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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 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富庶（第1页）

第七讲　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再造和长江三角洲的富庶

一、关中的农业和粮食问题

西晋末年永嘉乱离之后，至隋初灭陈，复归统一，经过两百多年分崩割据的动乱，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终于走出低谷，开始了恢复再造的进程。

与长江流域的太湖地区和洞庭湖地区相比，这时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富庶程度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在南北朝晚期，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竟能存在北周、北齐两个政权与长江以南的陈相鼎立，已经可以说明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恢复有了很大的起色。特别是北周据有的关中地区和北齐据有的太行山东地区，显然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关中是隋、唐两代都城的所在，隋唐以前，西魏和北周也在这里建都，更早的秦与西汉两大统一王朝的都城也建在这里。这都与关中地区的经济基础是分不开的。关中地区深处内陆，缺少舟楫之利，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地区。在经过多次的破坏与不断的恢复后，到西魏和北周时才算初步稳定下来。此后的几个王朝的更迭，关中都没有遭到更大的兵燹，给关中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北周后来能够灭掉北齐，统一黄河流域并进一步吞并巴蜀，固然是由于北齐和陈已经削弱，有机可乘，但也足以说明关中地区这时的经济已初步奠定了基础。

自隋统一中国后，各地经济包括关中地区的经济都有所发展。但隋祚短促，其末年又再经乱离，全国经济的大发展，富庶地区的形成，则有待于唐王朝了。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业的进步，自然也主要在有唐一代。

恢复与发展关中的农业，除了荒野的复耕外，水利灌溉设施的建造实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关中地区最重要的灌渠当属郑白二渠。苻秦时曾对损坏的两渠做过修复工作[452]，北周时亦曾在这里有所致力，但均未达到原来的规模。唐时对两渠的整治更加重视，不止一次地拆毁一些富僧大贾设在渠中的碾硙，以利渠水的畅通[453]。为了发挥郑白渠的作用，又开凿刘公渠，以增加灌田的亩数[454]。关中东部引洛水灌田的有同州龙首渠，乃是北周修复郑白渠时所开凿的[455]，当是仿照汉时的旧规模。唐代更多渠道的开凿是在渭水之南，引用由秦岭山下流出的水流[456]。为交通运输而开凿的关中东部的漕渠和关中西部用于运送陇地木材的昇原渠也都可以用于农田灌溉。如再加上渭、泾、霸、浐、丰、镐、潏、涝诸水，这就在关中平原上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灌溉网，长安正处于网的中央。农田水利的修复和兴建，使本来土壤肥沃的关中农业地区增加了抗御干旱的能力，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关中也自然富庶起来。

这里附带提及陇右的农业生产情况。陇右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已大部分以畜牧业为主，唐时陇右闲厩所繁殖的马匹也是作为军力的装备。但自隋初时，陇右地区的农业已开始恢复，甚至代替畜牧业而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以致引起割据于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文泰的惊讶，认为隋王朝的确强大无比[457]。后至隋末乱离，秦陇各地均受影响，又招致文泰对唐朝的轻视[458]。开元年间，在关中和陇右推行和籴，并取得了成效，可知当地农业已经很有起色，为以前少有的事情。陇右农业的卓越成就，也是黄河流域经济区再造的一大成果。它的发展是有助于关中地区的经济的，至少可以解除隋唐王朝的后顾之忧，使它们能全力去经营东方。

不过关中虽然成为富庶的农业地区，它的固有缺陷仍然难以解脱。关中平原西起陇山之下，东至黄河之滨，相距仅七八百里，南北更为窄狭。在这有限的土地上，粮食的生产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国都长安处于关中，粮食供应的紧张就可想而知了。西魏及北周时期，长安作为都城，尚能应付割据政权和人口增长不多的情况，但至隋初，国都长安的粮食就感到困难，不得不赶快开凿渭河以南的广通渠，以漕运外来的粮食。而当时的渭河已因水浅沙深，无法载粮行舟，接济长安的粮食了[459]。此后唐代仍借用这条漕渠运输关东的粮食，解决关中的粮食危机。巴蜀之地战乱较少，农业经济破坏不多，北周很早就已控制了巴蜀，为灭北齐准备了条件。唐初，李渊由太原进兵到关中，未瞻目已经鼎沸的中原，反先经略巴蜀，这固然是因为当时巴蜀尚未有割据势力，可以早日底定，解除后顾之忧，而实际上却是图谋巴蜀的粮食，只是后来秦岭巴山的栈道不便运输，以后再未向这面发展。有时为了减少漕运的困难，唐朝统治者只好东赴洛阳就食。洛阳虽为隋唐王朝的东都，统治者可以随时巡幸，但因粮食的困扰而仆仆于道中，只好自嘲为逐粮天子[460]。以后唐朝的皇帝虽然不再作逐粮天子，却不能不向关东征运粮食，以解决都城的困难。

要解决关中的粮食问题，主要还靠关东各地的接济。这由隋初的开凿广通渠的计划中可以看出。那份开渠的诏书说：“京邑所居，五方辐凑”，因而不能不开凿渠道，使“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461]。开广通渠在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上距北周灭齐只不过六七年，就是说长安初作为黄河流域的首都，便已感到粮食的困难，不能不向关东各地求得解决办法。

二、黄河下游南北地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南北朝晚期北齐占据的土地，包括黄河下游的南北一些地区，曾经是黄河下游的富庶经济区。在经历上百年的战乱之后，经济也多少有些恢复，北齐立国的基础就是仰赖这一经济的条件。隋立国未久，即发运关东粮食接济关中，也可证明黄河下游农业的恢复已有相当的程度。

隋初开凿关中的广通渠时，江南的陈国尚未灭掉，关中所需粮食只能由黄河下游各地运来。为了聚集粮食运往关中，还在开凿广通渠的前一年，就在黄河下游南北两岸及其他有关水道附近的各州置丁转运。当时一共有十三个州，从中可以看出隋初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农业地区分布情况：这十三个州大部分在今河南省境内[462]。最远的为卫、汴、许、汝四州。卫州治所在今旧淇县，位于黄河之北；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许州治所在今许昌市，汝州治所在今临汝县，三州俱在黄河之南。可知当时黄河南北都有可称道的农业地区。如以黄河以南的地区来说，西起荥阳（治管城，今河南省郑州市）、颍川（治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襄城（治承休，今河南省临汝县）诸郡，东至琅邪（治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东海（治朐山，今江苏省新海连市）诸郡；北起梁郡（治宋城，今河南省商丘市）、济阴（治济阴，今山东省定陶）诸郡，南达谯郡（治谯，今安徽省亳县）、汝阴（治汝阴，今安徽省阜阳县）诸郡的范围之内，都有农业的经营，因而隋朝王室设置的转运机构分布才如此密集。这一地区的大致范围以今天的地理来说，则是西起河南省的郑州、许昌两市及临汝县，东过江苏省徐州市而至于海滨；北起山东定陶和河南商丘，而南至于安徽省的亳县和阜阳县。

隋初的情况即已如此，李唐立国之后，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当更有进步。就黄河下游南北两区比较起来，似乎黄河以北的富庶程度还超过河南。因为隋初转运关东粮食时所设置的四个仓，分布在卫、洛、陕、华四州之内[463]。洛、陕、华三州治所分别在现在的河南省洛阳、陕县和陕西省华县，依次位于洛河、黄河和渭河的沿岸，处于输往关中长安的漕粮运道的左近，如当时人所说，是发挥了运输灌注的功效。也就是说，它们是兼顾河南和河北两个地区，并不是专门为河南而设的。而卫州仓的设置，虽临近淇河，有利于运输方便，但从其地理位置来看，却显然是为收贮太行山东各地的粮食而设置的。既专门设仓，贮粮自应不少。据说北起今河北河间、定县，南至清河、永年，当时都重视农桑，是重要的农业地区[464]。前面也说过，在十六国及南北朝混乱时期，太行山东以邺为中心的一些地区尚保存着一定的农业基础，社会情况稍一稳定，自可得到更多的发展。

相比之下，黄河以南的一些地区自十六国战乱以来，长期成为战争的场所，后来南北朝初期，北魏统一了黄河流域，人民稍有喘息的时机，但南北的战争却一直未断，战场虽南移至淮河附近，但黄淮之间的地区仍然受到许多影响，对农业的影响就更大。此外，黄河下游的泛滥和决口所带来的灾难，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破坏也比河北大。黄河冲淹的地区，土壤不免变质，改善它的机能也非短日之功，这些都给黄河下游以南地区的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小的困难。因此，这时黄河流域下游南北不同的富庶程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黄河流域下游以北的农业经济地区除太行山东以外，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太行山西的上党、长平等处，人们也颇重农桑。上党郡治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长平郡治丹川，今山西省晋城市，都属太行山西的高亢山地，农业在这里已有发展，相邻的汾河流域平原的农业当更有大的转变。当然太行山西农业的发展是不能与太行山东相比的。

《隋书·地理志》在叙述农业地区时没有提到邺。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中心城市，邺城位于漳河沿岸，附近又有灌溉之利，它是不应被摈于农业地区以外的。只是北周末年，杨坚消除异己势力，竟然焚毁了邺城[465]。隋初虽另立相州（后改魏郡），州治亦南移于洹河岸上，与以前的邺不完全相同，但那一带的农业地区的规模还应是相差不多的。

黄河下游的河南、河北两个地区的发展，为隋和唐朝前期的国家财赋提供了大部分的需求，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更受到这两个王朝的重视。隋时于各地设仓贮粮，除正仓外，还有义仓和常平仓，以备水旱荒歉的不时之需。唐朝继之，仍然遵循这样的制度。隋时各地的仓粟数目已不可详知。由唐玄宗天宝八载（公元749年）的诸道仓粟数目尚可见到一斑。当时各道正仓所储超过一百万石的有关内、河北、河东、河南四道。其中河南最多，达五百八十万石。河东次之，也有三百五十余万石。关内、河北两道各近二百万石。义仓所储超过千万石的，仅河北、河南两道[466]。这样的数目已经可以看出唐初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两个地区的富庶情况。开元中，唐朝政府曾大举向关中运输粮食，在前后三年中，共运到漕粮七百万石。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难得的数目。这次运输漕粮的地区很广，江南各地也运出了相当的数量。但其中由晋、绛、魏、濮、邢、贝、济、博各州运来的还是不少[467]。晋、绛二州的治所为现在汾河流域的临汾市和新绛县，魏、邢、贝三州的治所分别为现在河北省的大名县、邢台市和清河县。濮、济、博三州的治所分别为现在山东省的旧濮县、茌平县和聊城市，大部分仍然是黄河下游的地方。不过太行山东河北平原北邻突厥、契丹，和其他边地一样，防务也是相当重要。为了边防，需要更多的积贮，因此江南的粟米和绫绢也有通过海运输到幽州（治蓟，今北京市）[468]。而永济渠旁的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更聚集了江淮钱帛，以赡北军，号为天下北库。后来安禄山利用幽州的积贮起兵反唐，颜真卿就凭借清河的钱帛，抵抗他的南下[469]。这并不是说黄河下游以北的地区富庶有了减色，而是由于边防的重要，全国各地都应该经常供应的缘故。

三、永济渠的开凿和它的作用

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在太行山东开凿了一条永济渠[470]。永济渠南在武陟（今河南省武陟县）引沁水入河，又沟通沁水和淇水，再循淇水而北，至今河北省静海独流镇折而西北合桑乾水（今为永定河区里的河段）后终至于涿郡（治蓟，今北京市），贯穿了太行山东的河北大平原。

永济渠的开凿后来在炀帝用兵高丽时曾经起了便利粮草转输的作用。但最初开凿的目的，可能不是为了用兵的缘故。因为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八月在榆林郡（治榆林，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会晤突厥启民可汗，其时高丽使者亦从在榆林，炀帝还要他回去传谕高丽王元早日朝见[471]。当年九月炀帝始返洛阳，次年正月就开始了开凿永济渠的工程。这时高丽的态度还不甚明确，所以此时不会事先开凿一条水道，准备向高丽用兵。如果这样的说法不误，则永济渠的开凿当有其经济方面的意义。

前面说过，隋灭陈国以前，黄河下游南北地区的漕粮已大体可以满足关中的需要，与秦汉时期略相仿佛。统一以后，隋朝兼有了富庶的江南，但尚未见到当时对江南有过漕运的特殊措施。而沟通南北的通济渠[472]（唐时称为汴河）和邗沟[473]以及江南运河[474]，诚然是一宗重大的工程，但通济渠和邗沟的开凿已是统一以后十余年的事情，至于江南运河，则又更迟几年。这几条运河的开凿和沟通，显然都无军事上的意义，只能是为了加强江南富庶地区与国都之间的联系。与这几条运河几乎同期开凿的永济渠，其目的也应是相同的。

隋朝永济渠的南段本利用曹操所开凿的白沟的遗迹[475]，其作用也相仿佛。不过永济渠更偏东一点。永济渠的偏东固然是利用淇水的自然水道，但亦可显示出太行山东富庶农业地区的扩大。永济渠的下游在汉朝时为勃海郡。勃海郡素不以农业发达闻名于世。到唐时，在永济渠的左近开凿了许多的小渠道。如安阳的高平渠，邺的金凤渠，尧城的万金渠，临漳的**渠、利物渠，经城的张甲河，获鹿的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南宫的通利渠，堂阳的堂阳渠，衡水的羊令渠，宁晋的新渠，昭庆的澧水渠，柏乡的千金渠，清池的清池渠、无棣河和阳通河，无棣的无棣沟，平昌的新河，河间的长丰渠，渔阳的平卢渠[476]。其中安阳、尧城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无棣、平昌在今山东省境内。无棣今仍为无棣县，平昌为旧德平县。其他各地皆在今河北省境内。临漳、获鹿、南宫、衡水、宁晋、柏乡、河间等地现在仍因旧名。经城在今广宗县，堂阳在今新河县，昭庆在今隆尧县，清池在今沧州市，渔阳在今天津蓟州区。这些为数众多的小渠道无疑发挥了灌溉农田的作用，也增加了永济渠中的水力。农业区的发展和扩大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永济渠的开凿，还因其航运之利，促进了渠旁城市的繁荣。如本来自魏晋以后，漳河沿岸的邺一直是太行山东的一个重要都会，邺的附近是一个富庶的农业地区，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又处于太行山东的南北大道上，一度相当繁荣。可惜北周末年，焚毁于杨坚之手，再未重新崛起。但是距邺城不远的武阳郡（治贵乡，今河北省大名县），由于恰在永济渠旁，又承继了邺城附近的富庶农业地区和相当发达的手工业，竟代替邺而繁荣起来。

四、手工业的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黄河流域经济地区的恢复和长江流域富庶地区的发展，除了农业的进步之外，手工业也有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