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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3（第1页）

第三期3

据此可知仲含、霖寰之成事及牧斋之企图。但郑氏与二曾真正交谊密切，与牧斋之仅以文字酬应者大有不同。假使牧斋果得任登莱巡抚，恐亦不得如二曾之能指挥郑氏之水军也。一为南都与全局之关系。盖当时长江以北受困于李、张及建州，已成糜烂之势。江左士大夫颇欲保全南方，以留都南京为中心，聚兵力借图偏安之局。观石斋《与郑将军书》第二通云“李大司马，方今伟人，所号召豪杰立应，拟与南都诸绅击牛酾酒，以俟麾下”及《与张鲵渊书》云“南都名贤所聚，熊坛老诸公提挈于内，刘良佐诸将匡襄于外。借漕捐资，尚支岁月”等语，是其明证。熊坛老即熊明遇。《明史·二五七·熊明遇传》略云：

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崇祯元年，起兵部右侍郎。明年进左，迁南京刑部尚书。四年，召拜兵部尚书。五年，以故官致仕。久之，用荐起南京兵部尚书。

并参以上论侯方域代其父恂作书致左良玉，阻其拥兵至南京事，所引诸史料，足见崇祯十六年春间至初夏，熊氏亦在南京遥为牧斋共谋王室群公之一人也。一为关于左良玉之为人，石斋《致郑飞黄书》中所论，与牧斋撰《李邦华神道碑》中所言，颇不相同。盖石斋深知良玉之为人不可信赖，故欲借郑氏军力以防制之也。夫左氏固不可信赖，郑氏亦略相似。石斋当日或亦有所感觉，但此时所以取郑而舍左者，其关键实在左氏军糈不能自筹，动以索饷要挟官吏，残害人民。前述其拥兵东下，欲寄孥南京之事，可为一例，不必多论。至若郑氏所统之兵，军饷既能自给，故纪律亦较严肃。此点尤为当时所罕见，非他军所可企及也。

《明季北略·一一》“郑芝龙击刘香老”条略云：

初，芝龙为海盗。崇祯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龙降于巡抚熊文灿，授以游击。十三年八月，加芝龙总兵。芝龙既俘刘香，海氛颇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贵，浸以大显。

芝龙幼习海，知海情。凡海盗皆故盟，或出门下。自就抚后，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船例入三千金。岁入年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兵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

同书同卷《郑芝龙小传》略云：

海盗有十寨，寨各有主。飞黄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为之宰牲疗祭。飞黄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后必会饮，乞众力为我放一洋，获之有无多寡，皆我之命。烦缓颊恳之。”主如其言，众各欣然。劫四艘，货物皆自暹逻来者，每艘约二十余万。九主重信义，尽畀飞黄。飞黄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为尊，其主亦就殂，飞黄遂为十主中之一。时则通家耗，辇金还家。置苏杭细软，两京大内宝玩，兴贩琉球、朝鲜、真腊、占城、三佛齐等国，兼掠犯东粤、潮惠、广肇、福游、汀闽、台绍等处。此天启初年事也。刘香既没，余皆跪拜投降，海上从此太平。往来各国皆飞黄旗号，沧海大洋如内地矣。抚按又为报功，因升漳潮两府副总兵。后至崇祯末年百计营求，欲得福闽全省正总兵，赍银十万至京师，大小司马手长胆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银为流贼所得。

《小腆纪年·一三》“顺治三年十一月丁巳明郑芝龙降于我大清”条略云：

王师进逼安平镇，芝龙军容烜赫，炮声震天地。（将降于贝勒），其子成功谏曰：“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险设伏，收人心以固其本。兴贩各港，以足其饷。选将练兵，号召不难矣。”芝龙拂袖起。成功出告（其叔）鸿逵，逵壮之，入语芝龙曰：“兄尚带甲数十万，舳舻塞海，粮饷充足。辅其君以号召天下，豪杰自当响应，何委身于人？”

据上引史料观之，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兹不避枝蔓之嫌，稍详论述之，以俟通人之教正。

至石斋《致张鲵渊书》所谓黎总戎延庆者，当是芝龙部下之将领。张鲵渊者，当日福建巡抚张肯堂之号。见黄宗羲《思旧录》“张肯堂”条。其事迹详见《明史·二七六·张肯堂传》。唯《明史》传书字不书号。今同治修《福建通志·一二九·张肯堂传》载其字鲵渊，实则鲵渊乃其号，非其字也。熊明遇，《明史》本传及《明诗综·五九·熊氏小传》皆言其字子良。光绪修《江西通志·一三八》及《小腆纪传·五七·遗臣·二·熊氏传》则谓其字良孺，微有不同。但《陈忠裕全集·一八·白云草·赠熊坛石大司马（五言排律）》附考证，引《明史》熊明遇本传以实之。又谈迁《北游录·纪闻类·上》“熊明遇”条云：“进贤故大司马熊坛石隐山中。”故知石斋所谓“坛老”即明遇。《明史》诸传例仅书字而不书号，实则名与字尚有相互关系，可以推寻。至于别号，则与其名之关系颇难揣测。如此节中所论黄、李、张、熊诸人，苟仅就《明史》证之，殊不能得其联系。此亦读史者不可不知也。

牧斋《癸未四月吉水公总宪诣阙》诗题中，所谓“辇下知己”者，当指郑三俊、范景文、冯元飚、龚鼎孳等而言。此题第四首自注云“上命精择大帅，冢宰建德公以衰晚姓名列上”可以为证。《明史·二五四·郑三俊传》云：“郑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故称“建德公”。同书一一二《七卿年表》“吏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郑三俊八月任”；十六年癸未“三俊五月免”。故云“冢宰”。范质公与牧斋之关系，见前论《题〈将相谈兵图〉为范司马蔡将军作》诗。《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工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范景文十月任”；十六年癸未，景文仍任原职；十七年甲申二月入阁，三月殉难。至牧斋与冯元飏、元飚兄弟关系尤密，见前论《（癸未）元日杂题长句八首》之五，及《有学集·二八·慈溪冯公墓志铭》所述牧斋因张汉儒告讦被逮北行，时尔赓任苏松兵备参议，特加营护事。《明史·二五七·冯元飚传》略云：

（崇祯）十五年六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转左。元飚多智数，尚权谲。与兄元飏并好结纳，一时翕然称“二冯”。然故与冯铨通普谊，初在言路，诋周延儒。及为侍郎，延儒方再相，元飚因与善。延儒欲以振饥为铨功，复其冠带。惮众议，元飚令引吴甡入阁助之。既而甡背延儒议。熊开元欲尽发延儒罪，元飚沮止之。开元以是获重谴。兵部尚书陈新甲弃市，元飚署部事。一日，帝召诸大臣游西苑，赐宴明德殿，因论兵事良久。帝曰：“大司马缺久，无逾卿者。”元飚以多病辞，乃用张国维。十六年五月，国维下狱，遂以元飚为尚书。至八月，以病剧乞休，帝慰留之。请益坚，乃允其去。将归，荐李邦华、史可法自代。帝不用。用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都城遂不守。

及同书《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

十六年癸未，（张）国维五月免。冯元飚五月任，十一月告病。张缙彦十月任。（寅恪案：谈迁《国榷·部院表·下》“兵部尚书”栏，“崇祯癸未，慈溪冯元飚五月任，十月罢。□□张缙彦十月任”。与《明史》略异。岂元飚久病，十月尚虚留原阙，缙彦代任职务，至十一月元飚始正式开去原阙，而缙彦遂真除本兵耶？俟考。）

可知牧斋与冯铨、周延儒诸人之复杂关系，尔弢实有牵涉。牧斋所指“辇下知己”，尔弢应为其中一人，自无疑义也。又龚鼎孳《定山堂集》载其门人孝感严正矩所撰《大宗伯龚端毅公传》略云：

莅蕲七载，抚按交章累荐，举卓异，行取陛见。上注视嘉悦，拜兵科给事中。居兵垣十阅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于人才士气，尤为谆谆致意云。于司寇徐公石麒之去国，特疏请留，极论言官章公正宸、惠公世扬、宪臣刘公宗周、金公光宸等皆当赐环。因及钱公谦益、杨公廷麟、忤珰同难之方公震孺，俱不宜终老岩穴。

寅恪案：芝麓时任兵科给事中，请起用自命知兵之牧斋，则不仅能尽本身之职责，亦可称牧斋知己之一矣。至作芝麓传之严正矩，其人与顾横波三十九岁生日金陵市隐园中林堂盛会有关。《板桥杂记·中·丽品门》“顾媚”条纪其事略云：

岁丁酉（顺治十四年），尚书挈（横波）夫人重游金陵，寓市隐园中林堂。（寅恪案：园在南京武定桥油坊巷。见嘉庆修《江宁府志·九·古迹门》，并可参吴应箕《留都见闻录·上·园亭门》关于市隐园条。）值夫人生辰（寅恪案：横波生辰为十一月三日。此年三十九岁。详孟森《心史丛刊二集·横波夫人考》），张灯开宴，请召宾客数十百辈，命老梨园郭长春等演剧，酒客丁继之、张燕筑及二王郎（原注：“中翰王式之，水部王桓之。”）串王母瑶池宴。夫人垂珠帘召旧日同居南曲呼姊妹行者与宴。李六（大？）娘、十娘、王节娘皆在焉。（寅恪案：三人事迹见余书中《丽品门》及同卷《珠市名妓附见》，并同书下《轶事门》。）时尚书门人楚严某赴浙监司任，逗遛居樽下，褰帘长跪，捧卮称“贱子上寿”，坐者皆离席伏。夫人欣然为罄三爵，尚书意甚得也。余与吴园次、邓孝威作长歌纪其事。嗣后还京师，以病死。尚书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可参《定山堂诗集》附《诗余·一》。）

寅恪案：澹心所言芝麓门人赴浙江监司任之“楚严某”，今检严氏所作《芝麓传》云：

（崇祯九年）丙子，分校楚闱，总裁为娄东吴骏公（伟业）、宋九青（玫），两先生称文坛名宿，与公气谊甚合，藻鉴相同，所拔皆奇俊，得士周寿明等七人，中甲科者五，不肖矩与焉。

及光绪修《孝感县志·一四·严正矩传》略云：

严正矩，字方公，号絜庵。癸未成进士，未仕。国初授嘉禾司理。以贤能升杭州守，代摄学政。寻简饬兵备温处。

故澹心所指，即絜庵无疑。兹以余氏所述涉及善持君事，颇饶趣味，因附记于此。

依上引诸资料，最可注意者，牧斋此诗作于崇祯十六年四月，其时正欲以知兵起用，故目当日管领铨曹并此时前后主持戎政之人，皆为知己，斯又势所必然。今日思之，甚为可笑。至牧斋京华旧友，可称知己者，恐尚不止此数人，仍当详检史籍也。诗题中“二三及门”者，当指张国维等。检商务重印本《浙江通志·一百四十·选举门·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张国维。东阳人。壬戌会魁。”及《明史·一一二·七卿年表》“兵部尚书”栏载：崇祯十五年壬午“张国维九月任”；十六年癸未“国维五月免”。故牧斋所指“二三及门”，玉笥必是其中最重要之人。若熊汝霖，则《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熊汝霖。余姚人。辛未进士。”是雨殷之为牧斋门人，固不待言。《明史·二七六》、《浙江通志·一六三》、乾隆修《绍兴府志·五六》、光绪修《余姚县志·二三》、温睿临《南疆绎史·二二》及《小腆纪传·四十·熊汝霖传》并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九·移史馆熊公雨殷行状》等所载雨殷历官年月，皆颇笼统。惟《国榷·九九》“崇祯十六年癸未二月壬申（初八日）”载：

户科右给事中熊汝霖谪福建按察司照磨。

官职时间最为明确。牧斋赋诗在是年四月，当已知雨殷谪闽之事，故诗题所指“二三及门”中，熊氏似不能在内。至夏燮《明通鉴·八九》“崇祯十六年四月辛卯大清兵北归”条载：

谪给事中熊汝霖为福建按察使照磨。

则不过因记述之便利，始终其事言之耳。未必别有依据。盖熊氏既奉严旨谪外，恐不能在都迁延过久也。

更检《浙江通志·举人表》载：“天启元年辛酉科。王道焜。杭州人。”《明史·七六·朱大典传》附《王道焜传》、《浙江通志·一六三》及光绪修《杭州府志·一百三十·王道焜传》等所载年月，殊为含混，惟《南疆绎史·一七·王道焜传》（参《小腆纪传·四九·王道焜传》）略云：

王道焜，字少平，仁和人。天启辛酉举于乡。庄烈帝破格求才，尽征天下廉能吏，临轩亲试，不次用。抚按以道焜名上，铨曹谓郡丞例不与选，授兵部职方主事。道焜不平，按疏言（之）。寻得温旨，许候考。会都城陷，微服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