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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在北京大学19461993（第2页）

这同样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是中印两国的民间故事流传的一个例证。

3。《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这仍然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径直称之为“比较文学”，由此可见我当时对“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的看法。

在这篇文章里，我介绍了几个跨越国界、流传时间又极长的故事。第一个就是著名的“曹冲称象”的故事。它堂而皇之地见诸中国的正史《三国志·魏志》中，它的真实性由此得到了加强。实则同样内容只换了人名的故事，却见于汉译《大藏经》中。我介绍的第二个故事是狼与鹤的故事。这个故事见于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印度也有，见于巴利文《本生经》及其他不少的佛典中。关于称象的故事，日本也有，有名的“一休传说”中就有这个故事（请参阅陈寅恪先生的《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

在这篇文章里，我讨论寓言和童话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许多书中和论文中都曾谈到过。从理论上来讲，不外是一元产生论和多元产生论。我个人认为，多元产生是不能想象的。只有一元产生才是合情合理的。剩下的只有一元产生，也就是最初产生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域，然后向外辐射扩散。这一个国家或地域究竟在哪里呢？恐怕不能笼而统之地说，所有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讲大多数的寓言和童话都产生在一个国家和地域内，则是近情近理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一个国家和地域究竟是哪一个呢？西方国家的学者谈到的不出两个：一个印度，一个希腊。他们的意思并不一致。据我的观察，Wiz依违于印度、希腊之间。Benfey则说得清楚而坚定：“世界上一切童话和故事的老家是印度，一切寓言的老家是希腊。”他同样依违于印、希两国之间，但把童话和寓言区分开来。这个区分是十分牵强的，因为二者从根本上是难以区分的，绝不是泾渭分明的。我个人则倾向于印度，因为印度的民族性极善幻想，有较其他民族丰富得多、深邃得多的幻想力。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成的《〈痴华鬘〉题记》中一开头就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我认为，鲁迅的意见是根据事实立论，极可信赖。

4。《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柳宗元的《黔之驴》是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读古文者恐怕没有人不读的。但是，迄今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探索这篇文章来源的文章。我个人提出了一个看法：它的来源也与印度有关。我在印度许多书中找到了类似的故事：《五卷书》第四卷，第七个故事；《嘉言集》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可是，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完整的故事存在于《伊索寓言》中。在法国拉封丹的《寓言》中也有这个故事。可见这个故事，至少是它的母题，传布时间之长和地域之广。

1948年

1。《〈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虽然吴敬梓的书多有历史事实的根据，但是，他是在写小说，因此他从其他书中也抄来了一些材料。

2。《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这里我明确地提出了中印文化关系，表示我正在寻求出路中的一些想法。

3。《“猫名”寓言的演变》

这篇文章也属于比较文学史的范围。我先在明刘元卿的《应谐录》中发现了“猫名”的寓言。这当然也是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图书室中读书的收获。接着在日本的书中找到了这个寓言。最后，又在印度的许多书中找到了它，这些书包括《故事海》《五卷书》《说薮》等等。在世界其他国家同样有这个故事。

4。《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

这一篇文章属于中印文化交流的范围。

5。《论梵文td的音译》

这是我到北大后三年内写得最长的一篇学术论文，是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校庆而做。当时北大教授写了不少纪念论文，总名之曰“论文集”，实则都是单篇印行，没有成“集”。

这篇论文讨论的主要是利用佛典中汉文音译梵文的现象来研究中国古音。钢和泰（A。vonSta?l-Holstein）先生想用音译来构拟中国古音，但必须兼通古代印度俗语才能做到。

梵文的顶音t和d在汉译佛典中一般都是用舌上音知彻澄母的字来译。t多半用“吒”字，d多半用“茶”字。但是在最古的译本中却用来母字来对梵文的t和d。这就有了问题，引起了几位有名的音韵学家的讨论和争论。罗常培先生、周法高先生、陆志韦先生、汪荣宝先生等都发表了意见，意见颇不一致。我习惯于“在杂志缝里找文章”，这一次我又找到了比较满意的正确的答案。

原来，上述诸位先生仅仅从中国音韵学上着眼，没有把眼光放大，看一看t和d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地区演变的规律；没有提纲，当然无法挈领。在古代印度和中亚一带，有一个简单明了的音变规律：t＞d＞l＞l。用这一条规律来解释汉译佛典中的音变现象，涣然冰释。我在文章中举了大量的例证，想反驳是不可能的。

罗常培先生对此文的评价是：“考证谨严，对斯学至有贡献。”

1949年（年初）

《列子与佛典》

《列子》是一部伪造的书，这久成定论，无人反对。但是伪造的时间和人究竟是何时和何人，却缺乏深入的探讨。我在《列子》和竺法护译的《生经》中都找到了《国王五人经》的故事，前者抄袭后者，绝无可疑。《生经》译出时间是能确定的，因此伪造《列子》的时间也就随之而能确定。《生经》译于西晋太康六年（285年），因此《列子》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一年。至于《列子》的作者，就是故弄玄虚的张湛。

胡适之先生写信给我说：“《生经》一证，确凿之至。”

出路主流中的一个小旋涡——《浮屠与佛》

初回到北京，我根本没有考虑吐火罗文的问题。我早已在思想上把它完全放弃了。我偶然读《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译“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而且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好像双方都动了点儿感情。这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想到吐火罗文ptā?k?t这个词，也写作p?ttā?k?t；这个词是由两部分或两个字组成的，前一半是ptā或p?ttā，后一半是?k?t。?k?t是“神”，旧译“天”，ptā或p?ttā是梵文Buddha的吐火罗文写法。中国过去有些人总以为Buddha的音译是“浮屠”“佛陀”等等，而“佛”字只是“佛陀”的省略。可是在中国古代汉译佛典中，“佛”字先出，而“佛陀”则后出，说前者不可能是后者的省略，毋宁说后者是前者的延伸。那么，“佛”字应该说首先出于吐火罗文的p?t，因为最初佛教并不是直接由印度传来的，而是通过月支的媒介。在这样的考虑下，我就写成了这一篇论文《浮屠与佛》。文中也不是没有困难。对应汉文“佛”字的应该是以浊音b，开头，而不是清音p。为此我还颇伤了一番脑筋，特别请周祖谟先生为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我眼界不宽，其实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到了几十年以后，这个问题才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文章虽写了，我却并没有自信。乘到清华园晋谒陈寅恪师之便，向他读了一遍我的论文。他当时眼睛已完全失明。蒙他首肯，并推荐给了当时学术地位最高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在第二十本上。

政治环境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新中国建立后将近五十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分界线是1978年，前面将近三十年为一阶段，后面将近二十年为一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搞学术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只能信，不能想，不允许想，不敢想。天天如临深履薄，天天代圣人立言，不敢说自己的话，不允许说自己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想在学术研究中搞点儿什么名堂出来，真是难于上青天了。只有真正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学术才能真正繁荣，否则学术，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就只能干瘪。这是古今中外学术史证明了的一条规律，不承认是不行的。

从1978年起，改革开放宛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地。重点转入市场经济以后，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发展。虽然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成就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意识形态方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们，脑袋上的紧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较自由地、独立自主地思考了，从而学术界思想比较活跃起来。思想活跃历来都是推动学术研究前进的重要条件。中国学术界萌生了生气勃勃的生机。

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将近五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

我这一阶段的学术研究

在这样优越的政治大气候中，我的学术研究工作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了。这一阶段，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远远超过这以前的四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