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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识（第2页）

驴拐拐不耐烦地骂她：“哪来那么多话？妈妈个日，赶紧干活，今天不把这一片豌豆苗种完不准再给娃娃喂奶。”

骂人，是农村所有队长和队里所有能称得上干部的人管理农民的主要手段，并不是驴拐拐的独创。对着农民随意破口大骂，并不表明驴拐拐比别的队长更坏或者更好。

黄二婶论辈分是驴拐拐拐了八九道弯的婶子，队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留情面，黄二婶怎么也忍受不了。尤其是队长公然宣布要扣她两分工，黄二婶更加肉疼，忍不住翻脸回骂：“妈妈个日的驴拐拐，你也是你娘奶大的，我给娃娃喂奶犯啥法了？杂巴怂又是骂又是罚的，我不给娃娃喂奶给你喂吗？”

旁边不知道哪家婆娘火上加油：“对，就给驴拐拐喂。”

军属芦花嫂有部队的指导员寄工资，又有公社挂的光荣军属的牌子，不怕队长扣工分，趁队长的注意力集中在黄二婶身上的时候，不声不响来到队长身后，抡起装豆苗的麻袋，兜头把驴拐拐的脑袋给包了。驴拐拐还没明白过来，黄二婶和一帮婆娘扑了过来，将队长按倒在地，几个女人按住了驴拐拐，剥蚕茧一样把套在驴拐拐脑袋上的麻袋退下来，怂恿黄二婶：“给这杂巴怂喂奶，给这杂巴怂喂奶……”

黄二婶是个生过三四个孩子的老婆娘，哪里会在乎当众给人喂奶？当即撩起衣襟，亮出庞大肥硕的奶子，在男人们的齐声喝彩中，将**对准了驴拐拐的嘴。驴拐拐的脑袋东扭西撇的躲避着那个黑紫色跟一颗大枣一样的**，其他的婆娘们有的揪住他的耳朵，有的死死的按住他的脑袋，还有一个婆娘捏住了他的鼻子、掐住了他的腮帮子。队长的嘴被迫张开了，黄二婶白花花的奶水小孩撒出的尿一样源源不断的灌进了队长的嘴里……

队长眼角挤出了浑浊的泪水，说不清是憋的，气的，还是委屈的，但是他确实真的流泪了。一个长得像六十岁，实际上五十岁的男人，平日里威风凛凛想骂谁骂谁、可以随时抱着麦克风冲全村人嚷嚷、拥有扣工分大权的队长，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如此这般的撮弄、戏耍，脸面、心理、精神、肉体……受到的摧残是全方位的。可怜的队长阔别五十多年之后，又品尝了女人那腥嗥嗥寡甜寡甜的奶水味儿，真不知道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

黄二婶仅仅挤干了一只**里的存货，队长的嘴角就已经冒白沫子了，女人们这才放开队长，一哄而散。队长慢腾腾的站起来，茫然地看着四周，仿佛大梦初醒，然后用粗糙的大手擦抹着嘴角、脸上的奶水，嘴里喃喃骂着“杂巴怂妈妈个日……”垂头丧气的朝村里走去。

那天上工的时候碰上了这么几茬事儿，热闹特别多，干扰也特别多，再加上后来队长让黄二婶给欺负跑了，没了现场监工，所以上午的活干得不好，远远没有完成计划。晌午收工的时候，我到芦花嫂家里吃派饭。芦花嫂长得好看，做饭据说也很好吃，说到卫生，那可就太不敢恭维了。她好心好意的要给我做猫耳朵吃，这种中间薄四面厚的小面疙瘩叫毛耳朵，也叫麻舌子，是用大拇指搓出来的一种面食，下到锅里煮熟后可以炒成面疙瘩，也可以调上汤料连汤带面一起吃。

农村妇女比男人辛苦得多，跟男人一样下地干活挣工分，男人收工了爬上炕头抽着黄烟等饭吃，女人则要点火生炉子做饭给男人吃。芦花嫂的丈夫从部队回来探亲，在家呆着没啥事干，除了挑两担水、清清圈，既不会下地帮芦花嫂干活挣工分，也不会在家里给芦花嫂做饭，就那么窝在炕上抽着当地流行的黄烟干耗着等着芦花嫂回来给他做一口吃的。

我的到来让那位指导员兴奋不已，他认为有了可以等量级对话的人，兴冲冲的把我让到炕上，递过烟锅子让我抽烟。当地农民抽的黄烟实际上就是内地农民抽的水烟，他们不用水烟袋，而是用一种特制的旱烟袋。那种旱烟袋的杆子来路不凡，高级的是用老鹰的翅膀骨做成的，一般的是用羊羔子的腿膀骨做成的。烟锅子很小，只有内地农民旱烟袋上的烟锅子的四分之一大小，跟小拇指一样。烟锅子的用料也有讲究，高级的是银质的，中级的是铜质的，最低级的是铁质的。指导员的烟杆子是高级的，正宗的老鹰翅膀骨，烟嘴子和烟锅子却是铜质子弹壳做的。他专门向我解释：当兵的么，就要用子弹壳。

抽黄烟很麻烦，一锅只能装香烟头那么大小，咂两口就烧透了，然后“噗”的一声把烟屎吹出来，再剜上一小疙瘩黄烟装进烟锅，按扎实了，接着抽两口，再“噗”的一声吹出来，循环往复。家家农户家里的地上满地都是抽过的黄烟屎，家家屋子里都弥漫着辛辣的黄烟味道。黄烟很硬，很冲，抽起来烈如枪药，像我这种瘾头的人，根本不敢往肺里吸，所以我一般不抽那种烟。我估计农民也不一定喜欢抽那种烟，抽，那是没办法，劲大，过瘾，还省钱。

我谢绝了指导员的黄烟，给他敬上了一颗“百花”香烟，他也谢绝了：“到了老家就要抽老家的烟，回部队了买不上黄烟，我才抽纸烟。”

这时候我注意到，芦花嫂已经动手开始准备做饭了。她系上了围裙，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喝了一大口，并没有咽下去，在嘴里咕嘟咕嘟的漱口，然后把嘴当成水龙头，将漱过嘴的水吐在手上，两只手相互搓来搓去，就那样用刚刚漱过口的水搓了搓手就算洗过手了。我想起了我们刚刚干过的农活，我们在一起干活，一起用手抓了粪肥往豌豆苗穴里撒，尽管那种经过发酵晾晒并且掺上了熟土的粪肥已经非常干燥并不沾手，可是那也终究是大粪做的啊……而且，她的手还揪过四癞子毛的手，就这样简单处理一下然后给我们做猫耳朵、麻舌子，我不敢想象我怎么样才能吞咽下去。

我当时脸上的表情肯定非常古怪，引起了指导员的关注，指导员马上明白我脸上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指责芦花嫂：“哎，你这个人，也太不讲究了，又不是没水，我把水缸挑得满满地，你就不能舀上一盆水，把手好好的洗一下。”

芦花嫂犟嘴：“出去了几天还讲究得不成了，一水为净么，孟同志都不嫌，你倒还嫌起来了。”

指导员用事实教育她：“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哪，就是不讲究，不卫生，我在厦门，那里的人天天都洗澡……”

芦花嫂批判他：“天天都洗澡，那还不把皮都搓脱了，说那废话，我要是守着大海，我也天天洗去。孟同志，你说我这样算不算洗手了？”

这是我避免吃大粪和四癞子跨裆污垢的最后一次机会，我抓住机会连忙表态：“指导员说得对，卫生还是应该讲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前便后要洗手，病从口入么。”

芦花嫂听到连毛主席都教导她要讲究卫生，而且我也暗示她刚才那种洗法不达标，只好又从水缸里舀了一盆水，还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块肥皂，嘴里唠唠叨叨地说：“城里人毛病就是多，你在厦门也学坏了，你是不是也天天洗澡呢？我咋没见你回来洗上一回澡呢？”

唠叨归唠叨，芦花嫂总算认真地把手洗了一遍，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指导员这时候又下了指示：“弄两个小菜，我跟孟同志喝两杯。”

芦花嫂没吭声，很快一盘炒鸡蛋、一盘蒜拌苦苦菜摆到了桌上，还有一塑料桶散装青稞酒。

指导员跟我喝了起来，我其实并不能喝酒，指导员其实也并不能喝酒，这顿酒其实是我们俩装模作样，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他要装成一家之主待客，我也要装成成熟的驻队干部。我们喝着，芦花嫂就开始做她的猫耳朵。她把面板、和好的面团统统搬到了炕头上，一边搓猫耳朵，一边听我跟她丈夫聊天说话。

芦花嫂的丈夫是东南海防前线的军官，那个年代两岸还处于战争状态，双方按照不成文的规矩每天都要朝对方放几炮，以此向世人宣示对对方拥有统治权。虽然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争，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内地的人来说，那每天隆隆打炮的海防前线是非常神秘、危险的地方，对那里充满了好奇、向往。芦花嫂的丈夫不愧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员，那张嘴真能侃，真的假的反正也没有办法核实，我让他侃得云山雾罩，那些半真半假的抓特务，摸舌头，两岸军民用大喇叭、气球、风筝以及一切可以传递信息的方式互相骂仗的事儿听得我如痴如醉。蛙人、空飘、特嫌、坑道……等等诸如此类的词儿让这位坐在自家炕头上跟我喝着青稞老白干的指导员顿时变得神奇、高大起来。可惜，当我无意间瞥到正在给我们做饭的芦花嫂的时候，指导员那些所有令我神魂颠倒的故事都变得黯然失色了，芦花嫂作猫耳朵的操作方式让我瞠目结舌。

她，这个长相甜美，一笑两只眼睛活像两个小月牙一样的女人，居然把裤腿卷到了膝盖以上，露出了比面粉还白的小腿肚子。小腿肚子下面就是面板和面盆，面板上是切好的小面丁，这是猫耳朵的半成品，面盆里是成品。她用左右两手的大拇指，把自己的腿膀子当成了垫板，活像我们洗澡的时候搓腿上的污垢一样，在那白生生的腿膀子上搓猫耳朵。她得动作娴熟飞快，猫耳朵活像一颗颗硕大的垢痂（当地人对从身上搓下来的污垢的称呼）纷纷掉落到她腿下面的面盆里。

虽然她的腿很白，肌肉细腻的几乎看不出纹理，但是我却知道，作为北方农村妇女，她们很少洗澡。比较讲卫生的可能会在晚上洗洗腿脚，我不知道芦花嫂是不是属于讲卫生，每天晚上洗腿脚的那拨人。但是，即便她每天晚上洗腿脚，即便她的腿雪白无瑕，腿上也肯定有汗毛、褪下来的皮屑，以及看着没有实际上存在的污垢等等，而这些宝贝肯定都会被她搓进猫耳朵里……

我犯难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在这个时候逃跑，更不敢想象如果她把煮熟的猫耳朵给我端上来，我该怎么下咽。指导员不善酒，跟我碰了两次杯就已经昏头胀脑，面红耳赤，口无遮拦，滔滔不绝，陷入了自我意识膨胀的境界，对外界的反应迟钝了很多，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睛正在干什么，脸上正在表达多么恐惧的神情。他一个劲劝我喝酒，并且跟我吹牛他在厦门和老百姓的联欢会上，喝酒的时候一个人放翻了一桌厦门人……

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的高音大喇叭响了，队长驴拐拐那嘶哑刺耳有如裂竹的声音活像锥子刺进了我的耳朵：“杂巴怂妈妈个日的黄二婆娘，公开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所有社员马上到队部集合，开杂巴怂黄二婆娘的批斗会。”

我还没有吃饭，但是我仍然非常感激队长驴拐拐这非常及时的会议通知，一顿饭不吃不要紧，如果吃进去了芦花嫂在小腿子上搓出来的猫耳朵，那才是让我终身作呕的倒霉事儿。我连忙起身，匆匆告辞：“队长招呼呢，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指导员挽留我：“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么。”

我心说：你老婆小腿肚子上搓出来的猫耳朵还是留着你自己享用吧，嘴上客气：“不吃了，队里也没有研究，队长咋能随便开人的批斗会呢，我得赶紧过去看看他发什么疯呢。”

芦花嫂也挽留我：“孟同志，队长从小就是个驴拐拐，不用理他，吃饭，马上我就下锅了。”

我像逃窜一样冲出那间砖瓦房，扔下一句：“今天不吃了，改日再说吧。”

出了芦花嫂家的院子，我有了如遇大赦的庆幸，我深深地吸进正午时分农村夹杂着柴灰味道的清新空气，然后缓缓再从肺腑深处呼出来，似乎经过这样的新陈代谢，传说中做饭很好吃的芦花嫂那滑稽戏一样的操作过程留在我脑子里、心里的阴影也一起被置换了出来。

这个时候，我看见了黄二婶，那个刚刚给队长驴拐拐喂过奶的泼辣婆娘被三五个民兵扭着朝生产队部拥去，黄二婶披头散发，一路上吵吵嚷嚷，詈骂不休，民兵们横眉怒目，一边推着她朝队部走，一边偷偷摸摸的在她身上抠抠掐掐的占便宜。我连忙追了过去，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件村妇们和队长在田野里闹腾的荒诞戏会彻底破坏了我跟队长驴拐拐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最终为我成为逃犯买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