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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大劫与地宫事变（第2页）

应该说，此时的武宗在反佛的问题上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大动干戈。从敕令的内容来看，对佛门以及僧尼的处理并不算过分，即使在这个时候，一些僧尼还可以带着大笔的钱财还俗度日，而寺院中的僧尼还有奴婢专门为其服务，可谓待遇不薄。可惜的是，骄横惯了的僧尼并不领武宗的情，他们想方设法给予对抗和蒙蔽，大有和武宗以及朝廷决一雌雄之势，并期冀换来像文宗一朝那样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各种对抗措施，只能加剧僧尼们自身的悲剧，加快毁灭的步伐，因为此时毕竟不是文宗而是武宗一朝了。

牛刀小试后的武宗，对佛门开始步步紧逼、大动干戈了。

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唐武宗通过功德使颁令，僧尼业已还俗者，不得再行入寺。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派人查问京城各佛寺外国僧人的来由。六月十一日唐武宗寿诞，召僧道入内论议，依然是只赐紫给道士。当时，有太子詹事韦宗卿向唐武宗进献《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唐武宗连看都没看一眼，当即命人将两部佛书焚毁，并颁布了令佛门弟子绝望的敕令：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5]之旨。簪缨[6]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唐武宗在这道敕令中把佛教视作“邪说”，认为“外方之教，安可流传”。他斥责佛本是西戎人，其经疏为胡书，说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反而收集妖妄，抟惑愚人。可怜可叹的是这个韦宗卿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这种不恰当的事情，他当场被贬为成都府尹，离开了京师长安。随着韦宗卿的被贬谪，唐武宗又补发敕令，将宫内佛经、佛像一律焚毁。

就在这年四月，昭仪节度使刘从谏死，三军以从谏之侄刘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但朝廷没有批准三军的请求，反而令刘稹护送刘从谏之丧前往洛阳。刘稹见朝廷不给面子，又故意要挟，于是在盛怒之下抗旨作乱。唐武宗下令出兵平叛，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厮杀，于会昌四年（844年）七月才平息此乱。在此期间，刘稹府的部分兵丁、家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潜逃至佛教寺院避难。唐武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敕令两街功德使查禁城中僧人，凡是朝廷“公案”上无名者尽行勒令还俗，遣送回原籍。各道、州、府也一同行动，清洗僧尼，对来由不明的僧人，一律捉拿问罪。从这一年起，两街惯例的佛法讲说被废止了。

位于陕西周至县的仙游寺。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立为行宫仙游宫。后变为寺，仍因其名。1998年因建水库，在寺内塔下地宫发掘出佛骨舍利十枚

自会昌四年（844年）开始，唐武宗进一步加快了毁佛的步伐，法难之中，法门寺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在敕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的同时，又敕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寺中原有佛指节，皆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述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如有送供者，当处捉获，脊杖二十。于是，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敢再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煞，具姓名闻奏。

唐武宗对法门寺等灵境采取的措施，与已提到的平定潞府刘稹之乱有极大的关联，即使进行“戡乱”，也只有在“敕准”的情况下才能入寺勘验僧人，这一点，说明法门寺作为一所宫墙外的内道场，依然具有皇家寺院的资格与名分。既然是皇家寺院，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因公扰僧的，但在“会昌法难”中，法门寺的这种特权被取消了。特权一旦被取消，它的厄运和其他寺院一样，在一年之后将全面降临。

以往的唐代都城长安长生殿设有内道场，专门安置佛像佛经，并抽调两街诸寺高僧37人，轮流入内持念。而这次武宗竟下令焚烧全部经教，拆毁佛像，并将在大内的僧人驱逐回本寺，道场之内改放道教始祖老子之像。

这年六月的寿诞日，唐武宗只召道士而不再召僧人入内论议，并敕令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如有外出者，需于钟声未动前返回。各处僧尼不得在别处寺院留宿，违者治罪。

同年七月，唐武宗颁发敕令，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及不入寺额者，其僧尼均勒令还俗。按照有唐一代的称谓，凡由官府所批并赐僧众名额者为寺，由私人或民众共同建造的佛庙称为招提、兰若、野邑、山房等等。此敕令颁发后，仅长安城内就毁掉私人佛堂300余所，四方之内毁掉的就无法计算了。

同年十月，唐武宗又诏令，拆毁天下小型佛寺，经文佛像移于大寺，各寺大钟转送道观。其被拆佛寺的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一律还俗，遣回本籍。对于年老且精于戒行者，分配到各大寺，虽有戒行而年少者，也一并还俗回籍。这一次，长安城又拆小寺33所，其他城乡拆毁庙宇更是不计其数。

与这次毁佛相反的是，道士赵归真对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赵归真见皇帝对自己的言辞颇有好感，并进一步迷惑鼓动皇帝说，倘炼丹服食，可求长生……武宗终于被他的话所打动，即令赵归真于大内筑造仙台，以炼制丹药。至此，唐武宗对佛道两家恶好的巨大反差，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

长安大明宫遗址出土的唐代密宗菩萨像，应是宫中供奉的佛主。该像由一整块汉白玉雕刻而成，出土时已无头断臂，但从残存的S型身条和呈流线状的服饰中，透出大唐盛世女性的神韵风采

唐武宗和佛教的短兵相接，并对佛教施以最为严厉的屠灭，在会昌五年（845年）全面展开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设置庄园，并令盘查清点天下寺舍的奴婢和财物，京城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令中书门下检查，同时将城中寺舍的奴婢分为三等，分别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年龄在40岁以下的僧尼，尽行勒令还俗，返还原籍。于是，长安城每天约有300多名僧尼还俗，直到十五日才暂告一段落。自十六日起，令50岁以下的僧尼还俗，至五月十日方止。自五月十一日起，令无度牒者还俗，最后勒令有度牒者亦须还俗。到五月底，长安城内的僧尼已是一扫而光了。本土的佛僧不再存在，对于外国来的胡僧，唐武宗同样做了驱逐的诏令，凡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如有不服还俗敕令者，朝廷在各佛寺大门上张贴的牒文是：“科违敕罪，当时决杀。”

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对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的佛门子弟给予最为致命的打击。诏敕中称：

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量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坏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灭佛已成为国家所需和时代的必然。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亩、财产无以计数，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关于“会昌法难”的具体情况，当时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曾做了翔实的记述。圆仁于开成三年自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时，来到中国后正遇上“会昌法难”，并于会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无祠部牒为名，勒令还俗回国。回国后的他，根据自己在大唐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了在佛教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著作的产生，为后来者研究“会昌法难”的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会昌法难”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碑则进一步说明，这次法难其惊心动魄是难以想象的。其碑文载：

洎武皇帝**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却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这看似简短、平淡的文字，若细一琢磨，便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故事。一个个悬念促使我们去做一番寻根问底。首先是唐武宗对谁下达了要毁灭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样来到法门寺的？法门寺僧众又如何得知了这个消息？这影骨是以前制造的，还是地宫被打开后现场制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的主谋者，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还是法门寺僧人？或者双方共同密谋？不管怎样，法门寺地宫发生的事变，主谋者和参与者是冒着杀身的危险而发动的，倘有半点闪失，无数人的头颅将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将毁于一旦。尽管从后来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法门寺地宫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宫石门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释氏的真身佛骨却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佛教的幸事。1987年4月28日深夜，当考古人员韩金科呼叫打开照明灯，从地宫的西北角一个隐秘的地方搬出一个宝函时，那枚在“会昌法难”中劫后余存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里面，《志文》碑记载的内容被现实所验证。当然，那时的韩金科和考古人员还不知道这个重大发现，要等谜底揭开，还需一些时日。

“会昌法难”使法门寺同全国各地的寺院一样，遭到了殿宇被拆、地宫被毁、僧尼还俗、佛教经典湮灭散失的厄运——这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所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这场“法难”，从表面看来是由于武宗信仰道教，加之道士赵归真等人趁机怂恿鼓动所造成，但实际上则是佛教势力和大唐朝廷势力之利益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导致了灭门之灾，而朝廷势力过分地打击佛教，对大唐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双方在冲突中的过分行动，则又预示着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复和重新解决矛盾的开端。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当毁佛行动还在进行之时，唐武宗便因服食赵归真等人供奉的仙药暴疾而死，其叔父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唐宣宗即位后，立即诛杀鼓动武宗灭佛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并于当年五月下令恢复京都寺宇。

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唐宣宗再次下诏：“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敕令颁布之后，各地方寺宇开始全面恢复。由于佛教的复兴，其他各个方面都一反常态，朝着有悖于会昌一朝的方向发展，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反复，使国家本来处于虚弱之态的财政蒙受了巨大损失，整个大唐王朝也被折腾得步入衰途。

注释：

[2]引驾：唐代僧职。源起于贞观中，太宗封天台宗六祖为引驾大师。引驾大师其员有四，故又称四大师。

[3]行香：礼佛仪式，起于南北朝时。其方法是主斋者执香炉绕行道场中，或散撒香末，或自炷香为礼，或手取香分授众僧，故亦称传香。帝王行香则自乘辇绕行佛坛，令他人执炉随后，代行上述之动作。

[4]唐初实行“均田制”，并搭配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课征赋役。到武周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失去田产而流亡的农民众多，均田制与租庸调制逐渐破坏。安史之乱后，户口削减，按丁收税已不可能。大历四年（769年），开始按亩定税，为两税法预做准备。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年）颁行两税令，其主要内容是各州县不分主户、客户，都按现住地立户籍；不分中男、丁男，都按贫富定等级。民在夏、秋两季纳税，夏税不得过六月，秋税不得过十一月，都按钱计算。而僧尼领有政府核发的度牒，本非一般的民户，可以免除徭役。

[5]典坟：《五典》《三坟》二书的合称，泛指一切古籍。

[6]簪缨：古代官吏的冠饰，比喻显贵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