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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还击（第2页）

采访中，张七先生特别强调各家报纸转载文章错误与疑点甚多，他说，看了《陕西日报》1996年9月15日登载的《张瑞玑祖孙四代收藏书理〈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轶事》一文（以下简称《轶事》），我又查阅了厚达277页的《张瑞玑诗文集》，发现《轶事》一文里错误与疑点甚多，仅列举以下几点：

之一，《轶事》说：张瑞玑“因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遂辞职寄居西安，纵情诗酒书画，不复问政。1923年始与二子张联甲共同抄写整理当年购藏的《孙武兵法》竹简。”而据《张瑞玑诗文集》记载：1923年曹锟“公开收买议员，争取选票，操纵国会”，身为国会议员的先外祖父“拒受贿金，坚决不选曹锟，时人称赞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主张并代拟国民军通电一文。”“孙中山先生1924年12月31日到京，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先外祖父痛悲孙中山之殁，更感国事日非，于是乃旋里（返山西省赵城故里——作者注）不复出矣。”

《轶事》中的“遂辞职寄居西安……不复问政”不知出自何处？更何况张瑞玑先生1923年、1924年仍在北京。

之二，《张瑞玑诗文集》记载：“至1927年在病中各方面电函邀请先外祖父出山，然有病已不能出矣。是年春，先外祖父咯血，寻愈，至秋复病，不幸于1928年（民国十七年）元月6日午时殁。享寿56岁。”而《轶事》却写：张瑞玑于“1936年病逝，终年69岁”。

之三，《轶事》又载：“7月、8月间，他（吕效祖）亲自找省上有关领导及文物、出版等部门，筹划公布和出版《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有关工作，一切准备妥当后，张氏家族商定，选择《报刊之友》杂志、新华通讯社和《收藏》杂志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珍奇新闻。”张七先生说：“吕效祖从没跟我家或与另外的张瑞玑后人商量过披露‘《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在西安发现的消息。”

采访过程中，张七先生有些激动地说：“当我看到10月18号吕效祖在《西安晚报》副刊上发表的《张瑞玑其人》时还挺感动的，外人还没有忘记我的曾祖父，死了几十年了还替他宣传，自己身为张瑞玑的后人却不能做些什么，感到很惭愧。可不久，越看报纸就觉得越不对劲……”

之四，《轶事》还说：“张联甲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生前从来没有对子女讲过自己的身世，只是在1972年他逝世前留下了《示儿女》一纸遗嘱。其中有：‘出学堂而进官场，出官场而上战场，辞战场归家，做点学问未成，事出有因，又上市场。’这样一段隐晦的文字。吕老（吕效祖）解释说：‘这一临终遗言道出了岳父的身世……”作者采访过吕效祖，他曾说：“岳父从来没有告诉过儿女他的生前身世。”问他如何知道张联甲就是张瑞玑的儿子时，他说：“是从岳父的遗嘱上知道的。”从情理上来讲，张联甲从不对子女讲自己的身世是不可能的，而仅凭《示儿女》的几句隐晦的文字遗嘱就认为张联甲是张瑞玑的儿子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张七先生有些激动，甚至是愤慨。他说：“如果我曾祖父曾经整理过‘《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必定留有他亲笔书写的笔迹，我家藏有曾祖父遗留下的书稿，对照一下笔迹，就能真相大白。”他接着说：“对于张敬轩、吕效祖这种冒充名人之后来抬高他们身价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在必要的时候我将用法律手段解决。”

以上采访情形，金旭华、李如荣在写成之后，曾投寄全国数家报刊予以发表，其中于1996年11月下旬寄给了《北京青年报》编辑曾伟，曾伟以职业的敏感，顺藤摸瓜，开始对“《孙武兵法》八十二篇”问题进行追踪采访，并于1996年12月20日，在《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版》发表了《是真是假〈孙武兵法〉》的长篇文章，对其中部分事实做了进一步调查与澄清，其中披露的两个问题颇引人瞩目。

一、追访两位《孙武兵法》的最早报道者

曾伟披露说：全国最早、最全面报道“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这一消息的，也许要算杨才玉和王兆麟二位先生了，其后各大小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基本上是转发或摘登此二人的文章。记者通过电话与王兆麟先生取得联系。得知记者来意后，他说：“最近我一直很忙，没过问这件事，你还是去问吕效祖先生吧。”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当时，吕效祖找到我，说有这么一个情况希望报道一下。后来我去了，同去的还有《收藏》杂志及陕西新闻出版局的《报刊之友》杂志的人。现在听说《孙子兵法》还在争论，总社有规定，说现在先不要写，等以后清楚了再说，所以最近情况不是太了解，这一两个月没再写一篇文章。”王兆麟先生解释道。

《北京青年报》报道学者反击的文章

王兆麟曾在其报道中较为详尽地描述了《孙武兵法》残存汉简的情况：“每件有上、中、下三孔”，“简上的笔迹似乎是用笔墨蘸以黑漆写成”，等等。当记者问及是否见过竹简，王兆麟先生说：“老实说，竹简我并没见到，其大致情况和形状都是听收藏者张敬轩说的，但竹简肯定有，这一点我确定无疑，听说不久就要拿出来。”

记者欲继续问询时，王先生说：“你还是跟吕效祖谈吧，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有些事情恐怕说不清楚，实在对不起。”随即挂断了电话。

杨才玉先生是陕西《收藏》杂志的主编，电话中他向记者回忆道：“今年八月初，吕效祖打来电话说有重要情况跟我谈，我去了。听吕效祖一谈，觉得非同小可，他们当时想联系出版的事情，我当时认为应该先让舆论界都知道并取得社会上的认同，这样下一步出版的工作就好做了。收藏者张敬轩一般人不愿意见，听了我的意见后，很愿意同我见面，我前前后后去了张家十几次。”

杨才玉到底看没看到过竹简呢？他说：“我见过竹简，张敬轩现在保存的只有27片竹简，竹简已经发黑，有些字看不出来，竹简上的绳子被张敬轩换过好几回。”杨才玉同时认为：“应该客观、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问题，在没有见到竹简，没有全面了解八十二篇手稿的情况下，下任何结论都为时过早，尤其是作为学者专家，如果仅凭几个字或某种提法就下结论，显然有些轻率。即使《孙武兵法》不是真的，是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各种抄本混杂而成的，也不一定没有价值。”

二、记者两访吕效祖

由于杨才玉说张敬轩“有顾虑，一般人不愿意见”，记者遂先后两次采访了张敬轩的姐夫吕效祖先生。74岁的吕先生现任陕西魏征研究会会长，退休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关于张小衡与张联甲的关系，吕先生说：“张小衡据说是张瑞玑的第八子，但我岳父张联甲的遗嘱没有提到过张小衡。张小衡的外孙编的一本《张瑞玑诗文集》中，也没有提到我岳父张联甲。”

当问到竹简及手抄本是否经过鉴定时，吕效祖先生说：“当时我准备向省里打一个报告，申请20万元基金研究这一兵书，送省文物局鉴定时，文物局认为手抄本不说明问题，要看竹简，我内弟（张联甲）不同意，没给。后来，9月18日，《人民日报》发出孟西安弄的那个消息后，引起轰动，我内弟也说，我自己家传的东西我知道真假，文物局的鉴定也就没有搞了。”

七位专家联名发出声明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2月8日晚，记者再访吕先生。电话中吕先生说：“专家发表意见后，觉得过于偏激，很有意见，学术问题几十年内都可以争论，但不要乱戴帽子，什么骗局啊，伪造啊，他们那么说，反而降低了自己的水平，现在有些人给我打电话，想替我申冤，你马上可以看到文章。”

吕效祖提到其内弟张敬轩时，说：“本来我内弟要公布的，这么一扣帽子，我内弟说，你让我公布，我偏不公布，中国说我是假的，我可以拿到国外去。要鉴定，可以，就是不能让那些人（指李学勤及发表声明的吴九龙等七位专家）鉴定。”

记者就西安张家后人张七提供的情况再度询问吕效祖时，他说：“按照我岳父张联甲的遗嘱，张瑞玑应该有三个老婆，九个娃，谁生几个娃，谁是几时生的，遗嘱上写得很清楚，那么多内容，我想张联甲不会编。遗嘱上说张联甲、张小衡不是一母所生，家务事有个遗产继承问题，很复杂。再说，我们研究兵书，只看兵书的真假，与人有什么关系？”

竹简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吕效祖说：“我当时大概看了一下，我眼睛不太好，有些字看不大清楚，现在回忆起来，王兆麟的文章写得不一定对，不全是报道上的样子，应该和专家说的差不多。”

最后，吕效祖还告诉记者：“张敬轩最近说了，某些专家不是说谁都可以伪造兵书吗，他敢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填好银雀山竹简的残空？如果他填不好，我来填。”此后，吕效祖挂断了电话，采访到此告一段落。

从曾伟所述的文章片断可以看出，此时的张敬轩、吕效祖、杨才玉等人，并未对专家学者们的愤怒声讨表示屈服，他们仍是见了棺材不落泪，到了黄河不死心，企图进行负隅顽抗，将这场严格违背人伦大爱和社会公德的闹剧与骗局进行到底。

对于他们的态度，专家学者们开始轮番上阵，从各个方面给予对方以战略性的打击。从1996年10月至1997年底，加入声讨阵营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撰写文章，发表谈话，对所谓的“八十二篇”进行全面的考伪、辨伪，并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犀利的文笔，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摘报》《羊城晚报》《法制文萃报》《文汇读书周报》《新华文摘》，以及香港《明报》等媒体纷纷做了报道、转载或摘登，进一步扩大了文化打假的声势，革命浪潮进一步高涨，邪恶气焰得到了遏制。

但是，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毕竟人还在，心不死，时刻准备反攻倒算。为了做到这一点，声讨阵营中的专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对“八十二篇”所采取的蜻蜓点水式的考证与在报刊电台虚张声势地空喊革命口号，这只是革命初期的行为，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的进步，要不断地变换战略战术，要更加深入扎实地打入对方的内部，收集更严密、重要的材料，并以此作为炮弹，给对方大本营以致命的打击。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银雀山汉墓竹简的主要发掘研究者、著名考古学家、古文献研究专家、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吴九龙，开始收集张瑞玑生平事迹及著述，并受其后人之托，对张瑞玑本人和西安方面的始作俑者进行了更加详细深入的考证，并适时发表了《〈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考伪》这篇具有强大攻击力的战斗檄文，文中写道：

要了解所谓“《孙武兵法》82篇”的来历，张瑞玑是重要关系人。几乎各媒体都报道张瑞玑于“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去陕西韩城任知县途中，慧眼识珠，以重金购得标明为‘《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汉简”。然而，仔细考证张瑞玑的生平与世系，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惊人的伪事。

一、关于张瑞玑的生平

新闻媒体有关张瑞玑情况的报道，多从采访张敬轩、吕效祖得来。张、吕二人分别自称为张瑞玑的孙子和孙女婿。不知为什么两千年来的竹简“家传”下来了，而几十年前他们自己祖上的事却没有“家传”下来。

①关于张瑞玑的生卒年代。报道中说张1936年病逝，享年69岁。吕效祖的说法自相矛盾，他在《张瑞玑其人》一文中称其卒于1927年，后在《汉简孙武兵法八十二篇张氏家传手抄本序》（以下简称《手抄本序》）一文中又称其于1936年病逝，时年69岁。经考证，实际上张瑞玑生于1872年，卒于1927年，病逝时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