商量,好商量。”遂掉头就跑。
溥仪听了绍英的报告,再也沉不住气了。他蓦地从御座上跳起来,脸色煞白,搓着双手焦急地说:“怎么办?究竟怎么办?如果出宫,朕去哪里?这些家产和太妃们又如何料理?”殿内顿时一片大乱。臣僚们面带惧色,有的窃声议论,有的悄悄溜了出去。不多时,在外面等得不耐烦的鹿钟麟等人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大殿。只见鹿钟麟走到溥仪的跟前,将两枚手榴弹放在绍英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指着五项修改条件对溥仪说:“请溥仪先生签字吧!”
从景山俯视故宫
众臣僚望着桌上的手榴弹和鹿钟麟布满杀气的脸,没人再敢吭声,溥仪更是惊恐万状,魂不附体,连忙让人找来笔墨,颤抖着手在公文上签了字。当这一切结束后,经绍英再三苦求,鹿钟麟等答应溥仪的出宫时间可延长到下午三时,但不得再生枝节。溥仪、绍英等连连称是。
接近晌午,又有几位王公旧臣来到了溥仪的居处。当他们听说溥仪已在公文上签字画押时,不禁捶胸顿足,痛不欲生。摄政王载沣当场摘下自己的顶戴[6]花翎[7]扔在地上,涕泪俱下地叫喊了一句:“完了,大清——完了!”
下午三时,溥仪率领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分别坐着国民军早已准备好的五辆汽车,在卫兵的护送下,向北海北边的醇王府——溥仪父亲的私邸奔去。当汽车通过神武门时,溥仪流下了悲伤的热泪。他隐约地感到,也许这是自己一生最后一次穿越神武门了。一旦离开了这里,他的人身安全及家产私财都将无法保证不出意外。其他的一切,诸如祖宗陵寝的守护等,都将随着自己被迫迁出紫禁城这个象征着权威的皇家禁地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但是,现在看来,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其实,历史曾不止一次地赋予过溥仪保住皇家威严的机会。
就在他刚刚退位不久,作为民国政府总统的袁世凯,曾对溥仪劝说过,要这个处于黄昏中的小朝廷移居颐和园。但内务府的臣僚们却以颐和园围墙太旧、太矮,易发生不测,人身安全无法保证等等为名加以拒绝。而那个鲁莽忠诚的辫帅张勋,竟不识时务地搞起了复辟,小朝廷竟又回光返照般地接纳了复辟言行,这就决定了溥仪在国人面前失去信用的同时,也为这次被逐出宫埋下了无法辩驳的祸根。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曾不止一次地劝溥仪,让其搬出紫禁城移居颐和园,以便履行和民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尽管由民国临时内阁单方面修改的优待条件中,有溥仪可自由居住的条款,但这个自由却有限度地只许他搬到他的出生地——醇王府,除此则别无选择了。
就在溥仪携家眷赶往醇王府时,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也听到了消息。在他的通风报信和努力下,驻京的日、荷、英三国公使,亲自前往新就任的民国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博士的办公室进行交涉,要求了解有关紫禁城的消息,以及保证溥仪和皇室成员的安全。王正廷总长态度傲慢地说:“这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并非国际关系,外国使馆无权干涉。”但三位公使也强硬地反驳道:“不为别的,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有权使自己相信皇帝并没有受到残酷的对待或侮辱,并将把对皇帝的任何虐待都看作是不愉快的事。”双方在经过一番唇枪舌剑之后,直至王正廷保证溥仪的生命不会受到威胁或发生危险,三位公使才起身离去。
王正廷总长的保证没有使溥仪打消半点顾虑,因为这时的醇王府周围已布满了国民军,岗哨林立,守备森严,大门外荷枪实弹的士兵更是如狼似虎地注视着院内院外的一切动静。这一切使刚刚到达的溥仪感到极大的恐惧和沉重,他在屋里不停地走动,开始思考着逃出这座监狱般王府的计划。
溥仪出宫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并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居住在天津的前清遗老们大为震惊,急忙召集会议,决定推派铁良、升允、袁大化及罗振玉进京抗议。最早代表民国政府参加过促成溥仪退位和草拟清室优待条件谈判的南方实力派人物唐绍仪,对记者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谈话:“我们之所以同意优待条件,是因为满洲人的退位缩短了革命的时间,拯救了人类的生命,并给予了我们一个专心致力于建设的机会……不管我们个人发表过什么意见,我们——中国人民的代表——曾同清帝缔结了庄严的协议,在新的协议未缔结之前,我们一定要遵守这个协议……但是,冯玉祥将军也许不再意识到中华民族的伦理原则……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这不是中国的政体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是否有礼貌观念的问题。”
北平知识分子领袖胡适在致王正廷总长的一封公开信中,坚认退位协议只能通过双方协商和通过和平途径进行修改或废除,并坚认冯玉祥采取的方法将作为“中华民国最令人讨厌的行动”载入史册。与此同时,在天津的段祺瑞和在奉天的张作霖对冯玉祥的擅自逼宫,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但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还是在清室财产的善后处理上。当时广为流传的两个故事是:张壁在宫中清查财产,见桌上有一个钧窑[8]花盆,种着**,他知道钧窑是难觅的珍品,便对一个侍卫说:“这盆花是好种,给我带回去养着。”
另一个故事是说鹿钟麟看见宫内桌上有一个翡翠西瓜,随即脱下军帽扣在瓜上。到临走时,卫士连瓜带帽一起捧到鹿的面前说:“司令忘记戴帽子了。”鹿答道:“很热,我暂不戴,你先拿着吧。”这个卫士心领神会,将翡翠西瓜和长官的军帽一同带了出去。
当溥仪被赶出宫时,冯玉祥颇为得意,认为这是北京政变中为革命做的第一件大好事。但随着社会各界的反对和丑闻的传出,冯玉祥不免越来越觉得尴尬。而此时大多数头脑冷静的人,则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在这国乱如麻、兵祸未解之时,冯玉祥做此鲁莽之举,无疑是避重就轻。而溥仪的小朝廷,自不比李自成盘踞大内的两三个月,一旦被逐,即烟消云散。此时的溥仪依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处置不当,必会招来无穷的隐忧——这个意想不到的隐患,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注释:
[1]庄士敦:英国苏格兰人,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后封男爵。1898年在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任民政官员,1904年在威海卫的英国殖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长官史迪威·劳克哈特爵士手下工作,1916—1917年间曾代理行政长官,1919年,由民国政府内务部和清室内务府正式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员,直至溥仪于1924年被逐出宫,受日本人“保护”为止。1927—1930年在威海卫的英国殖民政府当行政长官,翌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教授。发表的著作中,以1934年于伦敦出版之《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intheForbiddenCity)最为有名,书中记录他在故宫担任帝师时的生活,是研究小朝廷时代之溥仪的重要史料。
[2]景山:明清两代的皇家苑囿,位于北京神武门外旧宫城之背,紫禁城中轴线上,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堆筑完成,用以威镇前朝元人的王气。初称万岁山,俗称煤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称今名。山围长二里,全园占地二十三公顷,山上五峰,主峰高四十三米。山东麓传为明崇祯皇帝自缢处。山后正中有寿皇殿,为清代敬奉先帝御容之处;东北有观德殿,与寿皇殿同为清代皇帝之殡宫。1928年,景山对外开放为公园。
[3]北苑: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十一公里清河之东,旧属宛平县,是拱卫京师之军队的驻屯重地。
[4]“旗籍贫民”:清代被编入八旗者的通称,系相对平民而言。八旗制度以满洲八旗为主,满人无不在旗,故一般又称满人为旗人。为了保持旗兵的来源,清廷曾规定旗人不许从事农、工、商业,只能当官、当兵、应差,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保持旗兵的战斗力,反而使旗人不务本业,坐吃俸禄钱粮为生,日益腐化。民国成立以后,官兵的生计断绝,不少旗人因缺乏谋生技能,失业人口众多,上三旗的情况尤其严重,无米下炊、无衣御寒者占十之七八,计十余万户,境况惨不忍睹。
[5]“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南下,四月十五日进扬州。明督帅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饷不济的危急情况下,率领扬州全城军民坚守孤城。二十五日,清军破城而入,对扬州百姓进行持续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同年,清军灭南明福王朱由崧政权后,继续进攻江南,嘉定(今属上海)民众推侯峒曾、黄淳耀为首,于闰六月十七日起兵守城。七月四日城破,清军大肆屠戮后,弃城而去,此为一屠嘉定。当逃出的居民陆续回城,并与城郊民众组织起来再次抗清时,七月二十六日,清军袭击嘉定城郊的葛隆等镇,再次进行大屠杀,此为二屠嘉定。次日,又入城大肆屠杀,此为三屠嘉定。一说第三次屠杀在八月十六日吴之蕃反清失败时。嘉定三次被屠,死难十万余人。
[6]顶戴: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顶戴或作“顶带”,俗称顶子。清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都要在所戴冠帽上用各色宝石和金属装饰物,标明其官爵品秩,不得僭越,因而成为功名、前程的代称。通常皇帝可赏给无官的人某品顶戴,亦可对次一等的官员赏加较高级的顶戴。如降级或革职,须立即变更顶戴或夺去顶戴。
[7]花翎:清代用以区别官员等级的帽饰。系用孔雀翎连接在冠顶,翎羽下垂拖至脑后。原为反映骑射民族古老的服饰遗风。以翎眼(翎毛尾端的彩色斑纹)多者为贵,有三眼、双眼、单眼之分。清初,花翎只赏给得朝廷特恩的贵族与大臣,咸丰朝以后赏戴甚滥,又定报捐花翎之例。于是五品以上官员皆可援例捐纳单眼花翎,蒙特恩者始可赏戴双眼花翎,而三眼花翎则只赏给亲王、郡王、贝勒。如降级或革职,须立即变更花翎或拔去花翎。
[8]钧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又称均窑、钧州窑。今河南禹州市的古钧台和神垕镇一带,古称钧州,故名。钧窑为北宋初创建,金元两代继续烧造,除禹州外,邻近的汝州、郏县、登封、新安、汤阴、安阳和河北磁县等瓷窑,都仿烧钧窑瓷器,形成了一个窑种体系。所产器物胎质细,性坚,体较重,釉具五色,浑厚浓润,以烧制色釉“窑变”为其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