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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第1页）

导言　产生巨人的时代

思想史上有一些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在普通人看来是单调乏味的。比如德国大哲康德，几无生平可言；中国大哲程颐，也以性格的固执、单调著称。他们的名字底下，是一套令人望而生畏的深奥、精密的学说，接近他们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学力。但也有另外一类思想家，如伏尔泰、苏轼那样的，生平多故，极富传奇色彩，兴趣广泛，性情开朗，为人们所乐于接近，不同文化层次的人都能从之获益。因此，他们所到之处，群众闻讯围观，妇人孺子皆晓其姓名，文人学士珍藏其签名、手迹，录传其逸闻趣事，他们的学说也经常以极为世俗化的方式，深入到民间的生活之中。我们对那些不顾尘嚣，寂寞创作的思想家深怀敬意，他们的学说是民族文化的脊梁，学术史上的丰碑；不过，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深受民众喜爱的思想家，他们的精神遗产，对于一般社会生活，尤其是对于后世文化人的人格塑造，所起的影响更为巨大深远，那是民族文化的血肉，与学术史的大地。

那么，为什么说“更应该注意”呢？以苏轼为例，可以说明之。

苏轼确实是那种深受人们喜爱的思想家，甚至在他的生前，他的名字后面已经跟随着许多美丽的传说，千百年来，仅仅是这样的传说，已经反映出一部人心中的文化史。每一个中国人，若认真省视自己的精神世界，必会发现有不少甚为根本的东西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苏轼的（这里指的当然不仅仅是文学观念，而主要是就世界观、人生观而言），称他为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绝不过分。就此而言，历史上罕有人堪与相比。因此，苏轼的思想对于国人生命灵性的启沃，盖不在孟轲、庄周之下，而恐远在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哲学巨匠之上。他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见于后人的著述文字者还属其次，更重要的是著见于文人学士的心灵。宋以后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中，无不有一个苏东坡的形象在——这是历史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是人心中的历史。然而，文献中的历史却另具一副面目。元明以降，追慕苏轼精神境界的不乏其人，但一谈道德性命，辄很少人会谈到苏轼。关于有宋一代学术的比较权威的著作，要数《宋元学案》，那其中本不乏与程朱理学相异的各派学说，一一列为“学案”，却偏将苏氏“蜀学”与王安石“新学”另列为附录，其意该是视为异端。“新学”“蜀学”本来至少可与程氏“洛学”并峙，却因南宋人将北宋灭亡之故归罪于王安石，而讳言“新学”，又徒以朱熹尊程贬苏之故，而讳言“蜀学”，这无疑出于偏见。可是，在“五四”以后，程朱理学的权威意识形态之地位已经推倒，哲学史界对“蜀学”的研究却仍远逊于对“洛学”的研究[1]，遑论给予恰当的评价。这种情形，与苏轼对中国思想史的实际影响，是很不相称的。

当然，造成这个情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苏轼的思想确实比研究程颐这样单纯的哲学家要困难。程颐的固执、单调令一般人敬而远之，但其学说几乎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思辨的领域，旁涉其他经济、文学、艺术、史学、医学等诸方面的很少，其辨析概念相当精深，体系比较严密，对于学者来说，倒易于追究。而苏轼则相反，虽被各式人等喜爱，所谓“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2]，但真要全面把握他的思想，却实属不易。他对于抽象思辨的兴趣固然也很浓厚，其水平也并不在程颐之下，但他在各种具体的事物规律的寻求方面，在诸多文化领域内所体现的智慧，更足重视。我们只要稍接触苏轼的文字，便不能不为其中涉及领域之广泛，和其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所震撼。不仅是壮浪纵恣于儒、释、道三家之间，不仅是对“道”“性”等形而上概念的追究和持续不断的人生思考，也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史学、文学、艺术等各大领域的丰富言论，而且在医卜星相、炼丹行气、美食养生，及农耕工艺技术、教育心理等，几乎凡我们想得到的话题上，他都曾发表见解，这博杂的程度是研究者极难追踪把握的。但这般天花乱坠的风貌，却印证着苏轼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真实解悟，其中要旨是我们应该探究的。

惟其影响虽大，而研究却薄弱，乐之者虽多，而把握却不易，所以，我们认为，目前更应该注意研究苏轼这样的思想家。他的影响是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的，又广推到各种文化领域，因此，苏学不是以严密的概念系统构建起一座丰碑，却是以坚定而又洞达的智慧求得人生安身立命的大地。研究苏轼和他的学说，对于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与此相关的是，苏学比诸那些严密的哲学体系，更少闭门造车的成分。据说有一个德国教授为学生讲解柏拉图的学说，只说一句“从前有个叫作柏拉图的人”，接着就进入学说的剖析，了不涉其时代与生平。倘用此法研究苏学，则无疑是竹篮打水。苏轼不是把全部思力贯注于概念推导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如水银泻地一般，贴近自然事物、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所提供的各式事业舞台。鉴于此，我们在剖析其学说之前，必须详述其生平，在述其生平之前，还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产生文化巨人的时代。

一、宋代文化的鼎盛局面

在中国古典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唐宋之际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此前和此后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很明显的差异。古今学人在论述唐宋时期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及文学艺术时，心目中早就隐然有了一道分水岭。在社会政治方面，对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的起盛衰亡作研究时，唐代就会被认作这两种选官制度更替的时期，而宋代则意味着这更替的完成；在学术思想方面，所有的论著都会把汉唐经学与宋明道学区分开来，并且对于这种区分，宋明道学的创造者们是非常自觉的；在文学艺术方面，情形更觉明显，我们所谓“国画”，是从宋代算起的，通俗文学是宋代开始全面兴盛的，即就雅文学而言，词是“宋词”不必说了，骈文与古文之间主导地位的交换，也在中唐至北宋期间完成，诗则有著名的“唐宋诗之辨”，“宗唐”与“崇宋”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以后也不会断绝。几乎在所有文化门类上，唐前与宋后都存在这样直观的区别。

客观存在的这道分水岭，引发着史家对于它的思考。文化是人创造的，虽然历史的发展中有许多人力不能回天的情形，但历史人物的自觉创造仍是主观方面的动因。以故，考察唐宋文化转型之现象的时候，史家的眼光会很自然地注视在中唐儒学复古运动、古文运动及其领导者韩愈的身上，陈寅恪先生说：

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按韩愈字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3]

这是一段大文字，肯定赵宋以降是文化史的“新局面”，而以韩愈为开启者。北宋文化人对于韩愈的继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烦细述，兹再引录陈寅恪的另一段文字：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4]

此段对宋代文化的“新局面”更加以推崇，除以韩愈为先驱外，更指欧阳修为基本奠定之人。两人之间相隔二百多年，几代文化人前仆后继的自觉创造，终于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欧阳修的继承人苏轼，正是将此局面推向**之人物。

那么，如何认识宋代文化的这个“新局面”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四种可资参考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把宋代认作“近世”的开始。这是本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创见，他断言：

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5]

所谓“中世”和“近世”，本是西方史学界流行的概念，他们把希腊罗马时期称为“古代”，把文艺复兴以后的资本主义时期称为“近世”（或“近代”），而其间由教会文化统治的时期就叫作“中世纪”。照内藤的说法，中国在宋代就开始了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文化，他的学生宫崎市定就明确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平行和等值的发展。[6]

欧洲文艺复兴以复兴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文化为口号，中国从中唐至北宋的儒学复古运动、古文运动也以复兴古代儒家文化为口号，而皆通过“复古”以创造新局面，从这一点上看，两者确有相似之处。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学界已深入为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年代的探讨，论点更为纷纭，一般皆不同意遽认宋代为“近世”，但这个意见对于我们观察宋代的文化，是很有启示的。

第二种意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作通盘的把握，从而认为宋代是其发展的顶点。王国维说：

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7]

陈寅恪先生说得更明了：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8]

他的学生，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也秉承师说：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9]

这几位学术大师对宋代文化的一致评价，很值得我们关注，而且宋人如朱熹也早自有“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0]的赞语。虽然今天的行文习惯对于“造极”“空前绝后”等绝对化的词汇不易首肯，但我们后辈学人其实很难达到他们这样的直觉表达中所蕴含的对表述对象的深层把握，因为那是以深厚的学力和文化的濡染为基础，在知识与感受的高度统一上得出的。对于这样的意见，我们不能仅仅在知识方面追问论据，而须对另一方面更加关注：为什么宋代文化会给予那些受传统文化熏染极深的学人以这样的感受？

第三种意见，是通过对唐、宋两代文化的比较研究，来概括宋代文化的特征，从而有“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对举区界的说法。据我们有限的见闻，台湾学者傅乐成可能是此说的首倡者。他在1972年发表的《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一文，从“中国本位文化建立”的角度，论证了唐宋文化的最大不同点是：

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

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的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11]

他提出从类型上来探究唐宋文化各自特质的命题，是颇为精警的，可以说是综合了前两种意见所提供的启示，而把研究引向具体、深入，因此获得了海峡两岸学者的纷纷回应。在他用“复杂而进取”“单纯与收敛”来分别概括两种文化精神以后，不少学者进一步加以发挥，形成了一系列对于宋型文化的比较流行的看法，如谓“唐代士人勇于进取，宋代士人能收敛形迹，淡泊自甘……宋代文化是属于收敛的一型”[12]，或谓唐型文化“相对开放、相对外倾、色调热烈”，而宋型文化“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13]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都有道理，但若把宋代文化相对于唐代文化而显出的某些特征，认定为宋型文化本身的性质，在逻辑上就存在问题。如常见的以“单纯性”“封闭性”来描述宋型文化，便很可商榷[14]。

综合以上三种意见，我们认为，宋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新的质变点。对于前代来说是新型的；对于后世来说又具有近代化的指向；就其自身而言，则是一种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范式，给人以一种文化“造极”的感受。这三个方面，呈现出动态的统一，是一性而三相。

在说明了我们对于宋代文化的基本认识后，还有必要引述一下第四种意见，即宋人自己对于他们所创造的文化的体认。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

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15]

王十朋《策问》：

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于正（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16]

许尹《黄陈诗集注序》：

宋兴二百年，文章之盛追还三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