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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廷辩实况黄道周舌战君臣（第1页）

第二十九章廷辩实况，黄道周舌战君臣

三国有诸葛亮舌战群儒，明朝有黄道周舌战君臣。崇祯十一年的七月五日，是黄道周人生最高光的时刻，博学多才、无畏权势的他为了真理，开启了打击，无论是新进宣大总督陈新甲，还是兵部尚书兼阁臣杨嗣昌，甚至是皇帝，都是他论战的手下败将。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让黄道周不惜犯上也要据理力争呢？

崇祯十一年的三月，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剿寇之策正处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中——他的军令状逾期了——虽然朱由检并未降罪于他，但是他的压力必然是与日俱增的。为了缓解剿寇的压力，他上疏主张给予北方官员权力，“抚赏敌国”，理由是对满洲的战争已然长达二十年，不仅劳民伤财，局势还每况愈下，现在民穷财尽，务必不能再双线作战。

那么如何“抚赏”呢？杨嗣昌认为可以同满洲方面谈判，给予些金钱或者放弃些领土，以达到暂时休兵的效果，说白了就是议和。杨嗣昌还在奏疏中说明，我们谋划要长远，这不过是一时之策罢了。

朱由检看了这奏疏，觉得很有道理，但是考虑到“我大明自有国情在此”，这事儿只能悄悄地干，绝不能说出去。他先要求该份奏疏和批复都不许传抄，随后开了个会，探探朝中各大臣的口风。

五月初三，大会在中极殿召开。当然，朱由检是不可能当头就问一句“大家觉得对建州议和行不行啊”的，这不够迂回，不是政治家该有的作风。他从一个很广且虚的角度开题，说现在天象频发，今年灾害尤其严重，大白天就看见金星的情况也有五个月了，是不是说明要打仗了啊？现在虽然是夏季了，但山西仍在下大雪，“冻毙人畜无数”……从气候恶劣说到吏治腐败，从流寇猖獗说到敌国生心，加上民穷财尽、侵剥旁出，局势简直太难了，各位有什么建议都写下来吧。

杨嗣昌觉得机会来了，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论，从天象不吉开始说起，什么阴阳五行、日月乾坤，滔滔不绝，没点古星相学知识还真不容易明白。他还旁征博引，举历代故事，比如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但是当年啥事儿没有。第二年，匈奴向汉朝求和，公卿不答应，是五官中郎将耿国一人独挡，认为要效仿汉宣帝故事，答应议和，说服了光武帝，与匈奴达成共识。还有唐朝宪宗时期，月掩荧惑（火星），田兴（田弘正）率魏博镇请降，唐宪宗发了一百五十万银子“犒赏”，遂得和平。正面例子举完了杨嗣昌还举反例，两相得证，比如宋朝太平兴国时期，又月掩荧惑，朝廷大兴武备，讨伐契丹，结果连战连败。随后他得出结论，圣人做事情，要先本后末，安内养外。

杨嗣昌扯了这么多，一会儿汉唐一会儿北宋的，无非就是想说：大动干戈难成事，议和治内保平安，要是公卿不同意，看看人家光武帝。总之，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今个儿我杨嗣昌就是耿国了，这和议定了，钱也出定了，谁要是主张动刀兵，就是不把历史的教训放眼里。

“抚赏”事宜被搬到台面上来讨论，杨嗣昌还说得那么直白，一下子举朝震惊。

中国传统政治有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有明一朝，君臣对议和讲款这种事犹为敏感，杨嗣昌的论调势必无法为广大同僚所接受。

上疏批驳甚至弹劾杨嗣昌的奏疏一封接着一封，《国榷》记载了杨士聪对杨嗣昌的反驳，他说：“杨嗣昌引用汉朝旧事，说天灾不一定导致兵祸，但是翻开《汉书》就知道他引用只引用了一半，后面兵败的事情都没拿出来说罢了。以这些事来对照现在，那我们的处境是极为糟糕的，杨嗣昌简直是‘误君误国，凭宠灭亲’。”

《国榷》作者谈迁对杨嗣昌搞春秋笔法一事也是嗤之以鼻，说杨嗣昌根本就不懂星历之学，还推演得头头是道，不过是为自己的抚赏政策背书，还引用历朝历代的事来说，把灾祸说为祯祥，简直是误国误民的大奸臣——“化灾为祥，奸臣之误人国巧矣！”

这下事情就大条了，三月末的时候已经派人悄悄去洽谈了，且使者带回来的信件提到了“仍沿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意为：我们还有讲款的打算，如果你们不同意，那么夏秋之际我们就要用兵了。

建州方面日渐强大，对议和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了。杨嗣昌得到消息，赶紧给皇帝上疏，说现在北防线压力很大，必须练兵五万驻守或捣巢，但是要做到这些，必须先平了内部流寇问题，只有先把内乱解决了，我们才能一心一意解决北防问题，除了暂时议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为了防止言官非议，杨嗣昌大骂了言官群体，说他们只知道“言”，不知道“兵”。

议和这么大的事情，是不可能真正做到“悄悄执行”的。一些谣言开始在宫中传播，说杨嗣昌等人已经拿了八万黄金和十万白银送出去了。这可真是要了老命了，杨嗣昌光是解释就解释了老半天，等解释完了，机会也跑了。

六月份，皇太极开始屯兵，并派人催促议和的事情。这下好了，议和彻底曝光，实锤了，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堂炸了锅。碰巧此时杨嗣昌入阁，群臣反对杨嗣昌的声浪达到了顶峰，其中声音最大的便是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玄，福建漳州人，天启二年进士。他学识渊博，一身傲骨，宁折不弯，连上三道奏疏，大批道：“杨嗣昌和陈新甲二人不该夺情起复，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这样不忠不孝的人有什么资格做人做事？况且杨嗣昌在位这几年，整什么十面张网之策、溢地收税之谈，如今还搞起了讲款和谈之说，可见其并没有什么才智。”

黄道周的奏疏言辞辛辣，一下子在众奏疏中脱颖而出。

黄道周反对议和也有他的理由，在他看来，讲款纯属无稽之谈：“无论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简单来说，黄道周觉得讲款成不了，更久不了，就算成了，边防的兵往哪撤？真能拿去打流寇吗？简直是儿戏！

黄道周的顾虑在理，你说议和，可是敌人真的值得信任吗？讲款的文书不过是一张随时可以撕掉的纸罢了。你以为和平了，把辽东的兵撤了送到中原战场，这不正是给满洲南下创造机会吗？若是他们大举入侵，你靠什么守卫京师？靠你向往和平的那颗心吗？

谈迁对黄道周的看法表示认可，他同样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讲款不过是一厢情愿，就算有一两年无虞，对方也会大行敲诈勒索之能事，与其事后后悔，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一点。

事情不能再拖了，七月五日，大会在平台召开。等人到齐，朱由检也不再搞迂回话术，直接点了黄道周的名，让他出班跪下，接着就开始滔滔不绝：“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也就即位以来跟随各位老师略学一二。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罢了。无所为而为之，是天理。有所为而为之，是人欲。天理人欲不并立，此消彼长。你现在反对杨嗣昌，是否是因点用一事？”言下之意就是说黄道周攻击杨嗣昌不过是因为杨嗣昌入阁了而他没入阁。

其实，本来入阁名单里是有黄道周的，但是朱由检觉得黄道周这人认死理，不得行，给他刷下去了，想来可能是这事儿让黄道周心里不爽了。

这是绝对的误会，黄道周一心向学，淡泊名利，才不在乎什么入阁不入阁，他神色淡定，答道：“圣人的学问深厚，非臣所能及。若论天理人欲，事事为己之私是人欲，事事为天下国家是天理。臣反对议和非为私利，乃为家国天下、纲常名教。”

黄道周大义凛然，朱由检另辟蹊径，用起老套路：“那你为什么之前不上疏？偏偏在没点用的时候上疏？”

黄道周解释道：“臣之前没上疏是因为同乡的两名科臣上疏了，怕有朋党之嫌疑就没上疏。”

这话在朱由检耳朵里简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直接说道：“那现在就没嫌疑了？”

话没讲两句，“党争”的帽子已经扣下来了，黄道周避开锋芒，开始滔滔不绝，同皇帝辩论起了伦理纲常之道：“臣所说的事情，都是有关天下纲常的大计，今天不讲就来不及了。如果在我之前有人讲这事，我就不讲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高官厚禄谁不爱？我何苦舍弃自己的功名来给别人留下话柄？我所在乎的是千古之纲常名教，何私之有？”

朱由检道：“‘清’是一种美德，且就‘清’字来说，伯夷这样的是圣人，小廉曲谨不受贿赂只叫作‘廉’不叫作‘清’。”

伯夷是什么人，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主的长子。武王伐纣后商朝灭亡，周朝建立，伯夷和叔齐耻于吃周朝的粮食，饿死在首阳山。这个例子可说是相当犀利，你黄道周不是称自己清直可嘉吗？那我告诉你，只注意小节而不识大体不叫“清”，只是“廉”而已，要说“清”，那得和伯夷比，人宁死不屈，你能吗？（实际上黄道周在多年以后确实做到了。）

说起圣人故事黄道周可就来劲了，这是他的特长，他道：“陈文子这样的，夫子称之为‘清’，伯夷叔齐这样的，夫子认为是‘仁’。”

黄道周不愧是大儒，《论语》典故信手拈来。陈文子，齐国人，那年，齐国大夫崔子弑杀了齐庄公，陈文子震惊，家产也不要了，直接出国。结果到了别国，他发现那里的执政者也这样，又跑了。再到一地，竟还是如此，陈文子再跑，最终竟无所寻踪。黄道周引用孔子评价，表示这样对政治环境有着洁癖一般要求的，才叫“清”。而伯夷叔齐，以身殉节，孔子评价其为“仁”，“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是出自于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

这话看似很短，实则针锋相对，不仅表示皇帝你学问做得还不够啊，还说明如果真的“清”的话，我作为大臣，应该是“良禽择木而栖”。

朱由检道：“你说这些牵扯过多，咱就说夫子，想来夫子一生以诚明为本，又说诚出于清，那仁出于诚不就又隔了一层？”

黄道周道：“人有欲则不诚，‘诚’字都从‘清’中来，不清哪来的诚？孝悌是仁之本，这就是诚生仁的说法。有孝悌的人才能经理天下万物，不孝不悌的人没有根本，何以开枝散叶？所以说至诚能经纶天下之大。譬如纲常名教、礼义廉耻，皆是根本上的事，没有这些，能做成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