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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铁路又成泡影（第2页）

吴汝纶进签押房，看到李鸿章脸色和悦，稍稍放心。李鸿章指指椅子，示意他坐下，说：“不错，不错，这次稿子写得相当不错。”

吴汝纶不掩人功，说：“稿子多仗薛叔耘的大笔，再加马眉叔了解西洋情形，因此写起来比较顺手。”

李鸿章说：“开篇这一段好，先把清流的嘴堵上，如果古代的祖宗处于今天之势，一定也会主张修铁路的。”

吴汝纶深得李鸿章真传，北洋的稿子向来是说事前先说理。因为清流一直拿祖宗之法、祖宗传统如何如何，反对修铁路，所以开篇先从说古入手，“伏思中国生民之初，九州万国，自为风气，虽数百里之内有隔阂不相通者。圣人既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自是四千余年以来，东西南朔同轨同文，可谓盛事。迄于今日，泰西诸国研精器数，创造火轮舟车，环地球九万里畅通无阻。又于古圣所制舟车外别出新意，以夺造化之工，而便民用。迩者中国仿造轮船，亦颇渐收其益。盖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李鸿章往下翻，说：“火车轮船与西洋富强的联系，也说得简洁明了。尤其是把日俄修筑铁路的情况说清楚，十分关键。”

这一段是这样写的——

查火轮车之制，源于英之煤矿。道光初年始作铁轨，以约车轮。其法渐推渐精，用以运销煤铁，获利甚多，遂得扩充工商诸务，雄长欧洲。既而法、美、俄、德诸大国相继经营，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增铁路以善其后。由是欧美两洲六通四达，为路至数十万里。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欲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李鸿章觉得意犹未尽，沉思一会儿，提笔写道：“盖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犹居中古以后而摒弃舟车，其落后于人也必矣。”

吴汝纶恭维说：“中堂这一笔，真正画龙点睛。”

下面细数铁路九大利。一是增加税厘，有利国计。“江淮以北陆路为多，非若南方诸省河渠贯注而百货流通，故每岁全国所征洋税厘金二三千万两，南省约占十之九，而北地十仅居其一。倘铁路渐兴，使之经纬相错，则北民必可化惰为勤，可致地无遗利，人无遗力，渐臻殷阜之象”。二是便于运兵，利于军政。“从来兵合则强，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三是便于加强京师。“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綦难，缓急莫助。咸丰庚申之变，议者多请迁都。卒以事体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挟，即欲撼我都城。若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四是便于货物流转，有益民生。“上年晋、豫灾饥，山西米价腾贵，每石需银至四十余两。设有铁路可运，核以天津米价与火车运价，每石不过七两左右。以此例之，各省遇有水旱偏灾，移粟辇金，可以多保民命。且货物流转，自免昂价居奇之弊”。五是便于漕粮军火转运。“自江浙漕粮改行海运，议者常欲规复河运，以防海运之不测。铁路若成，譬如人之一身血脉贯通，即一旦海疆有事，百万漕粮无虞梗阻。其余如军米、军火、京饷、协饷，莫不应手立至”。六是便于邮政。“轮车之行，较驿马十倍之速，从此文书如捷，疾于置邮。他如侦敌信、捕盗贼，皆朝发夕至，并可稍裁正路驿站，以其费扩充铁路也”。七是便于矿务。“煤铁诸矿去水远者以火车运送，斯成本轻而销路畅，销路畅而矿务益兴。从此煤铁大开，修造铁路之费可省，而军需利源更取不尽而用不竭”。八是可与轮船相表里。“凡远水之区，洋货不易入而土货不易出。今轮船所不达之处可以火车达之，出入之货愈多，则轮船运货亦与火车相为表里，轮运兴，火车亦兴”。九是便于行旅。“无论官民兵商往来，行役千里而瞬息可到，兼程而途费转轻。无寇盗之虞，无风波之险”。

接下来才针对刘铭传提出的计划发表意见，当然是完全赞同。但修筑铁路需资甚巨，刘铭传的建议是借洋债。这些年左宗棠西征，完全是靠借债维持，那么修铁路也完全可以，而且铁路一通立刻有利可图，还洋债也有把握。马建忠见识高，认为借洋债可以，但有三不可借。一是要提防洋人借机把持，“宜与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招工购料与经理铁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否则不可借；二是防止洋人把铁路据为己有。办法是仿招商局之例，不准洋人附股。万一还款遇到困难，不得将铁路抵交洋人。否则不能借。三是避免铁路之债造成财政困难。办法是还债要靠日后所收铁路之利陆续分还，偿还期要长至一二十年缴清，保证各项财用无所牵掣。否则也不借。李鸿章对这三不借也大加赞扬。

奏稿到此结束。

李鸿章却别有盘算，他想乘机把铁路建设控制在自己麾下，于是又说道：“我有两点想法。将来建铁路，无论是借洋债还是筹商股，都必须成立公司，交给公司按买卖规矩经营，这样才不至与外交混为一谈，避免洋人一有纠纷就找官府。二是主持公司的人，得有大气魄。既然铁路是由省三提出来，我觉得他是不二人选。你们再费点脑筋，把这两层意思加上。”

加这点内容，小菜一碟，第二天奏稿就交了回来。推荐刘铭传为督办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查刘铭传年力尚强，英气迈往，曾膺艰巨，近见各国环侮，亟思转弱为强，颇以此事自任。现既乞假养疴，别无所事，若蒙圣主授以督办铁路公司之任，先令将此中窍要专精考校，从容商榷，即俄、日各国骤闻中国于多事之秋尚有余力及此，所以示之不测，未始非先声后实之妙用。且以其暇招设公司，商借洋债，虽能否借到巨款尚无把握，然以刘铭传之勋望，中外合力维持，挹注较易于他人。”

李鸿章看罢后说：“你们还漏了一点，他的铭军旧部尚在，将来可助其筑路。”也不用吴汝纶，他摸过几张纸，亲自捉笔，“其旧部驻防直、苏两省不下万余人，或以勇丁帮同修筑，或招旧部经商殷实者助股，均甚便当。盖刘铭传以原议之人始终经理，即待其效于十年以后，尤属责无旁贷。倘更有要任相需，仍可闻命即行，独当一面也。”

李鸿章吩咐，回去再润色一遍，就可放炮拜折，他不必再看。

然而，放炮拜折的当天，李鸿章又收到密谕，内阁学士张家襄上折反对修铁路，朝廷要南北洋大臣妥议具奏，同时附寄了张家襄的原折。

“真是岂有此理！”李鸿章抖着张家襄的奏折说，“他竟然认为修铁路地方富庶后会引洋人觊觎！怕贼惦记难道就该一贫如洗吗？时至今日，内阁学士尚是如此水平，真是可叹复可悲。”

于是暂缓复奏，先驳张家襄。

张家襄的折子开头就否定了修铁路之议，“臣闻前任直隶提督刘铭传来京后，有开造清江浦至京铁路之请。臣知朝廷权衡慎重，决不轻议施行。惟献策者张皇喜事，即以为有利可图，恐参议者附和随声，即以为富国良策。一言偾事，关系匪轻”。

复奏针锋相对，“大抵近来交涉各务，实系中国创见之端，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其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臣于铁路一事深知其利国利民，可大可久，假令朝廷决计创办，天下之人见闻习熟，自不至更有疑虑”。

张家襄指出修铁路有三弊，复奏一一辩驳。

张家襄认为的第一弊是引洋人觊觎。“溯自各国通商以来，凡海口有码头地方，洋人无不盖造房屋，置买地基。清江浦乃水陆通衢，若造成铁路，商贾行旅，辐辏骈阗，必较之上海、天津更为热闹。洋人工于贸利，其从旁觊觎，意想可知。虽该处无设立码头条约，而未必能禁其往来，设或借端生事，百计要求，则将何以应之？利尚未兴，患已隐伏”。

复奏辩驳：“臣谓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苟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其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狡逞。即如越南国政不善经理，以致民生凋敝，日就贫弱，法人乘间侵夺其六省，是其明鉴。盖强与富相因，而民之贫富又与商埠之旺废相因。若虑远人之觊觎而先遏斯民繁富之机，无论远人未必就范，即使竟绝觊觎，揆之谋国庇民之道，古今无此办法也。”

张家襄认为的第二弊是毁坏民间田庐坟墓，与民争道，徒滋扰攘。复奏则不厌其详，说明会尽量避开，如果万一避不开，就给优价收购。至于担心铁路与民争道，引发事端，则详细把西洋国家如何保障铁路安全一一说明。

张家襄认为的第三弊是与小民争利，又与轮船招商局争货源。“南北转运之物、来往之人，只有此数，水便则由水，陆便则由陆，此赢彼缩，势所必然。若铁路既开，则车夫贩竖无以为生，由上海、汉口入京者，大半归于陆行，天津码头即将从此而衰。盖窃恐所购轮船，渐归无用”。

修筑铁路会增加小民就业机会，且会促进货物贸易，这是马建忠所长。他的意见都融到复奏中。“张家襄之谓南北转运之物、来往之人只有此数，未尽然也，交通便利转运之物则增，来往之人则多，即如江、浙、闽、鄂等省，自通商以后，丝茶之出其地者倍于昔者，此明证也。张家襄又谓铁路一开，则中国之车夫贩竖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滋事端。不知英国初造铁路时，亦有虑夺民生计者，未几而傍路之要镇以马车营生者且倍于昔日。盖铁路只临大道，而州县乡镇之稍僻者，其送客运货仍赖马车民夫。铁路之市既繁，夫车亦因之增众。至若火车盛行，则有驾驶之人，有修路之工，有巡瞭之丁，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杂役，月赋工糈皆足以仰事俯蓄。其稍饶于财者，则可以增设旅店，广买股份。故有铁路一二千里，而民之依以谋生者当不下数十万人。况煤铁等矿由此大开，贫民之自食其力者更不可计数，此皆益民生之明证也”。

至于会导致轮船招商局渐归无用，也是杞人之忧。“查近水之区运货宜用轮船，其行稍迟，而价较廉；远水之地运货宜用火车，其行更速，而价较巨。二者并行不悖，即或铁路初成之时，招商局生意略减，周转数年之后，商货日多，更可与铁路收相济之益。且北方地非贫瘠，而繁富之象远逊南方，盖由运路艰阻。若一旦睹运销之便，则自耕织以外，必更于艺植之利、工作之利一一讲求，可无旷土游民之患”。

驳倒张家襄不难，但李鸿章得到的消息，京中反对修铁路的清流蜂拥而起，纷纷上折，恐怕他和刘铭传的努力又将付诸东流。尤其是新任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以湘军宿将自居，湘淮不睦，天下尽知，他会不会从中作梗，全要看这位南洋大臣的胸襟和见识了。

李鸿章的担忧不久就成了现实。腊月底他收到密谕：“前因刘铭传奏请筹造铁路，当谕令李鸿章、刘坤一筹商妥议。兹据先后复奏，李鸿章以经费不赀，若借洋款有不可不慎者三端。刘坤一则以有妨民间生计，且恐于税厘有碍，所奏均系为慎重起见。铁路火车为外洋所盛行，中国若似创办，无论利少害多，且需费至数千万，安得有此巨款。若借用洋债，流弊尤多。内阁学士尚贤奏，时局艰难，度支奇绌，铁路之举，无益于民，有损于国。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

刘铭传居京两月，结果铁路之议得“着毋庸议”，一怒之下不受朝廷重用，以病为由，继续“回籍养疴”。李鸿章虽然早有预料，但仍然甚感灰心，更后悔在奏折中写三不可借，整个年过得十分窝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