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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谏佛骨案（第1页）

韩愈的谏佛骨案

继德宗之后，是在位仅一年的顺宗，接下来便是在中国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唐宪宗。

唐宪宗是在不可开交的“永贞内讧[1]”的政治斗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他用优抚的办法招降诸州叛将，使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的内乱局面稍有好转。他当时被誉为是个治国有方、睿智明断的皇帝。

登上历史舞台的唐宪宗对先辈们特别是处于乱世中的肃宗、德宗两朝，借助佛教的力量来稳定、巩固李家王朝的做法坚信不疑。就在他登基的元和元年（806年），即诏令天下大德高僧全部赴京师长安阐扬佛法，并特地把名声正兴的知玄和尚召入内殿寻求佛道，同时赐予这位高僧“悟达国师”的名号。第二年，唐宪宗又诏令宦官吐突承璀等人任左右街功德使职务，掌天下僧尼道士，沙门僧端甫、灵邃分别为左右街僧事。由皇帝本人身边的宦官和高僧共同来管理沙门，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朝廷与佛门的关系。

应该承认，唐宪宗李纯算是中唐李家王朝中较有作为和智谋的皇帝。在乱世纷争的局势中上台的他，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尤其是元和七年（812年）魏博镇田弘正归降唐廷之后，唐宪宗终于赢得了全面削平藩镇的机会和实力——到元和十年（815年），唐将李想率部奇袭蔡州，将淮西王吴元济生擒。元和十三年（818年），承德王向朝廷请降。元和十四年（819年），淄青王李师道亦请降归附。唐宪宗在征剿招抚的同时，又将这些归附的藩镇由大划小，分而治之，由朝廷统管，从而取得了自“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兴”局面。

大唐皇室赴法门寺迎奉舍利图

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唐宪宗正在宫中怀抱妃嫔饮酒作乐，有功德使前来奏报：“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

唐宪宗正在想着如何使自己的施政措施和取得的成果与“天命佛法”联系起来，立即准奏。

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诏令太监杜英奇带领宫人、高僧三十人，手持香花赴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

出发前夕，杜英奇传令从凤翔至长安沿途各州、县，务必隆重迎奉佛骨，并授意沿途广搭彩棚，红毡铺地，以示对佛的敬重。

杜英奇一行来到法门寺后，先由宫人、高僧持香花来到塔下，然后焚香点烛、顶礼膜拜一番后，开启了地宫石门……

杜英奇等人迎出佛骨，直奔京城而去。

自法门寺至长安二百多里的漫漫长道上，无论州县府衙，还是村镇寺庙，处处筑起高台香刹，张灯结彩，跪而拜迎。

长安城西市等待奉迎佛骨的人群

西安古城

迎佛队伍进入长安城，街市上的巨商豪富，争相举行盛大的迎奉仪式，到处结彩为楼，水银灌地，金玉扎树，形成了一条条流金溢翠的五彩河流。自开元门到安福楼，被数人恭抬的盛装佛骨舍利的黄金宝刹，几乎是从人群的头顶上踏过去的。为了向佛骨表示虔诚之意，砍肢割臂者不计其数，献儿献女、倾家**产、极尽耗费者数以千万计。在一贞节牌坊前，有一老妪竟将一壶水银强行灌入女儿口内，使其当场中毒死亡，以此敬佛。

此时的京师长安，一场大雪刚刚停歇，宫阙禁苑、豪门房舍一片银装素裹。灿烂的阳光照射下来，使这座都城分外辉煌壮丽。年轻气盛、志得意满的宪宗皇帝身披华彩亮丽的裘衣披风，在浓妆淡抹、妖艳华贵的妃嫔的簇拥下，站在大明宫道场前的锦绣高台之上，专候迎佛队伍的到来。

在万民齐呼、声震苍穹的礼佛声中，浩浩****的迎佛队伍来到了宫前道场。宪宗抢步上前，叩头拜佛。紧接着，文武百官、妃嫔仕女、太监僧人等也跪地拜佛，整个道场一片沸腾。随后，宪宗将佛骨留于禁宫，几废朝政，日日素衣斋食，焚香点烛，守于佛骨之前，并借助神灵的感应，欣然命笔，赋诗一首敬献佛灵，其诗曰：

功成积劫印文端，

不是南山恐得难。

眼睹数层金光润，

手撑一片玉光寒。

炼经百火精神透，

藏之千载瑛彩完。

净果熏修真秘密，

正心莫作等闲看。

此诗一出，朝野大震，崇佛礼佛的狂潮再度掀起。“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面对皇帝、官宦、四方百姓如此疯狂、如此痴迷、如此愚顽的礼佛之举，有一个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之情，他奋笔疾书，一气草成了一篇《谏佛骨表》，准备对这种礼佛之举坚决抵制——这个人就是官拜刑部侍郎的韩愈。

韩愈画像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祖居昌黎郡，故后世称他为韩昌黎。自唐德宗至穆宗，历任监察御史、行军司马、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他“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研，欲自振于一代”。他打着“复古”的旗帜，着力创造一种内容丰富、语言新颖独特、语气通畅流转的散体古文，并以“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观点，不重押韵排偶，奇句单行，力求文从字顺，言之有物；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着力追求“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的文风，终于创立了“文起八代之衰”，“力扫六朝绮靡之习”的一家之言。其为文生气流动，雄奇奔放，抒情记事，情真意切，气势磅礴，汪洋恣肆，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被列为文坛“唐宋八大家”之首，并以“杜诗韩文”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楷模。

就是这样一个闻名于世的大文豪，在唐宪宗执掌的朝廷中，当君臣正在为“舍利入大内，夜放光明”而皆贺是“陛下圣德所感”的狂热之时，他却呈上了一篇《谏佛骨表》。文曰：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项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可直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2]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刑部侍郎韩愈的文表一经呈上，无异于对大唐宪宗皇帝和众臣僚凉水灌顶，当头棒喝。那“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的语句，使满朝文武惊骇不已，皇帝本人怒火中烧，几乎昏厥过去。

唐宪宗将《谏佛骨表》掷于地下，满腔怒火，嘴唇哆嗦着下诏立即处死韩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