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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照千古的文艺成就（第1页）

二、光照千古的文艺成就

苏轼是历史上罕见的全才型作家，在当时主要的文艺体裁诗、词、文、书、画诸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标志着宋诗艺术的巅峰；词开豪放一体，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古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又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骈文艺术也被欧阳修叹为绝无仅有[960]；书法与黄庭坚等并称“宋四家”；绘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湖州派”的重要人物。要对他的文艺成就作出详尽的论述，并非本书的一个章节所能胜任，这里只能对他留下的作品稍作梳理，略述其内容、特点。

1。诗

在文学史家的笔下，陶渊明、杜甫、苏轼的诗作常被称为“陶诗”“杜诗”“苏诗”，其他作家的诗作则不常被这样称呼。如果我们说，此三家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各自代表了一种艺术范式，那大致也不错。苏轼的别集以“七集”本最为原始，诗作被分散在几个集子中，但历代也曾产生过不少汇总苏诗的专集和注本，编年的和分类的都有。今天我们用的《苏轼诗集》，即孔凡礼先生整理校点本，是以清人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参校存世的各种本子而成的。此属编年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歌创作贯穿了苏轼的一生，自熙宁以后便没有间断，他的生平中的每一步曲折，都给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四部丛刊》所收的《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署名王十朋编，人称“王注苏诗”，是一个分类本，所分的类别近八十类。大体上说，这种类别相当于今人说的“题材”，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苏诗的题材之广了。内容丰富、题材广阔，是我们展读苏诗时很易获得的直接感受。

（1）政治诗。对社会政治的深切关怀，在苏诗中有很多反映，但直接的、专门的以政治为内容的诗，在其集中所占比例不大。不过，这些政治诗毕竟表达了诗人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重大问题所持的观点，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的诗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有的写得很大胆，而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也在其中得到反映。这当然是因为苏轼愿意继承《诗经》以来的诗歌传统，认为一个诗人至少应以他的一部分作品来针砭时世。对于诗歌的这种信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从青年时代起，苏轼就注意诗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写了《荆州十首》《和子由蚕市》[961]等作品。熙宁以后，他在地方官任上用诗歌来讽刺“新法”实施过程中的许多弊病，虽然有些不免带上他的政治偏见，但就诗歌方面说，那样大胆的写作精神也是可以赞赏的，而且，也正因为政见不同，所以揭露得才淋漓，讽刺得才入骨。尽管这些诗不但令新党的一些人很恼怒，用“乌台诗案”来构陷他，且连旧党的一些人也认为不够安分，自取其咎，但苏轼后来却一再坚持说，这不过是遵循了儒家《诗》义的教导而已。就在“诗案”后，他到黄州又写了《五禽言五首》，因布谷鸟的啼声像“脱却破裤”，便发挥道：“不辞脱裤溪水寒，水中照见催租瘢。”[962]这是对横征暴敛的谴责。即便到了颠沛流离的晚年，他依然用诗干预政治，直斥时弊。如在惠州写的《荔枝叹》[963]一首，就从唐朝进贡荔枝，弄得“惊尘溅血流千载”，联想到本朝风行一时的贡茶和贡花，便指名道姓地斥责了丁谓、蔡襄、钱惟演等“名臣”。尽管蔡、钱二位是他尊敬的前辈，在此也不留情。

政治诗的写作既贯穿苏轼的一生，而诗中指及的问题也甚多，除了上引两诗批判暴敛与贡物以外，对于土地兼并、天灾流行、农村破产、官吏凶恶等现状，苏诗都有所反映[964]。还有一些诗写到边地的少数民族、宋与西夏之间的战争、宋朝的官制改革及黄河治理等[965]，可见其视野也较广阔。

若论艺术成就，则仍以熙宁时讽刺“新法”之作为高。这些作品在“乌台诗案”中被指为罪状，其所含政治观点之然否也须作分析，但艺术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如他《赠孙莘老七绝》中的两首，历来脍炙人口：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上看衔舻。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966]

此二诗在“乌台诗案”中被纠举，据苏轼自述：

任杭州通判日，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与知湖州孙觉相见，作诗与之。某是晓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意言时事多不便，不消说也。

某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转运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兴水利之人，以讥水利之不便也。[967]

可见，第一首是对专制独断的抗议，第二首是拒绝执行“凿空寻访水利”[968]的任务。其中青山白酒、绿水衔舻，与世事、堤岸形成了比照，象征着自然、自由、合理发展与人为、专断、强兴工役之间的对立，内含怨刺甚深，而写作手法又极高超。所谓“耳冷心灰百不闻”者，并非真的不管事，就像此前不久写下的“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969]，检寻史册可知，“时惟杭、越、湖三州格新法不行”[970]，然则“不任事”者，即是“格新法不行”。熙宁初曾巩在越州罢收役钱[971]，苏轼与孙觉也分别在杭、湖二州拒行“新法”之不便者，故“耳冷心灰百不闻”之语，二人当自有会心处。必须指出，这样做是有丢官被责的危险的。“闲送苕溪入太湖”，则更见出苏轼的勇于担当，坚持实行自己的主张，不去希合上意。“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字面上是说回避不谈，实际上，读者都能感觉到，那字里行间透着一股迈往之气，掩抑不住地发为抗争之音。这就是力度。故此二首可谓“怨刺”精神、比兴手法与勇于担当之气概的结合，其艺术水准之高，在历代政治诗中也是难得一遇的。

（2）写景咏物诗。苏轼的足迹遍及各地，从峨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在他的诗集中留下了许多名山大川及城乡风光的画卷。那自然不是简单地再现景物，而是体现了他的人生思考与审美趣味的。对乡土的眷恋和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使他几乎把居留过的每个地方看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正是这种处处皆是吾乡的感觉，使他在迁转、流离的生涯中还能不断体会生命寓居人世的快乐，而不愿乘风归去。试举一首：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最应乐，煮芹烧笋饷春耕。[972]

写的是杭州西南一个普通农村在雨后初晴时生机盎然的风光。只有真正热爱的心灵，才能感受到这种生机的。对于一个寓居的生命来说，这儿的东风、岭树、野桃、溪柳、人家，不都在向他致以挽留的情意吗？

如果说，描写广阔画面的写景诗，是以生气贯注、一气呵成的话，那么，以某一小事物为刻画对象的咏物诗，则有曲折细腻的风致，如写红梅：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973]

此诗写得极为耐人寻味。说梅花开得晚，是因“怕愁贪睡”，“愁”是春愁，春花不免凋于春晚，便引人春愁，此是梅花所不愿的，宁可贪睡到冬季才开。冬花自应是冰容，却怕此冰容不合时好，故勉为桃杏之小红，却仍掩不住“孤瘦雪霜姿”的本色。二、三两句意脉贯连，与寻常律诗的每联自作一意有点不同。到此为止，读者觉得此花劲节可尚，而其勉作“入时”之色又甚可怜，不由人不感叹其委屈矛盾的心态。但诗的第三联却否定了此种矛盾委屈的心态，谓红梅之作红色，亦非故为悦人入时，其“寒心”原未肯追随“春态”的，无奈因为好酒，晕上玉肌，才自为红色。这就不是孤傲性气与勉强随时的矛盾，而是傲世大节与爱酒醉魂的统一了。作者一片心曲，与红梅的艺术形象交融无间，笔笔入彀，深曲传神。替梅花想透，又实将自己的人生感受写尽，那种风致是引人无限思量的。

（3）抒情诗。中国古典诗歌以抒情诗为主，苏诗亦然。即便是再拘守儒家规范的人，一般也不会否定诗歌表达情感、抒写怀抱的功能。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经历曲折，感受也丰富，几乎没有哪一时的内心世界的波动不曾表现在诗里，故读苏诗等于听他一生的诉说。作为一个有杰出才能、有远大理想而又遭遇坎坷的知识分子，那种复杂的精神面貌，是苏轼抒情诗所着重倾诉的内容。“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违”[974]，“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975]，“我少即多难，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976]，这是对人生苦难的直笔抒写。“湖上四时看不足，惟有人生飘若浮……君不见，钱塘游宦客，朝推囚，暮决狱，不因人唤何时休！”[977]把诗人从美好的自然风光中拉出，牵拘于官场无趣的生涯，这不是人生的失落么？明知失落而又无奈，便难免时时发出慨叹。这样的慨叹本是抒情诗中最能打动赍志入世之人的心灵的，却常被评论者片面而表面地指为“消极”而加以否定。

其实，在看似“消极”的慨叹之中，本包含着对“如寄”生世里真正值得眷恋的东西的珍视，如手足之情、亲友之爱、故乡之思等为苏诗反复吟唱的内容。且看一首怀乡的名作：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乌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978]

此诗慨叹自己归乡不得，就像长江之水不能回流，颇道人生的无奈，似乎也属“消极”一类。然而，谁又能不为诗中深长真挚的乡思所动呢？诗人在镇江的金山寺，俯瞰长江东流入海，其情思却引向江水的发源地家乡四川。回想当年顺流出川，如今又顺流去杭州赴任，等于是以自己的仕宦迁徙来送江入海。听说入海处有涨潮伟观，那是马上可以看到的，但在这时却禁不住回望上游的家乡，只见重重青山遮断了视线。气氛的迷惘烘托出乡愁的深沉，而眼前的暮色降下，从傍晚的落日霞色，一直看到夜间的明月、江火，听到山间被惊的乌啼。怅然归卧，即梦见被江神责怪：“为什么不归去呢？”苏轼即以身不由己作答。这分明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思乡之情念念不释。

诗可以“怨”，政治上的不满而又不遇，自然弥漫为人生的失意，于是，在指陈时弊的政治讽喻诗外，有了更多的抒写怨愤怀抱的抒情诗。且看黄州时期的苏轼，如何对着一株海棠花抒其欲吐不吐的怀抱：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979]

这首七古，笔势虽纵放，情调却幽咽。其中直抒怀抱的不过“忽逢”“天涯”数句，所以说是欲吐不吐。但由于诗里已暗示抒情主人公与海棠为同病相怜的情形，所以全诗对海棠的着力刻画，也等于委屈诉其衷肠。作者写海棠之美可谓不遗余力，这样美的海棠却被造物主安排在“空谷”，当粗俗的草木桃李漫山生荣时，只有她却苦于“幽独”。不过她的美是不能掩却的，“竹篱间”的“嫣然一笑”，自出天姿，不待华屋金盘来衬映的。这“陋邦”本不配有此名花，乃是从西蜀移来，西蜀远在千里之外，致之不易，本当珍惜，如今却任其天涯流落！海棠显然是作者自喻，回味起来，此诗句句是“怨”。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所作的抒情诗中，有许多是此类“怨”诗。“怨”的同时也意味着自我肯定，这很重要，本因不被庙堂肯定而有“怨”，则自我肯定的凭据当另外去寻求，所以，“怨”诗的发展过程，也是寻求大地的过程。大抵来说，黄州之作，其自我肯定似还不能完全克服被庙堂所弃之“怨”，故写得风调婉曲；惠州之作，则自我肯定足以胜“怨”，乃能表现出旷达淡泊、简远萧散的风度；而东坡过海后诗，已纯为自我肯定之声，才顿显气骨迥出，精神照人。

除了以上讲到的政治诗、写景咏物诗、抒情诗外，苏轼的其他诗歌，如哲理诗、题画诗等，也颇多佳作。其集中几半为唱和、酬答之作，有的不免出于敷衍应景，但也有很多是出于真情实感的（如与苏辙互相唱和的大量作品）。用“美不胜收”来形容我们读苏诗的感受，大概并不为过。

2。词

词是一种特殊的诗体。说它特殊，是就现存古代词作的实际情况而言的，至于此特殊性为词体本身所自有，抑或为某种观念指导下的有意识的创作实践所造成，抑或两种因素都有，这是有待研究讨论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词是起源于俗而走向雅化的，那情形与其他的几种文体是相似的。若我们承认“雅化”是一种有价值的创作意识，则词的“诗化”也就不难理解，因诗是不妨被认作最高之雅文学的。在我国的词史上，苏轼正是用有意识的“以诗为词”之创作，开创了词的豪放一体，是对词的“雅化”作出了最大贡献的一位作家。王灼《碧鸡漫志》云：“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980]这里既说了他的开创性，也说了他的影响。由于他“新天下耳目”，故有不少词人步武其后，遂形成词史上的豪放派，与强调“本色”、尊崇《花间》作风的婉约派分居词坛。“新天下耳目”之效当然出于革新，今据《东坡乐府》所收苏轼词作，概述其对于唐五代宋初之词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