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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贼的传家宝（第2页）

神奇的洛阳铲一经问世并在实践中应用，探墓效果显著，很快在盗墓业内传开。张铁匠的生意因此大加兴隆，发了一笔横财，据说一个月就赚了三百多块大洋。因这种铲子直径较小，主要用于打洞勘探，当地人取名“探铲”。又因此铲是在洛阳地区问世并首先使用，又称之为“洛阳铲”。

从明代的铁锥到民国初年的洛阳铲，是中原地区甚至整个中国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次革命性飞跃。中国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位深、土层厚，盗墓贼可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扰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遗迹。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仅凭洛阳铲深入地下所碰撞的不同声音和手里的微妙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所传出的信息也就有所区别。一把洛阳铲，刺破阴阳界，洛阳地区四邻八乡的村民见这一神秘器具如此轻巧便捷，探找墓葬既快又准，省时省力，于是纷纷效仿，呼呼隆隆地加入盗墓队伍之中。自此，历经劫难的邙山又掀起了新一轮盗掘狂潮。民国十七年（1928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考古学家卫聚贤赴洛阳考察，专门调查了邙山一带的盗墓情况，对盗墓者使用的工具做了详细描述。在其所著《中国考古学史》一书中，卫氏说，盗墓者“用铁铲曲为多半圆洞形，置长木柄，在地上隔五尺凿一洞，因持铲凿地，土攒入铲中，用手将土取出，看土为活土死土。所谓死土，即天然的地层，活土是地层混乱，地层混乱由于曾掘地埋人，将土翻过所致。遇见活土，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2]

民国时期偃师的馒头包子铺（偃师博物馆藏并提供）

1935年12月14日，《中央日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机关报）报道了邙山一带盗墓情形：“俗语云，‘洛阳邙岭无卧牛之地’，其陵墓之多，可以想见，惟是大小陵寝，皆为先民遗迹，历史上之价值，何等伟大，乃近有不逞之徒，专以盗墓为事，昏夜聚集，列炬持械，任意发掘，冀获微利，不惟残及白骨，抑且影响治安。近更变本加厉，益肆披猖，入土新柩，亦遭盗发，抛露棺椁，残毁尸骸，倘系贫户茔葬，白骨尸身，辄扬晒墓外，以泄盗墓者徒劳无获之恨……”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地质学家袁同礼前往洛阳查勘盗墓情况，他在提交的报告中说：“洛阳为吾国旧都，古迹甚富，城北城东，古墓尤多。近十余年来出土古物，以铜器为大宗。土人以大利所在，私行盗掘者，几成一种职业，并发明一种铁锥，专做采试地层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带，盗掘痕迹，不计其数。……其参加工作者，共二十余人各执铁锥，分区探试，偶有所获，则欢呼若狂。”[3]

袁氏所说的“铁锥”，已非明代发明之物，实乃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事隔三年，河南大学校长王广庆已说得极为清楚。王氏1939年所著《洛阳访古记》载：“近日掘古物用器，名为瓦铲，重七八斤，铲端铁刃为筒瓦形，略如打纸钱之圆凿，围径约三寸而缺一口，后施长柲，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铲心上出，顷刻之间，凿穴深可寻丈。……先以上述长柲瓦铲，锥地取土，验其色质。其土层色质松散而不规则者，知为古代已动之土，古物往往出焉。其坚整而纯一者，则原始老土，决其必无所有，乃易地再掘焉。然即散土地区中，亦有为水道或农人耕垦之遗迹，不必皆有所得。”王氏为洛阳新安县人，近代知名学者，其考察所记尤为朴实。

洛阳铲发明后所引起的现代化盗墓狂潮，随着民国时期时起时伏的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爆发，一直没有消停。鲁迅在1934年撰写的《清明时节》中，曾论及人与坟在精神层面上的关系，并兼及历史上的“掘坟”和邙山墓冢被盗之事，文曰：

相传曹操怕死后被人掘坟，造了七十二疑冢，令人无从下手。于是后之诗人曰：“遍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于是后之论者又曰：阿瞒老奸巨滑，安知其尸实不在此七十二冢之内乎。真是没法子想。

阿瞒虽是老奸巨滑，我想，疑冢之流倒未必安排的，不过古来的冢墓，却大抵被发掘者居多，冢中人的主名，的确者也很少，洛阳邙山，清末掘墓者极多，虽在名公世卿的墓中，所得也大抵是一块志石和凌乱的陶器，大约并非原没有贵重的殉葬品，乃是早经有人掘过，拿走了，什么时候呢，无从知道。总之是葬后以至清末的偷掘那一天之间罢。”

很显然，晚清以至民国时期邙山之墓惨遭盗掘，李鸭子发明的洛阳铲起了“帮凶”的作用，无形中助长了盗墓者的气焰，加剧了地下遗物的损失和毁坏。但就洛阳铲本身的是非功过而言，正如二战时美国扔到日本广岛的原子弹一样，核弹本身毁灭了数十万日本岛民的性命，却也靠其巨大的震慑力，促使日本天皇宣告投降，从而又使许多人避免了无辜的流血牺牲。洛阳铲神奇的功用，通过盗墓贼的亲身示范，逐渐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随着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洛阳铲从盗墓贼手中进入田野考古工作者行列，并成为考古人员不可或缺的钻探墓葬与遗址的专用工具。

洛阳铲形状

1952年和1954年，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会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联合举办了两期全国考古钻探训练班，全面推广了李鸭子发明的这一新式探测工具，并正式将其命名为洛阳铲。在学习期间，训练班请洛**有丰富经验的老探工进行示范，要求每一个学员对这一工具必须学会操作技术并熟练地运用。学员们结业时，给每人发三把洛阳铲，作为先进“武器”带回各自所在单位应用。有的女学员在短短几个月内未能熟练掌握洛阳铲的操作技术，为了普及这一新型的工具，由国家文物局出面联系，从洛阳雇一些探工师傅到当地去继续指教。至此，洛阳铲由本地区的一个盗墓工具，一个翻身改变了它的历史用途和地位。随着这一新式工具在考古钻探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洛阳铲很快遍及全国各地的考古队，并且被列入了全国大专院校考古学教材，明确指出考古人员在钻探时必须使用洛阳铲。灰不溜秋的洛阳铲身价倍增，由黑暗肮脏的小土屋一步登上大雅之堂，成了中国考古界最具标志性的象征。1972年9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王仲殊率领中国考古代表团赴阿尔巴尼亚参加第一次伊利里亚人学术研究会议，赠送给东道主的礼物，就是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从此，洛阳铲走出国门，为世界同行广泛所知。

中国北方使用洛阳铲进行考古钻探的情形

洛阳铲虽然已在中国各地考古界普遍应用，但因只能手工制造，其制作工序有二十多道，而最关键部位是成型时打造的弧度。这个颇有点神秘的弧度，若没有相当功力和经验不能为之，稍有误差，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或只能带半铲土，导致土层错乱，阻碍准确判断。因而，全国考古界所用洛阳铲，仍然要依仗它的发源地——洛阳市东郊。自1955年起，此处有四五家手工作坊，常年开设红炉打造，制出的洛阳铲一批又一批销往全国各地。无论是北方的内蒙古，还是长江、湘江沿岸的湖北、湖南省，或南方的两广地区，考古界所用的洛阳铲，无一例外来自洛阳市东郊手工作坊。因全国各地考古界需大量用洛阳铲，洛阳东郊红炉一时无法满足需求，遂按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各省文物考古机构统一购买，先下发到地区一级文博部门应用。至于县一级单位的考古人员，还一时无法享受这一“待遇”。因而，王少泉等一行在擂鼓墩所使用的洛阳铲，只能从襄阳市博物馆带来，而随着这一稀有之物在现场的实际应用，才引起了现场官兵的好奇与惊叹。[4]

当然，洛阳铲所发挥的作用和显示的神奇才刚刚开始，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注释：

[1]因本书写作时间较早，书中所涉及的部分行政区已改变，为尊重作者意愿，书中部分行政区以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分为准。——编者注

[2]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3]载《燕京学报》第21期，1936年。

[4]随着时间推移，一般的洛阳铲渐被淘汰，考古界所用的探铲，在洛阳铲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分重铲和提铲（也叫泥铲）。由于洛阳铲铲头后部接的木杆太长，改用螺纹钢管，半米上下，可层层相套，随意延长。若出外勘察古墓葬或遗址，可将钢管拆开，背在双肩挎包里，减去了携带的麻烦。与此同时，盗墓贼也与时俱进，根据不同的墓葬用不同的探铲，如探汉墓时用洛阳铲演变而成的重铲；盗掘唐墓时用扁铲，也就是类似《水浒传》中鲁智深用的月牙铲；因汉墓多为竖穴坑，且多有塌陷，进入墓室捣土时用滚叉和撇刀。到了20世纪90年代，盗墓者的方法、技术、工具渐渐演变得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其勘探时用军用罗盘、探测仪，或者更先进的探地雷达、金属探测仪、气体分析仪等等。盗掘时用雷管、炸药，甚至用挤压式手雷。一个手雷可炸出深约三米，直径仅能容身的竖式洞穴。连续向同一地点投放几个手雷，可深至十几米的墓室，且洞穴因两边的土层受到挤压收缩而不会塌陷。运输时用摩托车或汽车，通信工具则用手机。盗墓者对古墓葬的破坏，已超过之前的十倍，甚至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