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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2（第3页）

牧翁《河东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樵悴之语聊广其意》云：

芳颜淑景思漫漫，南国何人更倚阑？已借铅华催曙色，更裁红碧助春盘。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

寅恪案：钱、柳二人同在一处时，酬和往复，一日之间，一人所作，往往不止一首。如上录四诗皆属于迎春日者。但《初学集》未载河东君次韵牧斋此日同游东郊之作。又《东山酬和集·一》牧斋《新正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后附河东君次韵诗，《初学集》亦未载。二人不在一处时，诗筒来往，互相酬和，亦有仅载一方之作品者，如《东山酬和集·二》牧斋《西溪永兴寺看绿萼梅有怀》及《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初学集》皆未载河东君和作。或疑《初学集》为牧斋一人专集，与《东山酬和集》之为诸人酬和诗之选集，两者性质不同，主宾轻重互异，因有著录多少之分别。是说虽亦近理，然鄙意恐不止此。盖河东君为人负气好胜，其与当时名士拈题斗韵，往往超越诸人之上。杜少陵“语不惊人死不休”（见《杜工部集·一一·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七律）》）正同此义。今观《初学集》中所存与牧斋唱和之作，颇多别有意境，非复牧斋所能企及。至其未载者，则属不能与牧斋竞胜之作品。由是而言，《初学集》之未全载河东君诸诗，实出河东君本人有所去取之故。斯固负气好胜，而又聪明绝世之人如河东君者，所应有之举措也。兹因比较《东山酬和集》与《初学集》两本繁简异同，略附鄙见如此，以俟通人之教正。

牧斋《迎春日泛舟》一首，既切合景物情事，更才藻艳发，洵为佳作。河东君和章虽亦不恶，然较牧翁原作终有逊色。宜其删去，不存于《初学集》，以免相形见绌也。牧斋诗第三、第四句，实写河东君前夕豪饮、次晨早妆之态。形容巧妙，如见其人。至若孟阳《縆云诗》第四首，亦描写河东君早妆之作。虽与牧斋此两句之意旨相同，但钱诗造语精炼，非程诗所可及。不过松圆欲远追周昉，画出河东君此际情态，则其所画，或更较牧斋之诗能传神，亦未可知也。

抑更有可论者，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同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份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径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己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

又温睿临《南疆逸史·下·逸士门·张白牛传》略云：

张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钱塘诸生。鼎革后，弃诸生服，避居留下，卖卜自给，足迹不入城。破屋二间，败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读书。貌苍古，乱髯，声如洪钟。日吟诗，经史之外，释道三藏皆诵。冬衣一敝苧衫，服砒霜。问之，则聊以御寒。

寅恪案：白牛道者或即是张白牛，尚俟详考。但张氏冬日服砒霜以御寒，似可证知明季吴越间颇流行服砒御寒之术。且张氏之号与题《河东君传》之白牛道者实相符合，甚可注意也。牧斋“新柳全身耐晓寒”句之意，尚不止摹写河东君身体耐寒之状，实亦兼称誉其遭遇困难坚忍不挠之精神。盖具有两重旨意也。卧子《补成梦中新柳诗》载于《陈李倡和集》，为崇祯六年癸酉早春所作。此诗后一题为《梅花（七律）二首》，当亦是为河东君而作。又《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载卧子于崇祯七年甲戌岁暮所作《早梅》一首云：

垂垂不动早春间，尽日青冥发满山。昨岁相思题朔漠（自注：“去年在幽州也。”），此时留恨在江关。干戈绕地多愁眼，草木当风且破颜。念尔凌寒难独立，莫辞冰雪更追攀。

抑更有可论者，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河东君年二十三，牧斋年五十九，卧子年三十三。依当日社会一般观念，河东君或尚可称盛年，然已稍有美人迟暮之感。卧子正在壮岁，牧斋则垂垂老矣。庚辰后五年为顺治二年乙酉，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年二十八，牧斋年六十四。河东君虽愿与牧斋同死，而牧斋谢不能。庚辰后六年为顺治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河东君年二十九。庚辰后八年为顺治五年戊子，牧斋年六十七，河东君年三十一。牧斋以黄毓祺案当死，而河东君救之，使不死。庚辰后二十四年为康熙三年甲辰，牧斋年八十三，河东君年四十七，两人先后同死。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因恐世俗斤斤于此，故取三人之关于此点者，综合排比之，以供参究。寅恪昔撰《王观堂先生挽诗》云：“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也。

《东山酬和集·一》牧翁《除夕山庄探梅口占报河东君》云：

数日西山踏早梅，东风昨夜斩新开。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冷蕊正宜帘阁笑，繁花还仗剪刀催。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

除夜无如此夜良，合尊促席饯流光。深深帘幕残年火，小小房栊满院香。雪色霏微侵白发，烛花依约恋红妆。知君守岁多佳思，欲进椒花颂几行。

河东《除夕次韵》云：

合尊饯岁羡辰良，绮席罗帷罨曙光。小院围炉如白昼，两人隐几自焚香。萦窗急雪催残漏，照室华灯促艳妆。明日珠帘侵晓卷，鸳鸯罗列已成行。

牧翁《辛巳元日雪后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寅恪案：《初学集》此题止作《辛巳元日》）云：

新年转自惜年芳，茗碗薰炉殢曲房。雪里白头看鬓发，风前翠袖见容光。官梅一树催人老，宫柳三眠引我狂。西碛蓝舆南浦棹，春来只为雨人忙。

河东《元日次韵》云：

蘼芜新叶报芬芳，彩风和鸾戏紫房。已觉绮窗回淑气，还凭青镜绾流光。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

牧翁《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梅花半开春条乍放喜而有作》云：

东风吹水碧于苔，柳靥梅魂取次回。为有香车今日到，尽教玉笛一时催。万条绰约和腰瘦，数朵芳华约鬓来。最是春人爱春节，咏花攀树故徘徊。

河东《次韵》（寅恪案：《初学集》未载此首）云：

山庄水色变轻苔，并骑亲看万树回。容鬓差池梅欲笑，韶光约略柳先催。丝长偏待春风惜，香暗真疑夜月来。又是度江花寂寂，酒旗歌板首频回。

寅恪案：《初学集·一二·山庄八景诗八首》之七《梅圃溪堂序》云：“秋水阁之后，老梅数十株，古干虬缪，香雪浮动。今筑堂以临之。”又《有学集·四七·书梅花百咏后》云：“墓田丙舍，老梅数十株。”可见拂水山庄梅花之盛。牧斋于崇祯十三年除夕特先往拂水山庄探梅，其实乃为二日后，即崇祯十四年正月初二日偕河东君同游之准备工作。自是属于接待新人之范围。但亦疑有与旧人如宠妾王氏之流有关之陈设等类，不欲使河东君见之“不顺眼”，早为除去。或更有他故，为河东君所不愿者，非预先措置不可，如拂水山庄本为钱氏丙舍，新正之月，岂有至先茔所在而不拜谒之理？牧斋之拜谒先茔，若河东君置身其间，颇为尴尬，不拜则为失礼，同拜则有已适钱氏之嫌。故牧斋所以先二日独至拂水之主要目的，必为己身可先拜墓，则偕河东君再往时可以不拜，以免其进退维谷之困难。（可参《有学集诗注·九·红豆集·（顺治十五年戊戌）孟冬十六日偕河东君夫人自芙蓉庄泛舟拂水瞻拜先茔将有事修葺感叹有赠效坡公上巳之作词无伦次（七古）》。）盖河东君当时与牧斋之关系究将如何，其心中犹豫未决。玩味所赋《春日我闻室作》一诗中“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则此际尚不欲竟作钱家之莫愁，亦可推知，否则区区探知梅花消息，遣一僮应如索绹者即可胜任，不必躬亲察勘也。又牧斋《辛巳元日》诗题，《初学集》删去“与河东君订春游之约”九字，则与《新正二日偕河东君过拂水山庄》，即前一日所“订春游之约”失去联系。推测牧斋所以删去订约之语，未必以题语冗长之故，颇疑河东君初不欲往，后经牧斋从臾，勉强成行，若著“春游之约”一语，则过于明显。似此心理之分析，或不免堕入论诗家野狐禅之讥。推测不当，亦可借此使今之读诗者一探曹洞中之理窟，未可谓为失计也。然昔人诗题之烦简，殊有用意。纵令牧斋拂水山庄探梅诗“停车未许倾杯酒，走马先须报镜台”，下句自是此行之主旨，上句谓到山庄不敢多留，即归报讯，所以表示其催劝河东君往游之意，殊可怜，又可笑也。“衫裆携得寒香在，飘瞥从君嗅一回”亦写当时之实况。盖牧斋此行必摘梅以示河东君，借是力劝其一往也。此首未载河东君和作，当非原有和章而后删去者，岂因无酬答之必要，遂置之未和耶？牧斋《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一诗，首句“除夜无如此夜良”，初读之，似觉不过寻常泛语。详考之，则知为实事真情。牧斋与松圆晚年往还尤密，在赋此诗前数年除夕，皆与孟阳守岁唱和。如《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一五·丙舍诗集·上》）、《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见《初学集·一四·试拈诗集》）等及《列朝诗集·丁·一三·上》所选孟阳诗《己卯除夕和牧斋韵》《戊寅除夜拂水山庄和牧斋韵二首》等，可为例证。至丁丑除夕牧斋在北京刑部狱中，其《岁暮怀孟阳》诗之后一题，为《除夜示杨郎之易》诗，则是遥隔千里，共同守岁之作。《列朝诗集》所选孟阳诗中，其《昭庆慈受僧舍得牧斋岁暮见怀诗次韵》一首，虽作成之时日较后，亦是等于与牧斋丁丑除夕唱和也。然则前此数年之除夜，牧斋相与共同守岁者，亦是“白个头发，乌个肉”之老翁，今此除夜，则一变为与“乌个头发，白个肉”之少妇共同守岁。牧斋取以相比，宜有“除夜无如此夜良”之语矣。“小小房栊满院香”句，可与《寒夕文宴》诗“绿窗还似木兰舟”句参较。我闻室非宽敞之建筑物，益可证明也。

牧斋《辛巳元日》诗第二句“茗碗熏炉殢曲房”，乃因孟阳《次韵河东君半野堂诗》“诗酒已无驱使分，薰炉茗碗得相从”之语而发。“曲房”指我闻室言。孟阳自谓其于河东君，诗酒固已无分，炉碗尚可相从。岂意穷冬冒寒别去钱、柳，独归新安。除夕卧病，相与守岁者，惟一空门之照师，寒灰暗影，两秃相对。诗酒炉碗，俱成落空。真可悯，复可嗤也已。据《列朝诗集·丁·一三》所选孟阳《题画雪景送照师归黄山喝石居》诗，题下自注云：“去年除夕师以余疾出山。兹感旧作歌。”此题前第三题为《和牧翁宿方给谏旧馆有怀孟阳》，第四题为《辛巳三月廿四日（与老钱）同宿新店次韵》，俱为崇祯十四年辛巳作品，自无疑义。若《题画雪景》诗及其前第一、第二两题，并属辛巳年之作品，则《题雪景》诗题下自注中之“去年除夕”，乃指崇祯十三年庚辰除夕，亦可以推定也。噫！当牧斋守岁之际，即松圆卧病之时。我闻室中绿窗红烛，薰炉茗碗，赋诗赌酒，可谓极天上人间之乐事。牧斋袭用孟阳“薰炉茗碗”之语以自鸣得意。不知长翰山中，松圆阁内之老友（《初学集·一九·东山诗集·二·访孟阳长翰山居题壁代简》云：“长翰山中书数卷，松圆阁外树千章。”），何以堪此耶？其不因病而死，殊为幸事。牧斋选取孟阳此诗，见其题下自注之语，或亦不能无动于中欤？河东君《元日次韵诗》“参差旅鬓从花妒，错莫春风为柳狂”一联，下句乃答牧斋原作“宫柳三眠引我狂”之语。“春风”乃指牧斋。此时牧斋真为河东君发狂矣。上句之“旅鬓”乃指己身而言。其用“旅”字，除有古典外，恐尚含来此作客，不久即去之意。“花”指牧斋家中宠妾王氏之流而言。牧斋《辛巳元日诗》，其题中明言与河东君订定往游拂水山庄之约，河东君诗“料理香车并画楫，翻莺度燕信他忙”乃谓因钱、柳之偕游拂水山庄，舟舆之忙碌预备。钱氏家中议论纷纭也。前谓拂水山庄为钱氏之丙舍，牧斋与河东君此行殊有妇人庙见之礼，或朱可久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见《全唐诗·第八函·朱庆余·二·近试上张籍水部》）之嫌疑。河东君诗意谓己身此来作客，不久即归去，虽牧斋之颠狂、王氏之妒嫉，亦任之而已。

《东山酬和集·一》牧斋《上元夜同河东君泊舟虎丘西溪小饮沈璧甫斋中》云：

西丘小筑省喧阗，微雪疏帘炉火前。玉女共依方丈室，金床仍见雨花天。寒轻人面如春浅，曲转箫声并月圆。明日吴城传好事，千门谁不避芳妍。

河东《次韵》云：

弦管声停笑语阗，清尊促坐小阑前。（寅恪案：《初学集》“坐”作“席”。）已疑月避张灯夜，更似花输舞雪天。玉蕊禁春如我瘦，银缸当夕为君圆。新诗秾艳催桃李，行雨流风莫妒妍。

牧斋《次韵示河东君》云：

三市从他车马阗，焚枯笑语纸窗前。晚妆素袖张灯候，薄病轻寒禁酒天。梅蕊放春何处好，烛花如月向人圆。新诗恰似初杨柳，邀勒东风与斗妍。

沈璜（璧甫）《辛巳元夕牧翁偕我闻居士载酒携灯过我荒斋牧翁席上诗成依韵奉和》（寅恪案：神州国光社影印长洲蒋杲赐书楼所藏《柳如是山水册》。其末帧题云：“□□词长先生为余作《西泠采菊长卷》。予临古八帧以报之。我闻居士柳如是。”杲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若此册果为真迹者，疑是河东君于崇祯十一年秋间游西湖时所作。可参前论《戊寅草·秋尽晚眺》第一首“为有秋容在画角”句。今所见崇祯十一年陈卧子所刻《戊寅草》，崇祯十二年汪然明所刻《湖上草》及十四年所刻《尺牍》，皆题“柳隐如是”。河东君既以“如是”为字，自可取佛典“如是我闻”之成语，以“我闻居士”为别号也。）云：

乍停歌舞息喧阗，移泊桥西蓬户前。弱柳弄风残雪地，老梅破萼早春天。酒边花倚灯争艳，帘外云开月正圆。夜半诗成多藻思，幽庭芳草倍鲜妍。

苏先子后和诗云：

春城箫鼓竞阗阗，别样风光短烛前。残雪楼台行乐地，薄寒衣袂放灯天。银花火树如人艳，璧月珠星此夜圆。一曲霓裳君莫羡，新诗谁并玉台妍。

寅恪案：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乘舟至常熟访牧斋于半野堂。十二月二日迁入牧斋家中之我闻室。除夕相与守岁。次年正月二日与牧斋同游拂水山庄。元夕偕牧斋乘舟载酒携灯至苏州，过沈璧甫斋中宴集赋诗。然则河东君自到常熟至过苏州，其间大约将及两月。自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至上元，其间将及半月。在此将及半月之时间，钱、柳两人俱未见唱和之作。与前一时间，即自初访半野堂至同游拂水山庄之时间，吟咏往复，载于集中可以考见者，其情况大不相同，是何故耶？河东君清羸多病，前论其《与汪然明尺牍》，已略及此点。观《尺牍》第十一、十三、十四、十八、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等通，皆可为例证。此七通尺牍之时间，乃自崇祯十二年秋至十三年秋者。其距离十四年元夕，不过数月至一年余耳。河东君于十三年庚辰仲冬至常熟，其病当或尚未全愈，殆有不得已勉强而为此行之苦衷。经过月余之酬应劳瘁，兼以豪饮之故，极有旧病复发之可能。但此犹仅就其身体方面而言，至若其精神方面，更有迟疑不决、思想斗争之痛苦。前论其不愿往拂水山庄春游事可以窥见。由此言之，《东山酬和集》及《初学集》中，崇祯十四年正月二日钱、柳偕游拂水后，历时颇久，直至元夕，始有同过苏州之诗者，其故当由于河东君自偕游钱氏丙舍所在地之后，感触甚深，因而发病所致欤？又据牧斋《元夕次韵》诗“薄病轻寒禁酒天”及《有美诗》“薄病如中酒”等句推之，则知河东君之离常熟，亦是扶病而行者。今日思之，抑可伤矣。清代曹雪芹糅合王实甫“多愁多病身”及“倾国倾城貌”，形容张、崔两方之辞，成为一理想中之林黛玉。殊不知雍乾百年之前，吴越一隅之地，实有将此理想而具体化之河东君。真如汤玉茗所写柳春卿梦中之美人，杜丽娘梦中之书生，后来果成为南安道院之小姐，广州学宫之秀才。居然中国老聃所谓“虚者实之”者，可与希腊柏拉图意识形态之学说互相证发，岂不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