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士拐过街角,视野豁然开朗。前方是维多利亚港,晨光洒在海面上,碎金般荡漾。对岸港岛的高楼大厦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巨人的骸骨。其中最显眼的那一栋,曾剑桥指给他看过——金山大厦。二十三层的白色建筑,在1970年代的香港已是摩天大楼,楼顶的时钟在阳光下反射着光。
“那就是金山大厦。”曾剑桥当时说,语气里有向往,也有不甘,“英资的楼。咱们华商想进去租个办公室,都得看洋人脸色。”
陈奕妍盯着那栋楼,看了很久。
的士在庄士敦道一栋唐楼前停下。陈奕妍付钱下车,抬头打量这栋建筑。六层高,外墙贴着浅绿色瓷砖,有些已经剥落,露出里面灰黑的水泥。楼龄起码二十年,但位置不错,离湾仔地铁站不远,周围有菜市场、杂货铺,生活气息浓郁。
他按照广告上的地址爬上四楼,敲响401的门。
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先生穿着汗衫和短裤,老太太系着围裙,手里还拿着锅铲,显然正在做早餐。屋里飘出煎蛋的香味。
“请问是周生周太?”陈奕妍用学了几周的粤语问道,口音仍带着南洋腔。
“是,来看房的?”老太太上下打量他,目光在他西装上停留片刻,侧身让开,“进来吧。”
屋子很小,一房一厅,加起来不到三十平米,但收拾得很干净。木地板虽然老旧,但擦得发亮。客厅有扇朝南的窗,阳光直射进来,将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堂。从窗口能看见街景,看见远处的海,看见更远处港岛那些摩天大楼的轮廓。
“月租八百,包水电,押二付一。”老先生说话很直接,“家具都有,你看,床、柜子、桌子、椅子。厨房可以用,但不能做油烟太大的菜。”
陈奕妍在屋里走了一圈。卧室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柜,但有一扇窗。客厅兼作餐厅,小圆桌上铺着碎花桌布。厨房是走廊隔出来的,只能容一个人转身,但煤气灶、水槽齐全。最重要的是,有独立的卫生间——虽然很小,但有抽水马桶和淋浴花洒。
“这楼住户杂不杂?”陈奕妍问。
“都是老街坊啦。”老太太说,“四楼五户,我们老两口,隔壁是王老师一家三口,对面是陈太和她女儿,再过去是单身阿强,在码头做工。最里面那间空着,就是这间。”
陈奕妍走到窗边,推开窗。清晨的风吹进来,带着楼下茶餐厅飘来的食物香气。他深吸一口气,没有鸡屎味,没有汗臭味,只有干净的、属于自由空气的味道。
“我租了。”他说。
老夫妇对视一眼,似乎有些意外他这么干脆。“押二付一,要先交两千四哦。”老先生提醒。
陈奕妍从内袋掏出崭新的钱包——昨天下午在百货公司买的,真皮,花了他两百块。他数出二十四张百元钞,递过去。
钞票是崭新的,边缘锋利,在阳光下泛着青绿色的光。
老夫妇接过钱,仔细点了一遍。老太太脸上露出笑容:“后生仔爽快。合同在这里,签个名,钥匙给你。”
合同是手写的,很简陋,但条款清楚。陈奕妍签下自己的名字,笔迹工整有力。他接过那串铜钥匙,钥匙在掌心冰凉坚硬。
“对了,怎么称呼?”老先生问。
“姓陈,陈奕妍。”
“陈生。”老先生点点头,“以后是邻居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敲门就是。”
“多谢。”
老夫妇离开后,陈奕妍关上门,将帆布包放在地上。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能听见楼下街市隐约的喧闹,能听见隔壁传来孩童的啼哭,能听见远处轮船的汽笛。但这一切声音都隔着一层,朦朦胧胧的,不像在笼屋时,每一种声音都近在耳边,每一种气味都扑面而来。
他走到窗边,手撑在窗台上,望着外面的世界。
从这个高度看出去,铜锣湾的街景尽收眼底。双层巴士像玩具车一样在街道上爬行,行人如蚁,在密密麻麻的招牌下穿梭。远处,维多利亚港的海面泛着粼粼波光,渡轮犁开白色的水线。更远处,港岛那些摩天大楼矗立在晨雾中,像一座座沉默的墓碑,也像一座座等待攀登的高峰。
一个月前,他躺在笼屋的铁架床上,透过铁皮屋顶的缝隙,只能看见一线狭窄的天空。现在,他站在四楼的窗口,能看见半个香港。
他忽然想起那个南洋的雨夜。
渔船在风浪中颠簸,船舱里挤满了人,空气闷热污浊,充斥着呕吐物、汗水和鱼腥味。他蜷缩在角落,听着海浪拍打船身的声音,听着同船人压抑的啜泣,听着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跳动。雨水从舱盖的缝隙漏进来,滴在他脸上,混合着汗水流进嘴角,咸涩得像血。
那时候他想,只要能踏上香港的土地,只要能有口饭吃,有地方睡,就够了。
现在他有了一间房,有窗户,有独立的卫生间。有三十五万九千块存在银行。有一个愿意带他入行的“大哥”。有了一身虽然不合体但好歹是西装的打扮。
够了吗?
陈奕妍的目光越过鳞次栉比的旧楼,越过熙熙攘攘的街市,越过蔚蓝的海港,最终落在那片摩天大楼上。那些玻璃幕墙在朝阳下反射出刺眼的光,像无数只冷漠的眼睛,俯视着这座城市的芸芸众生。
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