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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下珍宝下落不明（第2页）

金器盖图示

结果仍令人失望，寻遍了整个墓坑，未见一件器身的影子。

“真是活见鬼了！”谭维四自言自语地说着，见墓坑外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怕生闪失，遂命令杨定爱、刘柄暂停寻找，先把出土的5件金器包好，悄悄送往驻地保管组转入室内秘藏。经保管组组长白绍芝称量得知，5件金器总重3487。37克，折合市秤为6斤9两7钱。一次性出土如此重量的先秦金器，在整个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

鉴于这批器皿的华丽形态与重大价值，以及尚有两件器物只有盖而无身的不解之谜，谭维四迅速向发掘领导小组组长邢西彬做了汇报。邢当场指示：暂不声张，谢绝参观，妥为保管。同时指示继续在墓坑中搜寻器身，力争弄清事实真相。

发掘队驻地库房只是几间平房，屋前房后每日人来人往，相当杂乱。出于安全考虑，谭维四请雷修所所长郑国贤、政委李长信前来观看出土的金器并求援。二人看后，于惊喜之中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因无更安全的地点放置，郑、李二人决定腾出他们的办公室作为目前和以后陆续发现小件珍品的保管室，并令保密员抬来了用于保管档案的钢质保险柜，将出土金器秘密转移至柜中保存起来。考古队保管组组长白绍芝离开驻地，一人独住此室，专门负责保管。同时，雷修所对这栋秘藏珍宝的办公楼加强了安全保卫，增设了岗哨，并有流动哨兵持枪日夜巡逻守护，形成了一道铜墙铁壁，保证了出土文物珍品的绝对安全。

白绍芝向作者讲述当年保护曾侯乙墓出土器物情形（作者摄）

5件金器放进了保险柜，但那两件缺失器身的器盖，却一直令考古人员挂念在心又困惑不解。时有几位省里来的领导人观看了秘藏的金器之后，赞叹之余不约而同地提出疑问：“这件器盖分明是实用之物，不是为陪葬而特意打造的明器，既然是实物就应该有器身，就如同一个人一样，不可能只有人头没有身子。若生活中发现一个人头说着话或唱着歌或破口大骂在地下乱滚乱跳，那只能是一个妖怪。同理，世上的器物可能有身子而没有头，但还没有见过只有盖没有身的器具，就如同当年北京大学拖辫子的教授辜鸿铭所言：‘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妾，没见过一个妻妾娶四个丈夫的，就如同一把茶壶配四个茶碗，没见过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一样。’既然有头必有身子，一把茶壶配几个茶碗，那么这个器身跑到何方去了呢？会不会仍在墓坑的淤泥之中，或者被盗墓贼盗走了呢？”谭维四决定，在吊棺之前，先清理东室底部所有陪葬器物，或许器身就躲在哪个易被疏漏的角落。

随着坑内污水全部抽干，东室内除了庞大的主棺，在四周堆积着大小不一，神态各异的零散器物，还有几个当初未能取出的侧翻的陪葬棺棺盖与人骨等。在主棺的东北角，一只青铜铸造的鹿角长颈立鹤站于平板底座上，昂首伸喙，姿态悠然地注视着这个对它来说已分别得太久的新鲜世界。

当水还没有完全抽干时，它就以其独特怪异的姿态引得了考古人员和围观者的瞩目，这种自然界中所没有的，非禽非兽、亦兽亦禽的动物，显然是一件匠心独运、极富想象力的艺术杰作，而这种打破常规格局的艺术品类，在中南地区特别是江汉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多有所见。鹿与鹤在中国古代皆被视为吉祥的动物，这种动物有神的灵性，对人类具有保护作用。《楚辞·天问》就有“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句。据《文选·辨命论》注引《古史考》曰：“夷、齐采薇而食。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这便是“惊女采薇”的典故。《琱玉集·感应篇》引《烈士传》曰：“二人（伯夷兄弟）遂不食薇，天遣白鹿乳之。”此为屈原所问“鹿何祐”之事。

青铜鹿角立鹤（此物造型奇特，龟背鹿身，头上插一对铜鹿角。整体纹饰绮丽，不失为一件极好的艺术精品。通长143。5厘米，重38。4公斤）

《说文》：“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古谓之仙禽。有考古人员认为，这一艺术作品乃鹿与鹤两者的结合体，作为瑞祥之兆，葬于墓主人大棺之旁，寓意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骑鹿以游原野，乘鹤以遨太空。也有人引经据典，认为此物应称为飞廉，是古代的风神，主要用于镇墓避邪。屈原《楚辞·离骚》曾有“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望舒，神话中给月亮驾车的人。飞廉，指风神。奔属，跟在后面奔跑。

擂鼓墩古墓中的飞廉铜像放在东室主棺之侧，应是伴随墓主人的灵魂升天，并作为后卫忠诚地保驾护航一样。亦有别出心裁如方酉生者，认为两说皆误，此物可能是用于悬鼓的鼓架，因为它的身旁不远有一面带环的扁鼓，其大小恰可悬于其上。谭维四也认为：“方酉生的说法较为合理，因后来我曾试着将同室所出悬鼓的复制品悬于其上，鼓的竖环恰好套在鹤嘴的尖喙上，两横环分别套在向上呈圆弧状的鹿角上，十分合适。后来随州市博物馆已在编钟演奏厅里，仿此做了一件加入其钟磬演奏的行列，并无不合适之感。”当然，谭氏说这段话的时候已是十几年之后了。

惊女采薇图（屈原《天问》插图，〔明〕萧云从作）

文：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注释：惊女，楚辞研究专家闻一多以为当作女惊，惊，通警，警戒之意。回水，即雷水，发源于首阳山。萃，相聚，指伯夷、叔齐先后出逃，在首阳山下的回水相聚，最终一起饿死。“何喜”是屈原问这二人所作所为有什么可高兴的呢？王逸《楚辞章句》云：“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惊而走，因获得鹿，其家遂昌炽，乃天祐之。”萧云从即根据此说而绘图。

无论是鹿是鹤，或是飞廉、鼓架，正在发掘中的考古人员没有时间进行考证讨论。这件青铜鹿角立鹤被请出坑外后，又将室中散乱的乐器、兵器、礼器、漆木器、生活用器等器具一一提取。乐器大多出土于东室的中部，主要有漆瑟五件，五弦琴、十弦琴各一件，小鼓和笙各一件。与中室相比，主要为娱乐乐器，没有钟、磬那样的重乐器，显然是为了墓主人娱乐的需要而特设的。

清理后在现场认出的兵器有戈、弓、镞、盾、矛等，有的出自主棺两侧，有的贴近东室的南壁与西壁。种类如此繁多的兵器出自东室，当是有保护墓主之意。当然也有例外，如在棺的北侧出土了一张带有外套的弓，长1。5米，弓身用红线缠绕，弓弦俱在。在弓的旁边，放有两束箭镞，一束10支，一束9支，箭杆皆为红色，箭头与一般的不同，无锋刃，属于平头箭镞。据考古人员刘柄等人推测，弓和箭是专门为射击珍贵禽兽用的工具，箭做成平头，是为避免射穿珍禽异兽的皮毛。这一推测正确与否，很难说得清楚。

令考古人员印象深刻的是，在靠近主棺的东侧，杨定爱发现了两件与众不同的小型青铜戈。出土时，与戈相接的柲已残断且分离。戈身通长14。3厘米，小巧精致，光亮如新，如现代人用于防身的手枪一样，使用痕迹不明显，周身泛着黑黝黝的青褐色光芒。详细观察，其中一件戈身镌刻着“曾侯乙之寝戈”铭文，也就是说，这是墓主人亲自使用或亲近侍卫使用的小型防身戈。另外，在主棺的旁侧还清理出土了一批马嚼子、马镳和马饰，这些器物象征马驾的车，也寓意墓主可以乘车到处巡视和游玩。至于寝戈头上镌刻的“曾侯乙”铭文，是否指棺中的主人，考古人员一时还没有把握做出结论。

飞廉图（屈原《九章》插图，〔清〕门应兆作）

文：历太皞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

注释：太皞，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即伏羲氏。飞廉，神话中的风神。杲杲，明亮的样子。凌，越过。天地，俞樾以为乃“天池”之误。径，直。度，同渡。

在清理过程中，大家密切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企图于不经意中有个意外惊喜，以破解久悬于心中的金器有盖无身之谜。但整个东室全部清理完毕，金器之身仍是千呼万唤未出来。不仅没有找到与此相般配的器身，就是其他质料与之相配者亦未发现。当时负责记录的刘柄在他的田野考古发掘记录中写道：“在主棺下南北两侧放有金盖两件，但其主要部分的器身，直至清理工作完毕仍未发现。不知是何原因。本来此墓是被盗过的，盗洞把中室打开，是否盗墓人进入东室？就是进入东室，为什么金盏、金杯还保存很好？”

从整个墓坑的结构和积水情况推断，盗墓贼进入东室的可能性很小，中室西部成排的编钟都没有被盗走，发掘时一个不少地立在原处，何以要舍近求远进入东室盗取器物？而从中室进入东室，唯一的通道就是椁墙下那个狭窄的小门洞，盗墓者要在三米深的水下，于漆黑一团中穿洞而过，并取走棺材下的器物，非有孙悟空的功夫是难以想象的。

曾侯乙寝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