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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席泽宗院士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第2页）

三个确定之外，还有一个否定。

一个否定是对“三焰食日”的否定。宾组卜辞里有一个“三焰食日”的记录。席先生把1945年以后视“三焰食日”为日食的相关研究做了介绍，这个研究已经受到国际的重视，席先生告诉我们，如果“三焰食日”确定为日食，能给我们带来的光荣，用席先生的话说“中国可以得三项世界冠军：最早的日食记录，最早的日珥记录，最早的日食和水星并见的记录”。

可是断代工程一开始，李学勤先生和罗琨先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别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公布：所谓“食日”是清晨到午餐前的一个时间段的概念，而不是“日食”的概念。

席先生用轻松的口气在文章最后说：

这片甲骨谈的完全是天气问题，与日食无关。这样，我们就把三项世界冠军纪录自动给掷掉了，岂不是可惜？不可惜，我们觉得实事求是，科学性是第一位的。那些诬蔑断代工程是搞“民族主义”者，可以休矣。[4]

他连一个惊叹号都没有加。

以上我这么详细介绍《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这篇文章，是想告诉各位，席先生这位首席科学家是真正的名至实归，指挥若定的。

席先生没有插手任何一个天文学专题的具体工作，但是他把握了所有天文学专题的细节；甚至掌握与天文学交叉的文献、甲骨、金文和14C测年研究中的所有相关成果，甚至连几位甲骨学者之间细微的观点差异，他都了如指掌。他真正把握了全局，在处理复杂局面时，他有决断，能仲裁。他是一位统帅。

席先生的决断力来自哪里？来自他的学识，他的慎思缜密，他的高屋建瓴，更来自他的公正无私。

我还想告诉各位，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而非其他科学刊物上。我个人能领悟他的用心之细。因为，对断代工程，最高的反对声浪不是来自自然科学界，而是来自社会科学界，特别是考古界。

我还想告诉各位的是，自从这篇文章发表之后，那种“搞民族主义”“想把历史抻长”的诬蔑之词，渐渐淡去了，听不到了。

席先生在断代工程的第三个故事——他在学术上的倡导开放精神，鼓励创造思维，推动学术自由。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以举国之力支持、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实践，这个实践，或者说这个期望中的结合成功了。

当武王伐纣研究的第二方案完成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向《中国科学》投稿时，遇到困难。刘次沅被告知，由于论文中人文学科的内容太多，他们没法刊用。刘次沅希望办公室帮助他。

我想来想去，只有找领导小组。2000年前后，领导小组成员路甬祥院长几次请钱文藻秘书长代表出席会议。我便打电话找钱文藻[5]先生，我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结合的果实成熟了，可是国家没有准备好一个盘子承接这个果实。像武王伐纣这样的成果，如果最高刊物《中国科学》不承接，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应该找哪家杂志承接？总不至于让他们去找外国刊物吧。”钱先生说，“你说的有道理”。他给我一个电话，要我找《中国科学》的一位执行领导。

那位领导很通情理，说：“这样吧，我们请《中国科学》天文史最高审稿人席泽宗先生看看，听听他的意见。”我高兴极了，心想席先生是自己人。

于是刘次沅、周晓陆两位的论文《武王伐纣天象解析》在2001年第6期《中国科学》A辑发表了。

那时我对席先生的认识还是一知半解的。是以后的事实帮助我认识步步加深。

断代工程后期，李学勤、席泽宗两位先生联合招收了最后一位博士后，来自南京大学天文系的李勇博士。这位李勇博士少言寡语，一来主要承担编《简报》的工作。那时《简报》最集中讨论的是西周金文历谱。约半年，他开始尝试建立月龄历的数学模型。

李学勤先生和张培瑜先生对他的尝试表示赞赏。席先生还在工程验收会上表彰了他。

博士后出站，李勇到了北京天文台工作。2003年，他的建模和月龄历理论研究渐趋成型。一时兴起，他写了一篇《武王伐纣年质疑——研究中国历史年代的材料及天文学途径》直投《中国科学》，文章在G辑第2期发表了，反响很大，网络、媒体推波助澜。

席先生主动打电话给李勇，直言相告文章是他审稿后同意发表的。意思是要他别有思想负担。这个情况席先生也告诉我，我说：“《中国科学》真厉害，质疑的文章偏偏找您这位断代首席审。”席先生淡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断代工程，都应该支持的”。他说，“关键是要支持年轻人表达新思路”。

我听了恍然大悟，2001年刘次沅文章由席先生审稿，我以为先生是自己人所以放心，简直是小人之心。

与此差不多时候，李勇已经把他的研究整理成《月龄历谱与夏商周年代》的书稿，计划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中出版。这时，我们内部审稿遇到了问题，天文学家们多认为：这个方法提出时间不久，还有必要继续完善，稳妥为宜，不要急于出书。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再请示席先生，他态度鲜明，力排众议，主张立即出版，他亲口对我说：“李勇可以用一辈子来完善他的研究，他甚至可能还会补些课，但作为一个全新的方法，应该赶快出版公布。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太求稳而吃亏。”于是2004年这部专著出版了。席先生还以微弱的视力亲自为他作序。

李勇发表质疑武王伐纣年的文章和出版专著是2003、2004年间相继发生的。席先生的态度一丝不变。

由此我懂了，席先生支持年轻人表达新思路，表达独立见解，力推自由开放的学术气氛，鼓励创造的立场是何等鲜明，何等坚定。他的内心是既无小我（他个人）也无大我（他负责的一方工作），他只坚持一个科学家的良心和原则。

席先生的高贵品格远不止上述表达的点滴。席先生的为人，对一切共事者都心怀善意，对一切不同观点都真诚宽容。……我的介绍实在感到言不尽意。

席先生的离去是断代工程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深知，他在最后的时日，一直惦记着工程成果总报告的出版。我想，当我们完成出版时，一定会到席先生灵前去祭奠他，郑重地向他报告。

希望大家，特别是年轻的后来者，能继承发扬席先生的科学精神、宽容精神、开放自由的学术精神。席先生的在天之灵一定在看着我们大家。

朱学文

（朱学文，女，1940年生，江苏赣榆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

注释：

[1]此文是2009年9月10日在席泽宗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略有改动。

[2]席泽宗。解决上古纪年的重大措施：“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A]。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15（3）：295。

[3]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2000。

[4]席泽宗。三个确定，一个否定——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天文学成果[N]。中国文物报，2000-11-29。

[5]钱文藻，时任中国科学院秘书长，2000年担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组副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