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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关键的经济影响（第1页）

四个关键的经济影响

如果一个点对点平台真的在改变我们的心态——以积极的方式改变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我们怎样抓住这样的情感影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太可能来自经济学家。然而，毫无疑问，分享经济的扩张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善对经济影响的评估方法，包括一些GDP不能很好捕捉到的指标。

然而，与此同时还存在一些广泛的、传统的、可以期待的经济影响。接下来，我概括了四个最显著的影响。

改变资本的“影响力”

无论是点对点租赁市场中的资产能力（即波茨曼的“闲置产能价值”）、TaskRabbit、Handy和Spare5等市场上的劳动力供应，还是贷款平台FundingCircle等平台上的金融资本——所有的东西都是平等的——利用“闲置产能”会增加经济生产力。

例如，拥有一个空房间的房子主人不只是拥有一个空房间——他拥有着未被充分使用的资产。有了Airbnb，房子主人能够把少量的额外空间变成一个收入来源。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充分使用空间来利用过剩产能。同样，通过Spare5应用，曾经花在坐公共汽车上下班的时间可以通过使用智能手机在Spare5的商业社区中标记图片或回答调查问卷来获得收入。当小借款人不再把钱存到个人储蓄账户，而是通过FundingCircle把它借给中小企业，他们可能增加了他们的金融资本的经济影响。

我认为这些例子都体现了现有资本、资产或劳动的影响力的增加。[56]克莱·舍基（ClayShirky）于2014年5月在纽约大学举办的“协作-对等-分享”（Collaborative-Peer-Sharing）经济峰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特别清楚地解释了在分享经济平台上展现出这些影响增长的数字前兆。在说明了为什么说“在数字世界中，分享经济伟大的先驱是Napster”后，舍基接着解释道：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音乐听众的共同目标是能够使用一个被称为“天堂自动点唱机”的玩意儿，可以点任意一首歌，一次可以点一首歌。Napster的发明人肖恩·范宁意识到“天堂自动点唱机”的苦差事已经结束了。世界上所有的音乐都已经数字化了，一次可以做成一张CD。有人买了CD，然后他们把音乐拷贝下来并以MP3的形式存在硬盘里。于是大量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但固定资本的大量基础设施还没有整合起来，它还不是一个集合。网络中计算机是瞎子，它们还是哑巴和聋子。这些都是未连接起来的节点。

范宁用Napster所做的就是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解决存储问题、传输问题、数字化问题——他只是解决了索引问题。通过Napster，电脑有了眼睛、嘴巴和耳朵。它可以告诉你：“我的硬盘里有这首歌。”同时还会将这个信息报告给中心索引表，在这里其他电脑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拥有的音乐并协商相互传输。

舍基接着总结他的观点：“范宁并没有增加对音乐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而是扩大了资本的影响力。”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利用不足的资本就是美国的汽车。每年美国人花费约一万亿美元购买新车和二手车，而且车辆的存量资本价值是这个的几倍（把这个计算在内的话，2015年整个美国经济的GDP约为17万亿美元）。然而，正如前言中提到的，这些汽车的利用程度低得令人沮丧。如图5。1显示了2009年加州居民对他们汽车使用频率的分布图。横轴表示使用强度（例如，使用强度5%意味着你现在有5%的时间使用你的车，或者说每天使用1小时多一点），而纵轴表示该汽车使用强度在加州人群中的比例。正如前面说明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拥有一辆汽车，只有不到10%的时间在使用。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汽车超过90%的生命是停在街上或车库里（正如前言中指出的，曼哈顿几乎就是这样）。而加州人对汽车的使用频率实际上比美国居民的平均水平更高。

资料来源：截至2009年的全国家庭出行调查（NHTS）。

图5。1美国机动车使用情况

我们可能不需要等到自动驾驶汽车出现后才能看到数字化给汽车和交通行业带来的经济革命。新的点对点模式涉及的范围——Uber可以按需获得汽车驾乘服务，Lyft可以看谁的车顺路，Getaround可以知道你的社区里谁的车可以让你开走，BlaBlaCar可以搭车到另一个城市——对全球存量汽车的影响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在世界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上出现的资金雄厚、形式轻盈的区域性平台，如滴滴出行和Ola等，给汽车所有权行为尚未根深蒂固的用户群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正如Ola年轻有为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波巴维什·阿加沃尔（BhavishAggarwal）在2015年向我提到，数百万新崛起的印度中产阶级达到的收入水平允许他们在未来的十年里考虑购买一辆汽车，但许多人将“跳过”低效的完全所有权阶段，而直接作为按需消费者进入汽车使用市场。

在最近的一系列会谈中，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rdon）哀叹美国生产率增长放缓，特别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近20年来的数字化变革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率是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张很出名的幻灯片是从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复制来的，如图5。2所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均来看当相同的输入产生更多的输出时，全要素生产力（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就会增加——包括实物资本、金融资本和劳动力。生产力的增加反过来会提高经济的增速。这些平台不只增加舍基提到的数字产品的“资本影响”，还将继续扩张并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不断提高劳动力、金融资本，特别是实物资本的影响。数字技术的这种独特效应将很有可能扩展到更广泛的经济范围，如房地产、交通、能源、医疗以及各种形式的劳动。

或者正如戈登担忧的，数字化变革会促进全要素生产力增长可能不是一个神话。相反，在它们出现在国家统计数据里之前，它们可能只是一直在等待促进分享经济变成可能的那些力量的形成。

图5。2每10年的全要素生产力增长率（1900-2012年）

规模经济与区域“网络效应”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由技术驱动的经济进步不断重复出现，并逐步创造、完善了规模经济——即随着生产量的增长企业获得的成本优势。简而言之，传统的规模经济是在随着生产量增长平均成本下降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优势可以来源于在一个更大的单位生产量下平摊了“固定成本”（如建设工厂的成本）。它们也来源于劳动不断细分，这种细分在大公司中是更容易实现的（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你做的事范围越窄且不断重复，那么你就能更高效地完成，这个理论最好的代表也许就是亨利·福特的流水线）。它们也可能来自“实践中学习”——效率的提高来自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设备，或工人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变得更精通。

关于规模经济的记载可以追溯到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回形针制造业中关于劳动分工的观察；几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规模经济则通常是由供应侧的进步所驱动的。你可以以更大的规模击败竞争对手，因为你可以投入更高的固定成本，或者因为你能降低你的单位可变成本。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的记录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来证明哈尔·范里安（HalR。Varian）和卡尔·夏皮罗（CarlShapiro）命名的“需求面的规模经济”——即一个产品随着它的使用量增加其价值也会增长。这个效应——任何用户对某个产品的使用量增加都会提高其对其他用户的价值（有时是对所有用户）——也被称为“网络效应”。[57]硅谷投资者在一种商业模式中常常追求“网络效应”，因为他们通常都相信“赢家通吃”，比如过去的微软、Facebook等科技巨头以及当今市场中的成功例子。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一下分享经济是如何影响这些类型的规模经济的。首先，巨头公司似乎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数以百万计的小企业家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样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是失去200年经济发展形成的规模经济。毕竟，Airbnb的房主能为短期住宿提供比专业酒店中的由技能娴熟、高度优化的酒店员工组成的团队更高效的服务吗？一个中国的巨头工厂不会总是相对布鲁克林的木制玩具制造商有成本优势吧？

答案似乎既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们无疑会失去一些规模生产的好处，以及当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组织转向大众，我们也会失去专业性。然而，规模化的其中一些好处将不那么重要，因为扩大固定投资的需要减少。只要你可以利用家里的闲置房产，你就不需要建一间酒店。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你可以使用复杂的3D打印机，你就不需要一间大型工厂。在某种意义上，整个成本曲线可能会降低，尽管斜率增加了。

此外，许多规模经济将会被平台本身保存并重新分配。“实践中学习”信条的传播可能不会发生在一个酒店组织或者工厂里，而是通过在Etsy上制售商品的手工业者形成的人际网络，或通过Airbnb房主社区和“公会”来传播，不管是直接通过各种活动、培训或嵌入到平台的功能等由公司来实施，还是以一种更草根的方式。

实际的变化将在整个行业和整个国家范围中有所不同，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相互竞争的力量平衡。但它是吸引人的：这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分享经济的经济模式可以真的将生产分散到数以百万计的小供应者那里，而无须牺牲在20世纪的公司中流行的规模经济带来的显著收益。

相比之下，它似乎清楚地表明，随着分享经济的高涨，需求方规模经济将更加流行。一种特殊的网络效应——双向网络效应——主导着许多平台的经济问题。正如托马斯·艾森曼（ThomasR。Eisenmann）、杰弗里·帕克（GeoffreyParker）和马歇尔·阿尔斯丁（MarshallVanAlstyne）在一篇有影响力的《哈佛商业评论》文章中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