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药就是鸦片,如今每年都进口近十万箱,如果每箱加进口税十两,每年可多得近几百万两。土药就是自己种的鸦片,这些年晋、陕、川、陇、滇、黔、豫、鲁等省都自种鸦片,但厘税大半都进了各级官吏腰包,周馥的意思,杜绝偷漏,也是增收一途。
“鸦片害人,在这上头动心思,当成生财之道,说起来寒心。”数年前左宗棠当军机大臣时,就曾经与英国人谈,要增加洋药进口税,他的想法是通过加税减少吸食——鸦片贵了,买的就少,但英国公使威妥玛坚决反对,两人都不是善茬,你来我往,很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左宗棠外放两江,这事就不了了之,李鸿章不愿惹这麻烦。
马建忠说:“刚才中堂说到建海军无法向商人借钱,其实也是可以的,不过不是直接借,要通过建立国家银行。欧美国家都有银行,已成各国富强必不可少的途径。”
银行李鸿章并不陌生,自从开埠后,英美等国已经有六七家银行在租界营业。不过李鸿章看不出银行与中国的票号、钱庄有何区别。不都是一存一贷,通过利差赚钱吗?
“银行与钱庄、票号单纯的赚利差不一样,他们要盯着工商业,研究得比一般商人还要透彻,他们把资金投在最有前途的地方,有时候甚至直接入股,他们的实力和赚取的利润非钱庄可比。”
“钱庄放款也要问问干什么用,也不是闭着眼睛乱放款。”李鸿章说,“无非是外国的银行实力大,这一点我倒是认同。”
马建忠发现要向李鸿章说明白银行与钱庄的不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便说:“各国都有商人办的银行,也都有国家银行。国家银行以国家信誉为保证,筹款能力特别强。对了,咱们大清国可以建立户部银行,这样筹款就容易多了。”
李鸿章说:“眉叔,且慢,户部建银行,无非就是比钱庄规模大一点,户部也常常一洗如空,怎么筹款就容易多了?”
马建忠说:“户部建银行,关键不在于像一般钱庄一样赚利差,而是要发行纸币。比如,英镑,美元,都是纸币。国家印一张纸币,就可以顶几两十几两银子。欧美各国金融活跃,筹款容易,与银行发达有直接关系。”
“那岂不是像前元的‘交子’,滥发无度,害民无穷!”李鸿章说,“如果靠印纸钞换百姓的真金白银,坑害百姓,还不被清流骂死?”
“当然不能滥印。”马建忠这才发现,自己对银行并不是非常了解。他知道银行在国家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其中的原因他也是一知半解,“但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比如铁路需要十几万两,而暂时又拿不出这笔钱来,可以靠国家银行的纸钞代行,将来国家有了这个钱再还上就是。这就相当于花明天的钱,办了今天的事。”
“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我有点明白。可是,你印出的纸钞百姓要认才行,他拿着这个纸钞买不来东西,这纸钞你印了也没用。”李鸿章盯着花厅的藻井,眼睛转着,脑筋也飞快地转,琢磨马建忠的话。
“这就得靠国家来推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保证纸钞在全国市面上都能流通才行。”
如何保证在全国市面上流通?这又是个大问题。
“我有点动心了,但一时想不明白。今天先不议这件事,等我向洋人打听打听。”李鸿章说,“建水师不光是买几条船,船买来了,得有地方停泊,得有地方修理,停泊的地方又得有船坞,周围又要有炮台拱卫。水师要有专门人才,必须建学堂。这些,都要考虑到。”
大家又就这些问题,讨论大半天。北洋已经在旅顺建船坞,作为水师聚泊地,仅此一处还不行,李鸿章的意思,将来最好还要在威海卫、胶州湾逐渐布置。既然朝廷下诏求言,这些事情必须借机说清楚。
总理衙门奉醇亲王的意思写信给李鸿章,询问如果再购部分兵舰的话,“应先添兵船几只,或铁舰,或快船,以何项为宜,于何国订购,约需费若干”,让李鸿章参谋。李鸿章求之不得,立即安排人起草复函,详细介绍铁甲舰、快船(即巡洋舰)、捷报船、鱼雷艇等各舰的特点及用途。铁甲舰既能攻又能守,但价格太贵,一条要一百五六十万两:捷报船只备小炮,战斗力不强,优点是跑得快,主要是为舰队打探消息,属辅助性的,也不是当前急需;鱼雷艇不备炮,只能靠夜里偷偷靠近敌舰,施放鱼雷,足以炸毁铁甲。综合分析,李鸿章建议,如果朝廷能拿出三百万两,先买六条“济远”式钢甲穹面快船为合算。这种船备有大口径炮,可以进攻铁甲,其速度又快于铁甲舰,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而且吃水又不像铁甲那样深,不必专门建深水码头,无论南洋还是北洋,都比较适配。
李鸿章复信不久,朝廷就有上谕,令参照济远样式,从德国定造四艘。
李鸿章信心大增,看来这次朝廷真是要下决心大治水师了。购舰之外,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朝廷能够设海部,将来能不受户部的掣肘最好,而且能够统领全国水师,避免各自为战。因此他又亲自捉笔给醇亲王写信,阐明设立海部的想法。“查泰西各国外部、海部并设衙门于都城,海部体制与他部相埒,一切兵权、饷权与用人之权悉以畀之,不使他部得掣其肘;其海部大臣无不兼赞枢密者,令由中出,事不旁挠。”“鄙见外患如此其亟,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即由钧署兼辖,暂不必另建衙门,凡有兴革损益、筹饷用人诸事宜,悉听尊处主持,居中驭外,似属百年不易之常经,永远自强之要策。如以鸿章老马识途,使之勉效驰驱,则外省督抚本有兼京衔故事,请援同治十三年沈文肃督办台防、光绪五年丁雨生会办南洋海防,均兼各国事务大臣之例,予以海部兼衔,俾得随时随事互相商榷。天津距京不远,控制外洋亦尚得地,凡力所能为、见所可及者,敢不竭虑殚精,就近襄助,以期仰副委任”。
写完这些,李鸿章犹嫌不足,拿德、日作比,“德国海岸仅四千余里,同治九年胜法后,始创设海部,扩充海军,今已扬威域外;日本讲求水师二十余年,虽船只无多,西人咸称其规模粗具,操练有法。该两国皆以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中国甫经开办,极应仿照,为可大可久之谋”。他又决定将手头的德国海部述略、日本海军说略各录一份呈上。“此举为经国不朽之基,我若加一分整顿,敌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及今而见诸实事,尚有可强之日;及今而仍托空言,恐无再强之时”。
如果海部能够设立,就像当初设立总理衙门专办洋务,效果立竿见影。写完信,李鸿章竟然有些激动,久久不能睡着。
这期间,沿海督抚将军的复奏陆续到京,而近在咫尺的李鸿章还没有动静。这是他一贯的手段,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事情太多,或者需要深思熟虑。其实,他是打探了其他人的复奏,又琢磨了中枢的想法,才修改自己的奏稿。等李鸿章的奏稿一上,往往是眼界高人一筹,措施切合朝廷心意。摸透了李鸿章的习惯,无论是军机处还是总署的章京们都知道,等北洋李中堂的复奏一到,也就快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这是李鸿章的精明,也是他十余年来执洋务牛耳的重要原因。
地方大吏在京中都有耳目,李鸿章更是如此。所以督抚将军们复奏的情形,只要不是密折,他想知晓并非难事。在福建督师的左宗棠又是李鸿章的老对头,因此他最关注的就是左宗棠的复奏。这次复奏,左宗棠和福州将军穆图善都建议设立统一的海军机构。左宗棠的建议是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者是海部大臣,应该驻扎在长江。这一条李鸿章当然无法苟同,驻在长江,他这直隶总督鞭长莫及,还有什么戏?穆图善认为海部最好设在天津,海部内设置尚书部曹,并设直隶、江苏、福建、广东四个督臣。李鸿章也不能赞同,设在天津会让中枢不放心,而设四个督臣,他势必又与其他三个平起平坐,对整个海军建设也就没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与北洋军务帮办吴大澂密商,请吴大澂上折,建议在北京添设水师总理衙门,特派亲王总理,沿海的督抚归其节制,再在封疆大吏中派一人督办水师,加总理水师衙门大臣头衔。不用挑明,这一人当然非李鸿章莫属。
至于全国海军到底应该怎么建,左宗棠认为要设十支海军,每军都要备置铁甲、快船、炮船、鱼雷船。在李鸿章看来,这是左宗棠一贯好大喜功浮华夸张的作风,建十支海军,这是过家家呢,哪里来银子?其他人要么是三支,要么是四支,总体上还算靠谱。李鸿章在参考众人意见基础上,认为当年丁日昌倡建四支水师还是比较可行的。
对于如何筹饷,多数人建议裁撤兵勇,左宗棠的主张是裁额十分之六,减沿海旧式水师及艇船。这一点李鸿章也不能附和,目前除了八旗绿营,最大的就是他的淮军,旗兵不可能减额,绿营已经所剩无几,左宗棠没明说,其实就是减淮军,淮军是他李鸿章的根基,如何能够减!这一条,无论如何得说服醇亲王,不能听左宗棠胡扯。其他的建议也有,有的主张开采矿产,有的主张增加洋税,还有的主张裁并督抚,无甚新意,李鸿章越觉得开银行倒是立竿见影值得提倡的新法。
与周馥密议,周馥认为,模仿洋人设银行的确是好,但很容易引起清流反对,不如暂不写入奏折,采取模糊的说法,采其实,而不用其名。再三斟酌,在奏折中这样表述:“各国钞票皆通行无弊,拟由户部用洋纸仿洋法精印钞票,岁以百万试行分交海防各省,明颁谕旨,严令出入如一。凡完纳税厘钱粮,均准搭收,与现银无异。虽将来收票短银,而票可周转,公家常得无息之借款。再酌提各关洋药加税,岁二三百万,专作购船之需。”
设立海军领导机构的问题,李鸿章也是再三斟酌,亲自修订。先说必要性,“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卿,以总理之。今虽分南、北两洋,而各省另有疆臣,迁调不常,意见或异。自开办水师以来,迄无一定准则,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画一之权,遂至师船徒供转运之差,管驾渐染逢迎之习,耗费不赀,终无实效,中外议者多以为訾”。他的建议是,“宜添设海部,或谓海防衙门,有专办此事之人,有行久之章程,有一定之调度,而散处之势可归联络;筹议有成规,应手有用款,则开办后诸事可渐就绪。至办之愈久,愈有裨益,一切详细纲目,须参考西国海部成例,变通酌定,南、北一律,永远遵循,斯根柢固而事权一,然后水师可治”。西国成例,李鸿章已经专门呈上,无论欧美还是日本,海部都设在都城,自然不可能设到长江或别的地方。对于海军机构的人选,奏折中当然不好直接说选用自己,说得比较含蓄,“办事之人,在宸衷独断,破除常格,慎简深明防务之大臣会筹妥办,自可行之以渐,持之以久。若以素不讲求者滥竽其间,各省意见不一,购造船械不一,未必不虚耗帑金,而水师仍有名无实,恐永无振兴之日矣”。
李鸿章又放了几天,再次审核酌改数处后,这才交由文案处定稿放炮拜发,其时已经是七月底。
八月初六,李鸿章接到军机处廷寄:“军机处七月初四日奉上谕:李鸿章奏遵议海防事宜一折,言多扼要,惟事关重大,当此创办伊始,必须该督来京,与在事诸臣熟思审计,将一切宏纲细目划画精详,方能次第施行,渐收实效。将此由五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朝廷让李鸿章专程进京,商议海防,这是对他莫大抬举,他自然十分高兴。消息在直督行馆传开,自然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恭贺道:“太后皇上专门请中堂进京参赞海防,啧,啧,这可真是前所未有。海防大臣,非中堂莫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