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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通铁路再生波折（第3页）

“嗻，儿臣谨遵慈谕。”

光绪皇帝嘴上说谨遵慈谕，但心里却很矛盾，因为他心里更认同翁师傅的观点，铁路一开，必定与小民争利，负贩小民嗷嗷待哺，又该如何谋生？所以下午在毓庆宫讨论完文章，话题转到了铁路上。翁同龢听了光绪皇帝的疑虑，说：“皇上所虑甚是，铁路必夺小民生计，无论李少荃如何巧舌如簧，总无法掩盖如铁的事实。”

“可是，朕已经答应太后。”

“老臣有办法让皇上下得来台，既不违背慈谕，也不驳七爷的面子，还能够设法挽回。”

君臣两人密议良久，光绪帝紧锁的眉头总算舒展了。

海军衙门请续修津通铁路的折子，光绪皇帝很快朱批“依议”。醇亲王很满意，立即写信告诉李鸿章，让他尽快准备招商。可是，没想到数日后御史余联沅上折，提出反对意见。醇亲王并不为意，没想到接着御史屠仁守、吴兆泰会奏，御史张炳琳、林步青和给事中洪良品也会奏，接下来，又有御史徐会丰、王文锦、李培元、曹鸿勋、王仁堪等会奏。“一定是有人背后谋划。”醇亲王这样判断。到了腊月中旬，户部尚书翁同龢、吏部侍郎孙家鼐联名会奏，证实了醇亲王的判断。“果然是叔平的主意！”翁同龢与孙家鼐同为帝师，两人关系密切，前面上折的清流多是两人的学生或者文友。

“叔平，听说你上折子了，反对李少荃把铁路修到通州。”醇亲王与翁同龢关系一直不错，所以约翁同龢过府说话。

“王爷，不单是我反对，您可采问下京中舆论，又有谁不反对李少荃所为！王爷，您宅心仁厚，可要防备被李少荃所用。海军衙门是大清的海军衙门，不要让李少荃当成了北洋的工具。”

这话让醇亲王有些不高兴，说：“叔平，我还没昏聩到不分好歹的程度。”

“王爷，您老误会了，我不是怪您，我是说李某人太善狡谋，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王爷政声民望均好，不要因北洋污了羽毛。”翁同龢说，“王爷，如果仅是我一个人反对，我一定听您的吩咐，装聋作哑就是，可这么多人反对，王爷不能不警惕。”

“叔平，我不明白，清流言官们为什么要处处与洋务作对？我更不明白，明明你们也清楚这件事情应该做，为什么要提一些可笑的理由来反对？你是熟读经史的，前明党争祸国殃民，是我党类，错了也是对了；非我党类，对了也是错了，真正是前车之鉴。”

醇亲王这话说得够重了。

“王爷，您是说我党同伐异。这可就冤枉我，也冤枉清流了。”翁同龢说，“十几年前倭文端病重，我去看他。他说，叔平，都知道我倭仁是顽固派，与洋务不共戴天。我不是反对洋务，是看不惯他们崇洋媚外。自从洋人叩关以来，我们是连吃败仗，但不能因为吃了败仗，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洋人船坚炮利不错，但不能认为洋人放个屁也是香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欧风西渐久了，大家误以为祖宗的一切都是错的，泱泱数千年文教都是糟粕，弃之如敝屣，那可真就有亡国灭种之虞。”

倭仁是当年顽固派的首领，他一直与洋务派争论不休，醇亲王当年对他的骨气也是极为佩服。

“叔平，我与倭文端也算密友，可从来没听过他说这段话，这可真是振聋发聩。特别是留学西洋的，还真有你说的这个毛病。”

“李少荃动辄就拿东洋倭寇说事，倭寇学西洋，穿西装着革履，沐猴而冠，恨不得连自己的黄皮也扒了，换上一身白皮。王爷，您想一想，如果中国人也到了这种地步，那还是我大清国吗？”翁同龢说，“日本国从唐朝开始，一直效法我中华，他们如今效法西洋，也算情有可原。中国与日本不一样，中国就是中国，中国人有祖宗，有传统，有泱泱数千年文教，怎么可以邯郸学步？”

醇亲王本来是打算说动翁同龢改变主意，没想到反而被翁同龢说得有些动摇了。

更让醇亲王没想到的是，大学士恩承竟然也上折，不但反对续修铁路，而且直接弹劾李鸿章把持海军衙门，借海军衙门达到扩张北洋私利的目的。同时，恩承又和礼部尚书徐桐联名至信醇亲王，列举不宜续修铁路的种种理由。醇亲王安排文案以他的名义给李鸿章写信，同时附上恩承和徐桐联名信的抄件，让李鸿章回复，并流露出息事宁人的想法。

李鸿章的复信很快，小年的时候就递到了醇亲王案头。“钞示恩中堂、徐尚书上殿下原函，读悉一一。伏思国有大政，不得稍执成见，亦不得唯阿取容。铁路一事，既有虑及病民病国者，若不切实敷陈，力破其似是而非之论，何以慰九重恤民之隐，何以保海署自强之谋”。这话在醇亲王读来，如芒在背，李鸿章好像在指责他“唯阿取容”。

接下来，李鸿章对恩承、徐桐的论点一一反驳。

恩承、徐桐说“铁路一开，津通舟车尽废，水手、车夫、客店、负贩食力之人终归饿毙”。李鸿章驳斥，“铁路工本甚巨，因之所收运脚亦贵，铁路通行之处，惟有余之人方乘火轮车，其寻常之人仍坐寻常车船；惟急于抢售之货方装火轮车，其寻常之货仍装寻常车船。犹之现在火轮船江海通行矣，而舢板、江划、红单、四不相、沙船、钓艇等船犹不绝于路。即如直隶唐山至芦台铁路通行于今二年矣，而铁路旁之新开河里民船往来如故。而且造铁路有人，修铁路有人，附近车站、客栈、货房、售卖百物有人，开设旅店、杂货店有人，码头可以营生，短雇可以获利也”。而且李鸿章进一步指出，说夺民生计的，一定不是水手、车夫、负贩力食之贫民，因为他们即使有反对的声音，也不大容易传到士大夫之耳，“恐系京通潜蠹、仓蠹及开设船行、车行、陆陈行、起卸行之奸商市侩故造蜚语，托诸贫民之口以惑士大夫之听，故鸿章谓此为道路之浮言也”。

恩承、徐桐说“津通铁路及码头所占之地，民间坟墓立限迁徙，愚民迁怒于洋人，欲焚洋楼以泄愤”。李鸿章辩驳说，“津通铁路奉文后，于十月二十日派员赴通州查看路径一次，现在尚未派员买地，尚未定准详细地界，尚不知迁徙何坟，何能立迁坟之限，何致遽触愚民之怒，其为好事者造言耸听，不问可知。津门并无迁怒洋人、欲焚洋楼之说，何以都城竟有此谣，尤不可解”。李鸿章特别指出，这种说法无异于挑动仇恨洋人，是极不负责任的，“治民者务宜镇静，最忌张皇。当兹中外和睦，洋员驻满京城之时，此等过火之言，士大夫岂可徒逞一时之快，轻易自其口出”。

恩承、徐桐说“民间因立限迁坟，百姓向衙门呈诉有二百余起之多，俱未准理”。李鸿章则以调查的情况反驳，“所谓衙门者，何衙门也？其指在京各衙门乎，未见钞行直隶督署也。其指直隶各衙门乎？查津通铁路奉文之后，止于十二月初一日，有天津民人王有庆赴铁路总局呈递求让菜园呈词一纸；又于十二月初十日，有天津候选训导于世莱赴天津道递呈词一纸，此外并无他案”。李鸿章又指出，士大夫想以民间反对为借口阻挠铁路，贻害不浅，“小民窥破时势，顿起刁风，从此词讼盈千累万，俱在意中”。

恩承、徐桐称“铁路一开，由津至京长驱直人，毫无阻碍，失王公设险之意，懈重门击柝之防，是有害于根本”。李鸿章则反问，“查津通大道平日究设何险，究因铁路而失何险，窃所未解。设如原奏所虑，意外有事，竟无一人铲断铁轨，任听敌人在我铁路行驶轮车，是入无人之境矣。我中华果无人乎”？针对恩承、徐桐所说“铁路一开，穷乡僻壤皆染外国邪教，有害风俗”的说法，李鸿章则反驳，“查通商条约，凡各省内地准洋人游历，久有定章，不关铁路之有无也”。

恩承、徐桐还说“英、俄智谲，其不敢开铁路，乃不惜金钱买通中国奸民请开，己所不欲，施之于人，明以贻害中国，欲坐收其利”。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坐井观天，在李鸿章看来，不值一驳。他说，“查泰西各国皆恃铁路以自强。俄、日等国近年更愈推愈广。俄现筹造黑龙江至海参崴铁路，远近咸知”。然后又列举英日俄等国已造成铁路里程。

过了腊月二十三，衙门封印过年，年后光绪帝大婚，一系列的仪式，正月二十六日祭告天地、太庙，二十七日行册立、迎奉礼，同日行合卺礼，二月初二日行朝见礼，初四日行庆贺礼，初五日行筵宴礼，初八日行祈福礼，至此大婚方告礼成，前后共二十天，在此期间，举国同庆，不理刑名，津通铁路的事当然也暂且不提。

慈禧太后信守诺言，光绪帝大婚典礼一成，立即撤帘归政，长住西苑，不问政事。光绪帝得以独掌政柄，第一件独立办理的政务，就是续修津通铁路的事情。此时，反对的上疏已经多达三十件，醇亲王心有不甘，但实在不愿开罪清流。于是他采取恭亲王当年的办法，整理了大家的议论，发给沿海督抚征求意见。

李鸿章最先回复海军衙门，洋洋五千余言，对清流言官所列的种种理由，再次一一辩驳。李鸿章又顺便将了户部一军，因为修津唐铁路，借洋债一百余万两，原来的打算是靠招商股以还洋债，可是，如今津通铁路停修，商人畏阻，股份难招，但明年洋债到期，那就请海军衙门转告户部，请备款一百万两，准备明年还洋债。

最后，李鸿章又发一通牢骚，“总之，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足误事。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纽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鸿章一片愚忱，一腔热血，不自知其言之过也。万罪，万罪”。

到了四月份，督抚复奏陆续到京，大都主张修筑铁路，不过大多是主张沿运河方向修筑，万一海路不通，可靠铁路以助漕运。唯一例外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他提出应该修建卢汉铁路——从卢沟桥通到汉口。他的理由是，卢汉铁路远离沿海，无资敌之虑，又贯通中部数省，直达九省通衢的汉口，土货可借长江直达上海出口。不愧是清流出身，他的一支笔十分了得——

今日铁路之用，尤以开通土货为急。盖论中外通商以后之时局，中国民生之丰歉，商务之息耗，专视乎土货出产之多少以为断。近数年来，洋货洋药进口价值每岁多于土货出口价值者约二千万两，若再听其耗漏，以后断不可支。现在洋货洋药之来源无可杜遏，惟有设法多出土货以救之……中国物产之盛，甲于五洲，然腹地奥区，工艰运贵，其生不繁，其流不广。苟有铁路，则机器可入，笨货可出，本轻费省，土货旺销，于是山乡边郡之产，悉可流行于九州四海之外。销路畅则利商，制造繁则利工，山农、泽农之种植，牧竖、女红之所成，皆可行运，得价则利农，内开未尽之地宝，外收已亏之利权，是铁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见，而国之利因之，利国之大端则征兵转饷是矣，故利国之与利民实相表里。

醇亲王对张之洞的方案很感兴趣，打算以海军衙门的名义奏请朝廷批准。入奏前发给李鸿章，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仔细看了张之洞的奏折，认为按张之洞的方案根本行不通。张之洞主张，修卢汉铁路，不借一分洋债，不买洋人一根钢轨。那么铁路该怎么修？他主张全靠官款；钢轨则自设工厂制造。京城到汉口，两三千里，参考唐津铁路的成本，至少需要两千万两，靠官款何时筹足？要自己造钢轨，先要办钢铁厂，非三五年难见成效。所以，李鸿章得出结论，张之洞并没打算真心修卢汉铁路，而是借卢汉铁路之名，为他办广东钢铁厂张目。张之洞雄心勃勃，正在广州筹建一个大钢铁厂。

“现在物议沸腾，我再坚持修津通铁路必然碰壁。张香涛的计划粗疏庞大，三五年内断难行动。将来有机会，不难复修津通铁路。”

朝廷却是动真的，不久就发布谕旨，同意修筑卢汉铁路，北段由直隶总督主持，南段由湖广总督主持。到了八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朝廷的意图很明显，让他主持修建卢汉铁路。张之洞上任前就上奏朝廷，对修筑卢汉铁路，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他主张，用六七年储铁、积款，再用三四年两头兴工，十年为期，铁路必成。李鸿章看了张之洞的奏章，扔到一边说：“果然被我猜到了。不借洋债，只用官款，权自我操，说起来好听，要积起两千万官款，不要说六七年，恐怕十四五年也是妄想。如今要办大事，非官款、商股、洋债三管齐下不可。不借洋债只图虚名，却贻误了发展时机。如今各国你追我赶，哪里容得我们一误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