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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营长神秘赴京（第2页）

不久，王冶秋来到清理竹简的房子，对吴九龙等人说：“跟你们说过的王丹华同志今天报到来了，这可是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专家，这竹简清理的事，就以她为主好了。”说到此处，转身对一位女士做着介绍。大家看到，面前这位女同胞，大约四十岁的年纪，中等偏瘦的身材，齐耳短发，面色略带倦意，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模样。见王治秋在众人面前夸自己，王丹华面带羞涩，不好意思地对王冶秋，也是对大家说道：“看看，王局长又吹上了。”说罢微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自此算是加入了这个特殊的阵容，并开始主持整个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保护工作。随着工作的进展和彼此感情的交流，吴九龙、杨正旗对王丹华的人生经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王丹华（左）与杨正旗在整理竹简（杨正旗提供）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归国女留学生，王丹华的留学与研究方向都和王冶秋有很大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王冶秋作为文物界最早也是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对文物的保护修复一直惦念在心，他既看重中国传统的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同时又十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文物保护上的运用。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文博人才特别匮乏的现状，王冶秋和文物界的领导者们都意识到，要掌握现代科技，就必须进行专业人才的培养，而培养的途径除国内的大学和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之外，还要走国外培养的路子。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产生视野开阔、技术过硬的一流人才。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自1955年起，文博系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选拔人才到国外留学。由于波兰的哥白尼大学设有文物保护专业，而且波兰的文物保护技术水平在当时甚至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名列世界前茅，因而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到哥白尼大学攻读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位。在王冶秋的力主下，1955年，中国文物系统选派优秀青年业务人员王丹华、胡继高二人前往哥白尼大学留学。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浪潮，许多海外留学生站在对岸，观望东方扑面而来的汹涌潮头，怀着真诚与幼稚的心愿，迫不及待地要求提前回国，加入“高歌猛进的大跃进”浪潮之中。远在波兰的王丹华、胡继高，也在这股大潮的冲击下，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与兴奋之情，立即致信国家文物局党委，请示是否只选学几门课程，以便提前打道回府，报效祖国和人民。王冶秋和其他局领导人研究后，认为这种想法是“胡闹台”，极为不可取，必须打消。便立即回函王、胡二人，令其不要一听到刮风就认为要下雨，人家要上吊，你也急忙找绳子。祖国需要的是人才，而绝不是一瓶不满、半瓶晃**的“二混子庸才”。需一切从长计议，仍按波兰学制规定进行系统学习，并攻读硕士学位，如果拿不到学位证书，就不要回国。

王、胡二人遵照这个指示，决定打消刚刚生发的“胡闹台”的念头，并转变找绳子的上吊思想，继续在海外求学，一直坚持读完硕士课程。在决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王、胡又专门请示国家文物局，请求指导主攻方向。王冶秋和其他领导人商讨后认为，从已出土的大量文物来看，漆木器脱水和古纸保护最为急需，也最为重要，希望二人分别选一题目作为主攻目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胡继高选择了漆木器，王丹华选择了古纸保护，经过刻苦学习，最后二人均以满分五分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并获得了硕士学位。回国后，二人被同时留在中国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工作。随着不断的工作和具体实践，王丹华深深体会到当年进行系统学习的重大作用，并领悟到王冶秋等领导者的真诚与远见。假如当时为追逐时髦和浪潮，半途而废，势必在后来许多出土文物的保护问题上处境尴尬甚至无奈，而摆在面前的这批竹简就是最好的明证。

当王丹华查看木箱和案板上的竹简时，见多识广的她还是大吃了一惊。出土竹简呈深褐色，绝大部分与灰白色黏土连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又一团不规则的竹块，有的竟十余根重叠纠缠在一起，并伴有若干残片竹屑，状如乱麻，极难分离。由于竹简的含水率高，纤维组织被破坏，质地脆弱，完全失去了竹子的韧性，如同一堆腐朽的烂竹柴，只要水纹一有大的波动，便会使其折断，若用手指轻捻即成粉末状。又由于竹简出土时遭到了人为的毁坏，越发加重了清理的难度。面对本身条件如此糟糕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一批竹简，王丹华尽管觉得极其为难，但也只好拿出平生所学，鼓起勇气与常惠、吴九龙、杨正旗等，在做了一番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后，按照十个大的步骤小心谨慎地操作起来。其清理的主要过程为：

1。把与泥水混合的竹简分别盛于5只平底搪瓷盘中，短简编为1—4号，长简编为5号，用蒸馏水浸泡。

2。提取无字残简，反复进行清理试验，根据试验情况确定方法、步骤及使用的材料。

3。提取粘连成块的竹简，浸泡在盛蒸馏水的搪瓷盘中，然后进行分离、清洗，一部分用极薄的牛角片轻轻分离，一部分先后使用表面活性剂、渗透剂进行浸泡，而后再轻轻分离。由于竹简极为脆弱，用手触摸时稍不留神就会折断，必须谨小慎微，尤其注意避免字迹被泥水粘掉。

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

4。用无色有机玻璃板托起浸泡在蒸馏水中的竹简，倾斜控去流水，持小号羊毫毛笔，用其笔尖顺竹丝轻轻洗去粘泥。由于竹简的质地已极疏松，多刷几笔字迹就会脱落，简片也往往会散开，这就要求在洗涤泥垢中需特别小心，不得触伤墨迹。

5。由于清洗过的竹简极为脆弱易折，在脱离水面时不能承受水的吸引重力，必须用薄玻璃片托起，一根根装入编号的玻璃管内，用蒸馏水浸泡。塞口之后，平放在垫衬塑料泡沫的平底搪瓷盘中。

6。每10枚为一组，给予编号，然后分别从玻璃管内取出，放入平底盘中，以2%—3%草酸溶液进行脱色。脱色后，字迹变得清晰起来。

7。将脱色竹简按顺序平放在托板上，进行拍照，随后立即用蒸馏水浸泡多遍，使之洁净。已经拍照的竹简，其编号应与玻璃管的编号绝对相符。

8。已拍照的竹简，放入盛蒸馏水的平底盘中，用特制的薄玻璃将其托起，当调整好位置之后，正面再合加一条玻璃片，以丝线分三道轻轻捆扎，然后放入装有蒸馏水的玻璃管内。

9。向玻璃管内注入五氯酚钠溶液，用以防霉防腐。

10。熔蜡封口。

对于以上10个步骤，大多数能在国家文物局二楼完成，但也有少数项目如照相等，要到故宫博物院照相室才能完成。王冶秋得知后，认为文物局到故宫这段路途必须多加小心，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以后再到故宫拍照，王丹华、吴九龙则乘坐王冶秋的专用坐骑——伏尔加轿车往返，这样自然就安全了许多。

正当王丹华、吴九龙等专家倾尽全力对竹简进行清理时，竟出现了一段包含着诡谲色彩的意外插曲。山东省博物馆军宣队代表张营长突然来到北京，把吴九龙、杨正旗二人悄悄找到自己居住的旅馆，寒暄过后，从一个小木箱里掏出一捆竹简神秘而严肃地说：“这是临沂那伙人偷偷留下的，这次我奉领导之命专程送来，馆领导的意思是你们拿回去，悄悄放进正在整理的那一堆竹简中，别让其他人知道，更不能让王冶秋知道，一定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就像电影里上演的日本鬼子向高家庄进行扫**一样，‘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一旦声张出去，让王冶秋等领导知道，要追究起来可就麻烦大了，弄不好大家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对于张营长的言谈与神色，吴、杨二人开始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对方叙述了事情的经过，方才明白内中缘由。

原来，当杨佃旭随车押运银雀山出土文物奔赴济南后，临沂县文物组的张鸣雪突然将一个靠墙角的黑色小缸搬了出来，缸中尚有一部分竹简正浸泡在水中。由于这个小缸所在的地方比较隐秘，在此之前的装箱中，竟被文物组的几个人故意匿藏了起来（毕宝启、吴九龙说是故意匿藏，杨佃旭说是无意中遗漏的，此事尚有争议）。等去济南的杨佃旭走后，张鸣雪将小缸搬出来满脸兴奋地对身旁的刘心健说：“嘿，小刘，你来看，他们非逼我们把东西全部送走，想不到大伙还是在这里藏了一把，这可真是天不灭曹呵！”

看到张鸣雪摇头晃脑、得意忘形的样子，刘心健想起了发掘中的不快，此前和毕宝启、吴九龙较劲时结成的对外联盟迅速解体，由外战的外行变成了内战的内行，他怀着极度的厌恶之情白了对方一眼道：“哼，别高兴得太早了，谁知道是福还是祸，一旦让人抓住把柄，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说完，头转向一边，不再理睬对方。

张鸣雪似乎还沉浸在莫名其妙的兴奋与激动中，他并不理会刘心健的态度，依旧不识好歹地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明日我把它清理出来，看看是福还是祸。”

“整一个丧门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没有祸你也会惹出祸来的。”刘心健扔下一句秤砣一样塞人的话，撇了下嘴，扭头走出了屋子。

张鸣雪感到自己讨了没趣，大跌面子，禁不住心中火起，冲着刘的背影大声说道：“狗东西，你不要西北风刮蒺藜——连风（讽）带刺！”见刘心健头也没回，张鸣雪更感跌份儿，气恼之下，喊了声：“管他娘的是福还是祸，老子就是见了棺材也不落泪。”说着弯腰臂，“呼”的一下将缸搬起，口下底上对着一个铁盆子倾倒起来。按张的设想，如此做法必能将缸中竹简倾巢倒出，但连倒三次都未能如愿。此时的张鸣雪如同受到了羞辱，索性抱着黑缸在空中抡了三圈，又在地下晃了三晃，这一抡一晃，缸中的大部分竹简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再往外一倒，只听“哗”的一声响，缸中残简加泥水全部倾覆于铁盆中。当张鸣雪将这批被遗漏的竹简清理出来时，其数量已十不及一。本来这惨重的损失足以令人扼腕，想不到临沂方面的领导者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对此置若罔闻，没有人再去理会。后来在尹松若局长的指示下，竟作为临沂县考古的重大成果，堂而皇之地参加了1972年8月在临沂地区艺术馆举行的全地区文物展览。就在这次大张旗鼓的展览中，受邀前去捧场的山东省博物馆领导人，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皮底下竟出现了银雀山汉墓竹简，在不可思议的同时对参展的竹简提出疑问，待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对临沂方面私藏竹简隐匿不报并没事人一样公开展览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和愤慨。在省博领导人看来，临沂方面的这个做法，是对省和中央文物部门权威的公然挑衅，是对文物保护法的蔑视与肆意践踏。为了保证这批竹简尽可能地完整，在学术研究上少受损失，省博物馆领导人以上报省革委会和中央相要挟，迫使临沂方面撤展，交由省博物馆派人送往北京。于是，便有了张营长携简赴京，并计划通过吴、杨二人做内应，在外界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将残简悄悄放于正在整理的竹简中的一幕。至于这样做的理由，正如军代表张营长所言，主要是怕王冶秋知道后提出批评。尽管此事错在临沂，但临沂属于山东的一部分，而山东省作为一个地域上的整体，文化方面是一个系统，所有的领导者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只是这蚂蚱有大小之别罢了，一旦出了事，对谁都没有好处。本着家丑不可外扬，打掉了牙和血吞，以及宁让国家吃亏，决不让自己倒霉的战略意图，采用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之计，将这一看似棘手的事情摆平搞定。对于张营长提出的这一要求和计策，吴、杨二人尽管觉得不够光明磊落，但想到这瞒天过海总比借刀杀人要好，在这到处都在借刀杀人或者干脆亲手杀人的世道里，弄个瞒天过海也没有什么大的罪过，况且再光明磊落也无法弥补这些竹简的损失了。想到这里，吴九龙、杨正旗各自叹口气，按张营长的意图，将送来的残简收拾好，在无外人知晓的情况下，悄悄放于整理室中，并同其他竹简一起进行了整理和保护。这个意外插曲也算是有了一个令山东方面比较满意的了结。

《孙子兵法》竹简及摹本

经过近两年夜以继日的工作，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据初步统计，一号墓出土编号竹简共4942枚，完整竹简每枚长27。6厘米、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残损竹简长短不一，无法一一统计。二号墓出土竹简共有32枚，每枚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由于二号墓发掘时方法得当，保护有力，出土竹简基本保持了整体的完好。

从总体上看，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残损之严重，都是十分罕见的。因此，银雀山竹简的成功清理，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创造了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为抢救保护这批珍贵文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清理工作一经完成，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王冶秋等文化界、文物界的领导人，以及著名专家学者商承祚、夏鼐、苏秉琦、罗福颐、顾铁符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中国新闻媒体做了报道外，日本报刊也曾给予了长篇累牍的宣传报道，称这项工作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中兴”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中东和远东地区出土的同类或类似竹简、漆木器等古老器物的清理，提供了典范。这一方法在为后来的清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事实上，继这次银雀山汉墓竹简成功清理之后，在全国各地又陆续出土了安徽阜阳汉简、湖北睡虎地秦简、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竹简等大批价值连城的竹简，而这些竹简的清理工作，无一不是以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清理方法为样板进行的。当然，对王丹华、吴九龙、杨正旗和王冶秋等领导人而言，一切都是后话了。现在急于要做的是立即对竹简内容进行研究，以便尽快揭开那充满无穷魅力与强大**的玄机奥秘。

甘肃武威磨嘴子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册（文物出版社提供）

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