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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传下册（第2页）

经过垂拱元年（685年）的调整和休息，精力充沛的武后开始向帝位发起冲击。受当年组建后宫情报网终于成功扳倒王皇后的经历启发，武后决定重施故技，在全国范围内组建自己的情报网，以了解下情，掌握民间动向，进而想法子引导甚至主宰社会舆论。这当然需要进一步地鼓励民间上言了。于是，垂拱二年（686年）三月，一个全新的制度——匦检制度诞生了。

其实，铜匦上书搜集民间言事并非始自武后，据《封氏闻见记》记载：“汉时赵广汉为颍川太守，设缿筒，言事者投书其中，匦亦缿筒之流也。梁武帝诏于肺石、谤木之旁各置一函，横议者投谤木函，求达者投肺石函，即今之匦也。”然而武后铜匦上书的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却远非赵广汉、梁武帝所能望其项背，而匦使的设立更是她的一大发明了。

提议设置铜匦的人名叫鱼保家，是承审裴炎一案的侍御史鱼承晔之子。按照他的设计，铜匦分为四格，收受天下表章，一旦投入便无法收回，大概有点像现在的邮政信箱。四面正对着东西南北，并援引五行学说，配以四季涂上不同的颜色。

东方为青色，象征着春天和仁爱，是为延恩匦，求仕进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文章投进去自荐。

南方为红色，象征着夏天和赤诚，是为招谏匦，接受人们对于朝政和时事的谏言。

西方为白色，象征着秋天和公议，是为申冤匦，受理冤案申诉。

北方为黑色，象征着冬天和智谋，是为通玄匦，鼓励人们为朝廷出谋划策。

武后为铜匦配备了多名匦使，以谏议系统的官员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当知匦使，以监察系统的官员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每天所有的投状，日暮时分全部由知匦使送上，紧要事情即刻处理，剩下的转呈中书省和理匦使处置，根据情况上报朝廷。补阙和拾遗都是武后新设置的谏官名称，补阙之意为补正国家之过缺，拾遗为拾而议论国家之遗事，进言也从原来的“廷议”和“上封”之外，多了投匦一途，进一步丰富了唐代的谏议制度。[60]

由此可见铜匦的各项功能如能充分发挥，不失为利国利民的一大创举，简单地将其称为告密箱是不太确切的，称为功能齐全的意见箱或许更为合适。因此武周结束之后，匦检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成为广开言路和自我举荐的一大途径，余风流至五代。天宝年间，大诗人杜甫便两度投书铜匦中的延恩匦以求仕进，最后以《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召试文章而授以参军一职，从此步入仕途。无巧不成书的是，杜甫后来升职为拾遗，史称“杜拾遗”，也正好就是武后新增的官职，也算有缘吧。老杜作诗有云：“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大大地赞扬了武后一通，不知道是不是在感激这位匦谏制度创始人的隔代提携呢。

不过，虽然铜匦的功能并非只限于告密，但设置在以周代唐的前夕，一切功能都需要为这一政治目的而让位。“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武后以女御男，天下人心不服，虽然迫于压力不敢妄动，却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一有风吹草动，难免不再上演一次逼宫之举，但平时却很难抓住他们谋反的确切把柄。杀人立威、震慑天下，便成为武后为正式称帝而铺路所做出的选择。垂拱二年（686年）三月，铜匦铸成，放置于朝堂上不久，一封密函便塞进了通玄匦，密告铸造者鱼保家曾为徐敬业叛军制作兵器，杀伤官军甚众。作法自毙的鱼保家即刻伏诛，成为铜匦受状的第一位受害人，其父鱼承晔也坐贬为仪州司马。事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铺天盖地塞进来的大多是告密的函件，尤其是武后接连颁布的鼓励告密的诏令，令得铜匦完全成为开启所有天灾地祸、谋反叛乱的告密之门。延恩、招谏、申冤的青、红、白三色，俱被通玄匦阴森肃杀的黑色所淹没，皇太后的通天彻地之智彻底吞噬掉春花秋月的仁爱、赤诚与公议。北方玄武，为幽冥地狱，为太阴化生，斜阳尽处，只剩严冬铭心刻骨的寒。

按照这道诏令，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旅途之上一律供以五品官礼遇，夜宿驿亭官舍，餐有七菜一羹，不问职业尊卑都可谒见太后，地方官吏如敢留难不送必受严惩。如果谁的密奏能得到太后的赏识即刻便能擢升为官，即使查无实据纯属诬告也可免于问罪。大唐律令凡诬告者须反坐按照告发他人的罪名判处的规定从此成为一道废纸，无数在正常制度下完全没可能上位的人们为这一诏令而兴奋不已。

皇太后说到做到，以帝王之尊天天在朝堂上亲自接见各地前来告密的农夫、樵人甚至死囚，和蔼可亲而又极富耐心，常常在朝臣面前天颜震怒的她，面对着话都说不清楚的民间告密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和慈爱，而她的允诺也绝不落空。羽林将军常元楷三代皆因告密而得官，成为人人艳羡的传奇故事。就算查无实据或者不满太后意也不会空手而回，自有金钱上的赏赐贴补旅途辛苦。如此有赚无赔的买卖令得百万庶民陷入一种史无前例的亢奋和狂乱之中，告密的黑色旋风随即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揭诏告密的人群从四方八面蜂拥而来，整个春夏之交神都洛阳都塞满了风尘仆仆的告密者，像蜂群更像是蝗虫，驿馆亭舍处处人满为患，官吏穷于应付焦头烂额之余不由得对年逾六十的皇太后充沛的精力佩服不已，自古以来从无这样大规模的君王与庶民的直接对话。太后对仪容的要求一向近乎苛刻，曾有官员早朝途中因为肚饿买了个胡饼边走边吃而被弹劾，以仪容不整有伤国体而被解职，他们无法想象太后何以整日接见这些粗俗鄙陋的山野村夫絮絮叨叨而依然能保持春风般温柔和煦的微笑，明明一听就是子虚乌有，有些干脆就是马后炮。也无法想象极端重视文采风度的太后怎么会眉头不皱一下就封了那么多的官出去，其中甚至包括目不识丁的文盲。难道这就叫作“野无遗贤”？然而太后乐在其中，当全国性的告密狂潮逐渐平息之时据说她已亲自接见了近万人之众，结果令她非常满意——她的确从这些市井村夫中挑选出了她需要的人才，不，简直是天才。

太后慧眼相中的第一匹“千里马”是胡人索元礼，状告徐敬业扬州谋反，这本是陈年旧事，但索元礼眼光独到，提出需重刑威慑天下的言辞句句说进太后的心坎，当即超擢为五品游击将军。传说他生性残忍，嗜血成性，每治一狱必牵连罗织数十百人，“衣冠震惧，甚于狼虎”。对索元礼的表现甚为欣赏的太后因此在监察系统大量起用胡人，留下“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的歌谣，因为胡人大多没有受过儒家仁义理论的熏陶，做事毫无顾忌，战斗力更为生猛。日后的酷吏都是索元礼的徒子徒孙，对这位教父级大佬极为尊敬，称之为“索使”而不名，就连太后的首席男宠薛怀义都拜他为义父，可见其炙手可热的程度。

索元礼好歹还参加过科举考试，举进士及第，相比之下卖饼师傅侯思止的平步青云更让人啧啧称奇，传奇程度足可与千百年后的白卷英雄张铁生相映成趣。待他吞吞吐吐地说完一大通废话之后，武后才发现他原来不是告密而是求官来的，胃口还不小，指明要做御史。怜惜他旅途辛苦，武后没有生气，和颜悦色地指出他的资历的确有点问题：“卿不识字，连公文都看不懂，怎么能做官呢？”

早有准备的侯思止大条道理：“神兽獬豸也不识字，却能够根据自己的直觉和正直的天性辨别出忠奸善恶，谁说不识字看不懂公文就不能做官了？”

考虑到侯思止连人名地名都分不清楚闹出若干笑话，有理由相信这话是经过高人指点自己死记硬背的，但临场发挥如此之好还是值得表扬，充分证明了文盲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这席话就如六祖慧能“菩提明镜”的著名禅语，有着直指人心的魔力，正被尘障雾锁的皇太后顿如醍醐灌顶，即刻见性成佛。杀人需要理由么？办案需要证据么？知道臣下对你不服气，却抓不到他的小辫子，难道就只能眼睁睁地放过他么？这一心结，被侯思止一句“办案不靠公文靠直觉”便轻易解开，那些饱学宿儒怎能提得出这样犀利通透的见解？这不正是她苦苦寻觅的人才么？

在这样一批榜样人物的带领下，大批酷吏闻风继起，纷纷效法。绰号“牛头阿婆”的秋官侍郎周兴以丰富的想象力和科研精神而闻名，要生活在现代社会想必会成为恐怖片大师，比如看见小火炖鸡，就想到如果把鸡换成人会怎么样；醋是用嘴来喝的，如果用鼻子来喝又会怎么样。他对人体承受痛苦的极限甚有兴趣，孜孜不倦地试图找出这个临界点。面孔和善的周兴常常在犯人面前兴致勃勃地讲述这些刑罚的妙用，讲着讲着便自己陶醉在鲜血淋漓的意境中无限快意，犯人却早已吓得晕了过去。

不过这些人的残酷程度加起来也怕难及来俊臣，无论手段还是效果都后来居上，堪称“酷吏之花”。来俊臣是位雍容俊秀的美男子，原本犯法当斩，狱中告变求见太后，他人本美貌，又巧言善辩，讲述刑狱头头是道，说得太后龙心大悦，不仅赦免了他的死罪，更破例将这位死囚提升为侍御史。在来俊臣的手上，酷刑逼供真正上升为一种艺术，诬告陷害得以系统理论化，其经典著作《罗织经》，千载之下读来仍让人心惊肉跳。他们联手缔造出一个恐怖而辉煌的酷吏时代，将暴力美学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在当时，他们的天才还没有充分地表现出来——皇太后剑虽在手，仍未出鞘。

什么时候先下手为强，什么时候该欲擒故纵，紫帐中的太后自有分寸，盘马弯弓，偏是引而不发，只待不开眼的兔子们憋不住自己跳进陷阱，才能凸现出皇太后代天执法的光明正大。遍布全国的情报网，一年两次的御史巡游，她倒要看看李唐宗室和皇唐旧臣能沉得住气到几时？绳索越套越紧，深怀恐惧又忍不住心存侥幸，这种状态最适合各个击破。虽然武后早已占尽优势，能少花些力气毕竟还是好的。武后微笑，对于自己的手法和成绩颇为满意，看着梦想中的皇冠越来越接近，她一向很有耐心。

武后钳天下之口的种种举措收到了效果，群臣对于横扫全国的告密之风不敢有任何非议。事实上，早在当年废中宗立睿宗时，太后便因告密而诛杀有怨言的聚饮禁军十余人，据说当时天有庆云出现，一批识时务的官僚便联络上表庆贺，说这是“天人合德”之意，“欣紫宸之永固，在苍生而知幸”，表明上天在嘉许太后杀得对，杀得妙，这是太后临朝后的第一起祥瑞事件。[61]平扬州叛乱、诛裴炎、斩程务挺，伴随着太后权威的步步走强，人们对太后铁腕极端畏惧的同时渐渐产生出对力量的膜拜，这必定不是人间的女子，这必定是上天的安排！坊间开始流传起女主武王的传说，在汜水出土的瑞石上发现刻有《广武铭》：“发我铭者小人，读我铭者圣君。……三六年少唱唐唐，次第还唱武媚娘”，受到官方重视，隆重地加以祭拜，正面肯定了这些民谣的合法性，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向来真龙天子出世，乾坤挪移，江山摇动，古书上必定有记载。上天垂象，或为民谣，或为奇梦，真龙天子们的发迹也大多似曾相识，他们总是被前朝暴君无理迫害，又总能王者不死绝处逢生——自有倒霉蛋做替死鬼。这方面不必苛求没有创意，太过标新立异反而达不到效果，比如梦日月入怀才叫作圣灵感孕，隋末反王刘武周偏要别出心裁说老妈怀他是梦公鸡入怀，那便活该只能做个草头王修不成正果。是以桥段不怕老旧，要紧的是重复次数够多，最初的震惊过后便是麻木的惯性接受。随着时间流逝，记忆慢慢淡化，谎言与事实逐渐等价均值，曾经发生的事情和精心编造的卷宗都会同样变成一页页发黄的文档，模糊了界限，任由后人梳理裁判。时光不能倒流，历史无法重现，于是往往散见于各处重复次数最多的字句，我们称之为可靠。谎言重述一千遍便成了真理，有时也许并非狂人的呓语。

透过真真假假的记载重重叠叠的积累，我们可以大体探知武媚娘歌原是隋唐流行的民间小调，词曲如今已经不存。据《旧唐书·李纲传》记载，隋开皇末，太子杨勇岁首宴请宫臣时，有东宫官员边弹琵琶边唱《武媚娘》之曲，引起性格方正古板的太子洗马李纲不满，认为该官员“于宴座自比倡优，进**声，秽视听”，要求太子治罪。由此看来，武媚娘歌应该是轻松俏皮的情歌小曲一类。及至太后临朝，民间附会，官方鼓励，遂演变成“女主武王”的传说。因来源不一，颇有自相矛盾之处，有指武媚娘歌的流行即是武后受命的表征，有的更改歌词称女主当昌，汜水出土的瑞石刻铭则称武媚娘为来自西天佛国的净光天女，“化佛从空来，摩顶为授记。光宅四天下，八表一时至。民庶尽安乐，方知文武炽”云云，暗示武后即为将主宰中华令万民安泰的女身佛，这些说法从不同角度印证了武后君权神授的合理性，无怪乎引起武后特别重视，大力加以支持推广了。天授二年（691年），有家属伏阙上书，为贞观时因结交妖道被御史弹劾谋逆处斩的左武卫将军李君羡鸣冤，称当时有太白经天，主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唐，太宗预示疑心到小名“五娘”的李君羡身上，将他出为华州刺史，后又轻信小人之言将他处斩，其实不过做了武后的替罪羔羊而已。这一说法因为迎合了武后急于在社会上形成女主正位的心态，受到武后的认可，特地为李君羡追复官爵，以礼改葬。至此，袁天罡相面，李淳风占星，李君羡替死，武媚娘登基的故事粗具雏形，在千年流转的岁月中不断地完善修饰，武后非凡的心机和手段、强烈的自信与执著被逐渐淡化，人的影子在众说纷纭的传说中慢慢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天命”神话中那些高高在上而又面目模糊的王者形象，玄天眷命，既寿永昌。

总是这样的。传统历史演义中的王者不需要有任何才能和个性，只需要拿出天命和正统的牌子，自会圣天子百灵相护，英雄豪杰倾心归附。所以《三国演义》里把刘备演绎成一个只会哭的窝囊废也没有关系，皇叔的金字招牌却万不可丢。而这正是武后的软肋，她可以凭才能掌控天下，可以凭威权慑服天下，却无法让天下人真心信服一个女人会是顺天应命的正统所继。这一点，甚至她自己都没有信心。有道是缺什么补什么，就像金庸写武侠小说读者多多，本人却总是希望人们因为他学术上的成就而尊敬他一般，武后这一生对于名字和称号这类东西有着走火入魔般的偏执，大约也正是她自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越发执著了吧。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武后何以会对民谣祥瑞这类能显示她天命所归的事物如此热衷，即使明知作伪也不在乎，因为这至少表示出别人对她统治的肯定和认同吧。于是，麦生三头谷长三穗是祥瑞，母鸡长出鸡冠学公鸡打鸣是祥瑞，某地突然钻出一个土堆也是祥瑞……敬献者和上表恭贺者总能得到她的大笔封赏，这些说法不免让人觉得可笑，有人更因此说她是迷信狂，然而一个由社会底层一步步爬到权力顶峰的人物风光背后的悲哀，又岂是旁人能够体会得到的呢？她要求的，也不过是个认同而已。

然而忠君的正统观念，正是维系中古社会的道德支柱，武后纵然才冠天下，权倾天下，也无法取得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不过或慑于威权，或趋于利益，未能行诸于外而已。垂拱二年（686年）新丰县有山踊出，已被她**得服服帖帖的群臣相与上表，恭贺这是天降祥瑞嘉勉太后的政绩，却有平民俞文俊上书，说无故踊出座土山，就像人身体不适才会长疣赘一样，哪里是什么祥瑞，明明就是灾变！如今太后女处阳位，主宰天下，故此上天特地示警，要太后修身养性，否则必遭天谴。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突然冒出这样的不谐和音，太后不禁大怒，判他流放岭南，后为六道使所杀。俞文俊的生死在武后的执政生涯中不过是个小插曲，只是冯宝宝主演的香港版《武则天》中把他编排为武后的初恋情人，在此顺带提一下。此外，作为平民的俞文俊冒死上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民意，说明反对女主执政的呼声仍很强烈，局势仍然不容乐观，起码在武后看来很严重。她除了建立告密制度和起用酷吏以威慑天下之外，只有静待有利时机的出现。

俞文俊是个儒生，武后实在讨厌儒生，因为他们总是对女主天下心怀耿耿说三道四。原本武后对儒学没那么大意见，好歹也是社会主流思想，只要不对她的宏图伟业构成障碍。她也曾一度求助于儒学寻找她称帝的理由，武后亲自主持贡士殿试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唐代科举初立，一些规定跟其他朝代颇有不同，分为常举和制举两类。常举即考生自己带着身份证明到州县报名（“怀牒自列于州县”），州县考试合格后称为贡士，到京参加考试。制举则为天子下诏求贤，百官推举，被举荐者即被称为贡士，直接赴京应试。唐代的殿试，便是天子亲临殿廷主持制举考试了。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武后御洛城南门，亲策贡士于洛城殿，《通鉴》有云“贡士殿试自此始”，认为科举制中的殿试自此创立，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但细细推究，却大有商议之处。

为了这次殿试，武后提前一年就下诏要文武百官五品以上的荐举贤才，特别注明人数不限多寡。及至载初元年（690年）二月十四日，考试正式开始，由四方八面赶来应试的考生足有上万名之众，云集神都洛城殿，分八科参考，每科按照惯例策问二至三道。武后希望能从中选出一些为自己称帝掌政服务的人才，因此非常重视，亲自临考，所问均是她关心思考的时政问题。因考生上万，科目又多，考试持续了数日之久，可谓盛况空前。洛城殿位于洛阳宫城西南，东为集贤殿，西为丽景夹城，南望洛城南门，北眺饮羽殿，气势雄伟，庄严巍峨。遥想当日帝国精英齐集于斯，翰墨留芳，满纸云烟，太后御殿临风，亲发策问，衬着丽日青天，宫阙万千，那种锦天绣地、满目俊才的盛唐气象，势必让人永生难忘。

武后一面起用酷吏打击政敌，一面想方设法网罗人才，这正是她的政权能维持不倒的原因。她杀的人不少，提拔的贤才也同样多，不管是厌恶还是尊敬，她都有足够的理由独占你的爱恨。载初元年（690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夕，为女主天下寻求儒家义理上的支持便成了武后关心的首要问题。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统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后身份称帝，历史上没有先例。于是，类似“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可衷”之类的句子[63]，频频出现在她求贤的诏令中。然而儒学和女政治家当真是天敌，太后的心思固然明明白白，但翻遍儒家典籍也找不出一条过硬的依据。武后一次次的策问，换来一次次的失望，最后倒是朝臣李恩文在《尚书·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附会武后用过“垂拱”年号，以此作为受命的依据。这是明显的牵强附会了，“垂拱”的年号本来就是来自于《尚书》，不过武后仍然很高兴，特地昭示天下。但很快有人提醒，对她执政极端不利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实在不好拿来做样板大肆鼓吹。武后沮丧之余，终于对儒学彻底死心。虽然不至于霸道到因不能为其所用便把儒学批倒批臭，冷落不重视是免不了了。“太后重学士而轻儒士”，千百年来著史的饱学宿儒们一直对此心怀耿耿，其实她要重视才奇怪了，不是给自己找麻烦么？

在武后由皇后到女帝的夺权过程中，北门学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凡风云突变的关头总有他们的身影浮现，却多在武后称帝前夕被杀。他们的行为不为传统儒学史家所称颂，又因掌握机密太多而深为武后所忌，无论是武周革命还是李唐复兴都对他们的存在讳莫如深，历经千年岁月的风烟，这群被刻意遗忘的人物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而已，刘祎之的一生或许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这些人的侧影吧。

作为北门学士之首，刘祎之有着武后宠儿的典型特征：温文尔雅、文辞灿烂。高宗武后时期正是唐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刘祎之少年时即以文采风流而闻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等齐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虽然儒学功底深厚，但刘祎之并非儒家眼中的三好学生，自有任性疏旷、喜好冒险的一面。他的姐姐曾在宫中担任女官，想必常跟刘祎之讲述一些宫闱秘闻吧，正在青春躁动期而又求知欲旺盛的刘祎之便对姐姐口中那些衣香鬓影、纸醉金迷的贵妇人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这也可以理解，所谓“未必佳人皆绝色，断无才子不风流”嘛。时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病重，刘祎之的姐姐受武后之命前去探望，胆大妄为的刘祎之便偷偷跟着姐姐混进去开眼界。如果他偷窥的对象是武后，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演绎成一段魏无牙暗恋移花宫主式的凄艳传说，但刘祎之感兴趣的其实是老太太荣国夫人。《新唐书》说：“祎之因贺兰敏之私省之”，那段时间九十高龄的外祖母杨氏和二十出头的外孙贺兰敏之的私情正传得沸沸扬扬，估计刘祎之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想去瞻仰一下这位老当益壮的贵妇人吧。

不管动机如何，年轻的刘祎之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流放嶲州，当年武后的宠臣李义府就是被高宗流放死在那里的，是十分荒凉落后的地区。艰苦的流放生活磨砺了刘祎之，昔日飞扬浮躁的文人气质逐渐沉淀为沉稳内敛，然而内心深处的火焰从未熄灭，渴望出人头地的热情依然不死。数年后，他等到了机会，出众的文采引起了武后的注意，特地上表请高宗召还，拜为中书舍人，不久又蒙恩遇，被武后亲自检拔为北门学士之一，同时入选的还有元万顷、范履冰、周思茂等人。

时朝中众位宰相一面倒地支持太子弘，武后颇觉被动，遂引入北门学士，明着为她编纂书籍，扩大影响，暗着参议朝政，分宰相之权。上元二年（675年）太子弘神秘死亡，武后又陷入与章怀太子贤争锋的战局。面对桀骜不驯的贤，武后以北门学士为她编纂的《孝子传》和《少阳正范》赐给太子贤，责其不孝。可见北门学士编书也具有一定政治目的，且直接介入了皇后与太子贤之间的政争。及至李贤被废，显继立为太子，此时刘祎之已拜为相王府司马，辅佐皇子旦，他和旦的师生之谊，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培养起来的。作为武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刘祎之对武后充满了感激和尊敬，人前人后都十分维护武后。说来武后于诸子之中也就和相王旦关系不错，固然是旦年纪较小，性格温顺，但应该也有刘祎之潜移默化的功劳吧！

正因为他身兼武后心腹和相王老师的双重身份，在武后密谋废中宗立睿宗的时候，刘祎之没有丝毫犹豫便站到了武后一边，和裴炎一起策划了漂亮的嗣圣宫变，把中宗赶下了台。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废昏立明、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没有任何不妥。做老师的把心爱的弟子扶上皇位，刘祎之的喜悦心情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并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武后决裂的开始，因为武后并没有遵守承诺把政权交给旦，反而把旦幽入深宫，自己临朝称制了！

本想给学生送份大礼，却害他从此失去自由、朝不保夕，惊愕，自责，失望，有生第一次，刘祎之对敬若神明的女主人产生了不满。然而，刘祎之不是裴炎，他从来没有和武后平起平坐的资格，在武后面前他只是一个追随者而非同盟军，武后的决定没有他置疑的余地。或者是长期养成了顺从的习惯，或者是太过了解武后的性格明知说话也无用，刘祎之选择了沉默。他的驯服得到了武后的丰厚回报，顺利地升为宰相，在倔强难制的老臣裴炎和自己一手提拔的亲信之间，武后当然更为信任后者，凡军国大事，所有诏敕全出自刘祎之一人手笔，殊恩荣宠，当朝无人能比。据说，《全唐诗》所留下的武后四十余首应制诗，也大多出自刘祎之和他的北门学士同僚笔下。

刘祎之在一旁听着，对武后的忠诚早已根深蒂固，出言维护说：“缘坐改官，例从臣下奏请。这次不关太后的事，是我奏请的。”

武后知道后以骞味道善则归己，过则推君，贬为青州刺史，重赏刘祎之，当众夸奖说：“臣子的美德在于张扬君德，像刘祎之这样推善于君，引过在己才叫作真正的忠诚。刘祎之竭忠奉上，足为臣子典范。”

然而武后越是褒扬，刘祎之压力越大，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做到武后期待的君臣一体，直言无隐，他仍然梦想着睿宗能真正掌权，在自己的辅佐下成为旷世明君，却深知这是武后的大忌，根本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话憋在心里太久是很难受的，终有一日刘祎之忍不住向自己心腹属下贾大隐透露：“太后既然已经废昏立明，又何必临朝称制？还不如返政皇帝，以安天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