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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费解的谜团（第2页）

当然，“赵眜”者也有可能是赵胡的长兄。赵佗在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上书时就说过：“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前汉书·西南夷两粤传》）孙已是“抱”了，其“得”孙之年当在此年前几年。而赵佗孙胡即位是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前后相隔近五十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大概佗之子都死了，只能立嫡孙“赵眜”为太子，后“赵眜”又早逝，佗于是更立庶孙胡为太子。胡死，携其曾为太子之长兄“赵眜”的太子印入葬，以示缅怀毋忘之意，亦非子虚乌有之事。

总而言之，“赵眜”何许人，至今尚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我们也只是想到达据史事而做出合理猜测、假设的阶段。但是，“赵眜”不是南越文王的姓名，这一点我们是不怀疑的。

继余天炽之后，暨南大学学者朱纪敦又提出了既不同于初步报告，也不同意余天炽观点的新看法。他在否定了以上两种观点的同时，宣称：赵胡和赵眜原本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其理由是：南越王国是汉初的地方割据政权。秦汉之交，南海尉赵佗乘“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史记·南越列传》）之机，割据一方，称王五世。国王名声显赫，为时人所熟知。司马迁、班固治学严谨，怎么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竟将国王名字写错？何况赵胡当政时，为报答汉廷替他兴兵讨闽越的恩德，曾派太子到汉廷当人质。太子怎会将其父王之名误传呢？再说，太子婴齐在汉廷时，娶邯郸摎氏女为次妻。婴齐归国后，摎氏还继续与汉廷的安国少季私通，并在南越王国内结成一个与南越地方割据势力相对抗的亲汉集团。当时汉廷与南越王国之间，来往频繁，统一与割据的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汉廷连南越国国王的名字都搞不清楚，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再次，“胡”与“眜”二字从形、音、义上说，相距甚远，笔误的可能性极小。但前者被载入史册，后者却见诸出土文物，似乎两不相干，颇费推敲。仔细分析当时情况，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赵胡”是原名，“眜”是后来的改名；

二、“赵胡”不是原名，是当时人给他的绰号，是诨名。

朱纪敦用了大量的事例来证明以上的两种可能性，最后他总结性地说：赵胡即赵眜。“赵眜”既非笔误，也非司马迁所据失实，或班固传抄失慎。

朱纪敦的一家之言发表后，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成，其中广东文史馆的学者于城撰文附会说：

从该墓出土的陪葬文物来看，可以肯定墓主人就是南越文王（帝）赵眜，但《史记》和《汉书》都一致说南越文王名叫赵胡。因此，引得许多学者纷纷探讨，做出了很多深邃的解释。据我看来，事情倒很简单，赵眜既然有两种不同身份：一是在国内至高无上的“帝”；一是向汉朝俯首称臣的“王”。为什么他不可以有两个名字呢？“眜”是他的本名，这个名字是尊贵的，是要忌讳的，他不愿在向汉朝上奏章时使用这个名字，更不愿汉使向他宣读皇帝诏书时喊这个名字，所以他在与汉朝的交往上便改用另一个名字赵胡。难怪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的名字叫赵胡呢。

几乎就在朱纪敦和于城等人提出以上观点的同时，海外学者高倬云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高倬云眼中的赵眜，既不是历史上记载的赵胡的父亲、兄弟，也不是同一个人，而是赵胡的儿子赵婴齐。他的理由是：

一、赵佗身侍秦汉两朝，至汉武帝建元四年，享年在百岁上下。《史记》称赵佗在秦亡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及汉高祖定天下，亦体谅佗为南方安静而劳苦，并没有为难于他，至高后时，有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谥为文王，僭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殁。死时定不过四十。

基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眜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论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与赵眜应是一人，赵眜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于是，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在经过长时间冷静而细致的思考研究后，于1991年在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三家共同编写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中，再度抛出了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长篇论文《墓主和年代》，就在这篇长文中，对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做了详细的考查论证，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眜”“帝王”）、铭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金印与“赵眜”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这是一种猜测。《说文》：“葬，藏也。”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入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眜”与史书“赵胡”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做解释。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眜、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眜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两枚“泰子”印，因其质料纽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眜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眜、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眜的私印入葬。这实在令人费解。墓主既然随葬了自己的官印却不随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辈的私章入葬，实在于理欠通；再说墓中有“眜”字封泥同出，如果“眜”是墓主的父兄，这就无异于说，父兄生前已为子弟检封葬品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还是三主，是赵佗之子还是赵佗之孙？除了上述因出土两枚“泰子”印和赵眜与史载赵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见外，有些学者又从“赵佗年寿有问题”出发，坚持墓主赵眜是赵佗之子，进而武断赵佗子曾继任王位。

以上论证墓主赵眜即《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王赵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记》《汉书》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数没有明确记载，仅知第二代即位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殁，这中间共24年，是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数的总和。《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汉书》夺“卒”字，余同。出土铜句鑃刻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史记》《汉书》记胡（眜）在位十余年当可信。由此推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约死于元朔末元狩初，估计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后一两年为宜。

对照墓主遗骸的鉴定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墓主与赵佗的祖孙关系。

从墓主遗骸的鉴定，可以判断死亡年龄为35-45岁。今以40岁估算，知墓主约生于文帝末年，是时赵佗应有八九十岁（照王鸣盛算已近百岁），耄耋之年生子，实为奇谈。故墓主绝非赵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赵佗的孙子，则符合实际情况。从古代帝王早婚，祖孙岁差又达八九十年这两个方面估算，墓主赵眜不会是赵佗的长孙，而应是赵佗的次孙中的一个。《汉书·南粤传》载，汉文帝元年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汉文帝书称“于今抱孙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万步来说，汉文帝元年赵佗的孙子刚出生，到佗死之年这孙子已是43岁的壮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约16年，如果二世是长孙的话，死年已是58或59岁将近老年的人了，这个岁数与墓主遗骸鉴定的年岁迥异，所以，这是论定墓主是佗的次孙的又一力证。

再说墓中出土不少药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这一点与上引“后十余岁，胡实病甚”的墓主健康状况也是相符的。

由于麦英豪、黄展岳以大量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对象岗古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做了严谨和较为科学的论述，所以当这篇长文抛出后，认同麦、黄两人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学界原来那极其热闹的争论渐渐沉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