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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荣耀（第2页）

殷墟出土甲骨文中的“马”字

殷玮璋，1936年生于上海，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主持过安阳殷墟、二里头、铜绿山、琉璃河等遗址的发掘。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他正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夏商周研究室主任的身份，领导并从事着三代考古学文化和科技史的研究。由于他的考古经历和在学术上的地位，“工程”首席科学家特邀其参加了早期研究计划的制订，并聘他为上述课题的负责人，主持商代后期年代学的研究工作。

殷墟商代后期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要对殷墟文化进行断代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其文化的分期问题。殷墟作为都城自盘庚至纣王共延续了两百多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间内，文化是会不断发生变化的。从殷墟发掘七十余年的实际情况看，地下文化层的堆积极其丰富，其中包含的器物，在类别、器形及质地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因此，殷墟文化是可以按不同的层次进行分期的。

在殷墟初期的发掘中，李济等考古学家曾对小屯地下的文化层进行过尝试性的分期，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学术水平，只能区分辨别早于殷文化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及晚于殷文化的隋唐墓和现代堆积，对殷墟阶段的商文化未进一步进行综合性的分期研究。只有殷墟的早期发掘者、研究者董作宾在甲骨文方面给予了划分。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新中国成立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60年代，邹衡又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1962年之后，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郑振香、杨锡璋、刘一曼等考古学家，根据大司空村遗址和墓葬新近发掘出土的陶器，结合甲骨文字研究，发现大司空村一期约相当于武丁前期，大司空村二期约相当于武丁后期和祖庚、祖甲时期，大司空村三期约相当于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大司空村四期约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

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殷墟考察时与安阳工作站考古人员合影。左起：徐广德、杨锡璋、夏鼐、郑振香

从邹衡与安阳考古工作队对殷墟文化的分期来看，都未超出四分法，对各期绝对年代的估计稍有不同，但基本一致。随着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检验和修正，上述分期已成为商后期文化分期的标尺。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江苏无锡人，1958年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1962年到安阳工作队，自此开始了对安阳殷墟三十余年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先后参与了若干座宫殿遗址、大墓、宗庙祭祀场所等田野发掘，并作为安阳工作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其他考古学家一道对殷墟发掘七十年来的成就做了系统的总结。“工程”开始后，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七十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考古人员在洹北商城钻探。左起：岳占伟、王巍、殷玮璋、岳洪彬、何毓灵，持械钻探者为殷墟发掘领队唐际根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显然，从上述所提出的“工程”专题任务而言，不是说简单地将殷墟文化做个划分就算完事，更重要的是对所做分期正确与否的检验以及各期年代的推算。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看能否在各期遗存中采集到足够的可用于14C测年的系列含碳样品。从理论上说，如果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学者对殷墟文化、甲骨的分期以及所推定的王世是合理的，那么在各期中所采集到的14C测年标本，其所得数据也应与分期、王世的年代序列一致。通过对两个年代序列的对比，不仅可以检验各自分期序列中推定的王世的可信度，而且可以建立商后期的年代框架，并为推定商王武丁至帝辛之间各王相对准确的年代提供依据。

有鉴于此，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等专题组人员，先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又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做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1。所采选的各期含碳样品必须出自有随葬品的墓葬，或有其他共存遗物的灰坑等单位，使这些含碳样品及其所在单位的年代判断做到有根有据，一旦用这些样品进行测年，就将这些共存遗物与所测年代一起发表，做到有据可查。2。取样各单位在时间上应有先后，使这些含碳样品构成系列。3。取样单位的其他含碳样品也要妥加保存，供需要时提取。4。由于一期和四期的含碳标本相对较少，应以获取一、四期系列样品为重点，并至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根据已达成的共识，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渡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做了不同规模的发掘，并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工程”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被发现，这一重大成果，不能不说是“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极好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做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日历年代。

殷墟文化分期及常规14C测年数据

续表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