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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见02（第2页）

与他一样，苏辙在谏官任上，也是坚决弹击新党人物的主力。元祐五年，“宰相吕大防、中书侍郎刘挚建言，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谓之调停。苏辙为中丞，极论其事，以为邪正难并处……辙凡一再言之，太皇太后感悟，其说遂衰”[820]。他们兄弟俩都对新党人物持严厉打击的态度。

苏轼对“新法”虽持“校量”“参用”的见解，但对新党人物却一无容忍，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他从这个角度发议论时，便会累及他对于王安石和“新法”的公正评价，变得非常片面了。参用“新法”而坚斥新党人物，是其元祐阶段政治态度中都不可忽视的两方面。

第三，关于旧党内部的党争。

传统的“洛蜀党争”一语，其实并不能概括元祐间党争的内容，甚至可以说是名实不符。钱大昕将“洛蜀党争”看得很严重，以为“绍述之祸”由此起衅，据其所考，“树党以攻苏者，程氏门人为之，蜀党之名，亦贾易辈加之也”[821]。今按贾易为程颐门人，其任右司谏，乃在元祐二年五月[822]，上任后即与左司谏吕陶互相攻击，至七月吕陶罢谏职[823]，八月贾易亦罢[824]。贾易攻击吕陶的奏折，《续资治通鉴长编》只录节文，不得详析，唯苏辙《乞外任札子》云：“臣窃闻右司谏贾易言文彦博、吕陶党助臣及臣兄轼。”[825]由此猜测贾易可能曾指责对方为党。而《长编》所载吕陶奏折，则明斥对方为“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826]。据此，则是双方互指为党。先此，朱光庭指摘苏轼策题诽谤先朝，吕陶则为苏轼辩护[827]，双方已形成对立，至此而互指为党。若仅就这个范围来看，似乎确属“洛蜀党争”。但其实，仅程颐及其门人并无与苏氏兄弟对抗的资历和势力，只是被另一种更大的势力支配着的工具而已。吕陶所提到的韩维，当时是执政之一，其兄弟韩绛、韩缜等皆位至宰辅，权倾朝野，且与新党关系密切。苏辙于元祐元年上任谏官以来，曾连章弹罢韩缜[828]，而苏轼在详议役法局也“与孙永、傅尧俞、韩维争议”[829]，吕陶更是攻击韩维的主力[830]，而另一个四川人范百禄（范镇侄）也与韩维争议刑名[831]，造成韩维于元祐二年七月罢了副相[832]。反过来，程颐则与韩家关系密切。程颢去世时，程颐请求韩维为其兄作墓志，谓“家兄素出门下，受知最深”；程颐得以赴朝廷当官，推荐人中有韩绛；而韩维罢副相出知邓州时，程颐又送至国门之外[833]。然则所谓“洛党”，乃是依附着韩维的，故苏轼于元祐三年十月《乞郡札子》中云：

刑部侍郎范百禄，与门下侍郎韩维争议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杀人，而谏官吕陶又论维专权用事。臣本蜀人，与此两人实是知旧，因此，韩氏之党一例疾臣，指为川党。

由此可见，苏轼真正要对付的，乃是韩维，程颐的门人不过是“韩氏之党”。如果真有所谓蜀党（川党），则是与韩党相敌，洛党只是依附于韩党而已。

然而，再仔细审察苏轼作于元祐三年的一些论及党争的奏状，如《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及上引《乞郡札子》等，又可发现苏轼的对立面还不仅仅是一个韩党。被苏轼所指责为党的，乃是所谓“台谏”；而他与台谏官傅尧俞、王岩叟、朱光庭、孙升等人的矛盾，乃起于役法问题上的异议。元祐四年苏轼出知杭州，临行上《乞将台谏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又将逼迫他出京的势力说成为蔡确、吕惠卿之余党。这可能有些臆度，但也说明他的对手来自多方面，而主要是“台谏”。朱光庭、贾易恰在台谏，挟私为程颐报怨，故与苏轼为敌，但若不假御史中丞傅尧俞领导下的整个“台谏”之力，亦不能迫苏轼出京。实际上，首先攻击苏轼的还并非朱光庭，早在元祐元年九月，监察御史孙升就上奏，说苏轼只配当到翰林学士为止，若要用他“辅佐经纶，则愿陛下以王安石为戒”[834]。是时宰相司马光刚死，执政张璪被逐，辅臣缺人，孙升突发此议，当非无的放矢，必是见苏轼被高后信任重用，恐其入相，而预坏其事。不久，吕公著即推荐刘挚任了执政[835]。刘挚曾任御史中丞，台官王岩叟等多为其所荐用[836]。到十二月，朱光庭便弹奏苏轼的策题为诽谤先朝了。因了吕陶的辩护和苏轼的自辩，高后认为没有诽谤，于是傅尧俞、王岩叟等入对帘前，竟面斥“太皇太后主张苏轼”，令高后大怒道：“太皇太后主张苏轼则甚？又不是太皇太后亲戚也。”[837]范纯仁也说苏轼无诽谤之意，指责台谏多事，但孙升却说苏轼的自辩是文过饰非，至元祐二年正月，当高后发脾气，声言要将双方都逐出朝廷时，此事竟由吕公著主持平息了[838]。此后，便是苏轼建议“给田募役”，被王岩叟、孙升、朱光庭等攻罢。到了五月，台谏又与老臣文彦博发生了矛盾，结果傅尧俞、王岩叟、孙升、朱光庭等都被解职外任[839]；故新任右司谏的贾易便与吕陶互攻，指斥文彦博、范纯仁、吕陶与苏氏兄弟为党，又引得高后大怒，欲贬责贾易，却被吕公著力阻，曰：“不先责臣，易责命亦不可行。”招得了刘挚的称叹，说是“仁者之勇”[840]。而吕陶则攻击对方为“韩维之上客，程颐之死党”，但韩维被攻罢相时，吕公著又一再为韩维说话[841]。大致与此同时，孔文仲弹劾程颐，将程赶回洛阳，而苏轼在此形势下亦不得不开始上章乞求外任[842]。吕公著说孔文仲是被“苏轼所诱胁，论事皆用轼意”[843]。孔文仲又欲阻止朱光庭升迁，被吕公著、刘挚所驳[844]。刘挚又力主召回傅尧俞、王岩叟、贾易等，并云曾同吕公著商议，意见一致[845]。在他们的主持下，这些人也就陆续回朝了。苏轼则出知杭州，不久后范纯仁亦被罢相。——苏轼知杭前在朝的“党争”情况约略如上。除去错综，其党争双方大致是：一方为吕公著、刘挚支持下的“台谏”，牵连着与新党相关的韩维，内中夹杂几个洛党做先锋；另一方是范纯仁支持下的蜀党，牵连着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文彦博。然则，归根到底是吕夷简的儿子与范仲淹的儿子之间的矛盾，所谓“洛蜀党争”不过是其中细流，史书用了这个不合事实的名目，来掩盖了更高层的斗争。其实，即便苏轼与程颐非常和好，党争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展开。吕公著、范纯仁在史书上都有很好的声誉，恶名由他们各自支持的人承受。与王安石领导的新党相比，旧党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失去了司马光这面大旗后，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体，只有等新党再度崛起，倒给了他们共同的晚年境遇。

苏轼不能容纳程颐，当然是一个性格上的缺点，元祐六年《杭州召还乞郡状》，还在攻击“程颐之奸”。但他毕竟比没有政治经验的程颐更了解党争的实情，因此，在他的论及党争的奏状中，指责的主要对象一直是“台谏”。除了许多人事意气之争以外，苏轼与“台谏”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政见冲突。苏轼主张维护“免役法”，范纯仁支持，其弟范纯粹还与苏轼同建“给田募役”议[846]。“台谏”则反对，主张司马光的差役法，吕公著、刘挚支持“台谏”，吕又是司马光托付国事之人[847]，所以他们扛着司马光的大旗。苏轼的有关奏状，几乎每一次都要追溯到他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异议。这才是将混乱的党争澄清为真正的政见冲突，在这一点上，其奏状比其他人的任何言论都具有政治内涵。处在元祐前期党争中的苏轼，没有留下一篇纯粹的攻讦文字，他的自辩和指责，都是有关政见的。

至于元祐后期仿佛仍在继续的“洛蜀党争”，则更是大臣利用小臣而有意制造的一个转移人视线的战场。当复任谏官的贾易无休无止地纠缠着苏轼时，更接近权力核心的苏辙显然感受到真正的威胁来自刘挚，故其自述生平的《颍滨遗老传》，并无一言涉及所谓“洛蜀党争”，对于他升任执政（元祐六年）以后的经历，是这样说的：

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甚危。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848]

按“微仲”为吕大防，“莘老”即刘挚，“昔为中司”指刘入相前曾任御史中丞，故“（御史）台中旧僚多为之用”，贾易等几个洛党就是刘挚招回来置于言路的，“前后非意见攻”即指刘挚利用贾易等攻击苏氏兄弟。但此时所谓“朋党”，真正的核心人物无疑是吕大防与刘挚。吕、刘的矛盾，在刘党（即所谓“朔党”）刘安世为刘挚的文集所作的序言中，亦有交代，谓：“吕丞相专权狠愎……自此忌公（指刘挚）益甚，阴谋去之，遂引杨畏在言路……士大夫趋利者，汹汹交讧其事，于是朋党之论起矣……明年公继为丞相，不满岁，前日汹汹者在言路诋公，竟去位，朋党之论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849]观其所述，措辞的倾向性与苏辙不同，但事情的“本末”完全一致。刘安世笔下的“汹汹者”，无疑是指蜀党，因为苏辙入相前也当过御史中丞，言路上也有他的人，吕大防恰好利用蜀党排去刘挚。被利用的人里有一个杨畏，始依附苏辙，后来却为“绍述”开路，人称“杨三变”，据其后来自述：“畏前日度势力之轻重，遂因吕大防、苏辙以逐刘挚、梁焘。”[850]说得再明白不过。刘安世前引文又谓刘挚用人“先器识后才艺”，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盖亦指蜀党。而洛党则为刘挚效命，朱光庭“封还刘挚免相制”[851]，贾易也十分起劲地弹劾苏轼、秦观等，所用办法又无非是李定的故伎，从诗文中去挑毛病。这样的“洛蜀党争”，乃是自己不动手的神仙们抛出去的几件法宝之间的较量。

面对那个被利用而不自知的咬牙切齿的贾易，了解内情的苏轼显然没有争斗的兴趣，从杭州回朝后，连续上《杭州召还乞郡状》《再乞郡札子》《乞补外回避贾易札子》《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辨诗题札子》《奏诗题状》等，除了辨明自己的诗文本意之外，一再坚求外任，离开朝堂是非交讧之地，并获得允准。他对于这种“党争”的厌倦，很自然地流露于言语间：“臣平生冒涉患难危险如此，今余年无几，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852]“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853]苏轼只为自己的政见而作战，却经常被权力倾轧弄得筋疲力尽。

苏轼在元祐阶段有关党争的最后一封奏状是元祐八年五月的《辨黄庆基弹劾札子》，时御史董敦逸、黄庆基欲为新党复起开路，故弹击苏轼所作文字诽谤先朝，苏轼以此状自辩。其中说：

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

这是他对从政以来所受攻击的总结，对方无一例外地采用了文字狱的手段。在他作此总结的时候，元祐之政已奏尾声了。

据上所述，苏轼在此阶段所作关于党争的奏状，阐述的主题有两个：一是对文字狱的憎恶；二是揭明真正的政见冲突起源于他与司马光在役法问题上的异议。其间曾有数语诋及程颐，但实无关宏旨。所以，“洛蜀党争”不过是表象，就政见冲突的角度说，应改称“朔蜀党争”才稍近实质。蜀党政见以苏轼的政见为代表，朔党政见则大致是司马光政见的延续，而洛党只是一再被时相利用，并不曾提出过任何独立的政见[854]。那种逼迫苏轼屡次出朝的力量，实来自司马光意志的守灵人，这要到苏轼去世后，苏辙在墓志铭中才透露出来：“君实（司马光）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855]如果司马光不死，苏轼也会被逐，他死了以后，由继承其遗志的朔党来完成这“逐公意”。元祐阶段的苏轼，很多时候是在跟司马光的幽灵作战。

第四，有关边备外交、科举取士、冗官冗费及黄河的治理等朝廷大事。

议及边备外交的奏议，约有三组。一组是元祐二年八月至十月的《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四篇，而以第二篇最为重要，其内容是讲对付西夏与处理熙丰间王韶开熙河所遗留后果的策略。大致新党当政时，宋朝的态度比较强硬，王安石用王韶之议，攻占熙河路，胁迫西羌臣服，目的在图西夏，而神宗亦两次兴兵进攻西夏。开熙河的战果不错，但那里的许多部落时服时叛，很难安静；进攻西夏更以失败告终。到了元祐旧党执政时，司马光等务欲边境安静，甚至不惜放弃攻占的地盘以求和。苏轼认为这是失策，是“以畏事为无事”，不懂“待敌之要”。他主张采取羁縻政策，不在其地设立郡县。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司马光那一派也是异议的。另一组是元祐四年的《论高丽进奉状》《论高丽进奉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元祐五年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和元祐八年的《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皆是讲对待高丽的外交方针。宋神宗曾想联络高丽对付契丹（辽），所以对高丽持招徕的态度。苏轼认为这是不现实的，故主张冷却此种国事来往，不过，对于一般的文化交流，也不反对。最后一组是他在定州任上写的《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等，讲宋辽边境的军事防务。其中关于弓箭社的修整，与他早年政论中对“土兵”的重视是一致的。总起来看，苏轼关于边备外交的政见，基本上是倾向于神宗的积极态度的，但也比较现实，不像新党那样喜开边衅。

针对冗官冗费的奏议，除论科举取士时兼及的外，主要是元祐三年五月入对时作的《转对条上三事状》。此三事，一是要求高后、哲宗经常接见臣下，以使时弊能得到及时的上达，而其所指时弊中，即有“民老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二是要求削冗官，严法治。他指出：“每一次科场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一次郊礼奏补子弟约两三百人，而军职转补、杂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荐不与。自近世以来，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今吏部一官阙，率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自本朝以来，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这是说冗官之弊已达历史最高点。他主张在取士时严格把关，裁减人数，而在吏治上则依法处置，不加姑息。三是要求减“任子”之恩，节制财用。这一点，在元祐元年十月的《论冗官札子》中已详论，并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大致是用考试的办法来选汰“任子”（即以父祖官荫入仕的子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没有对“新法”废罢后重新出现的财政困难闭上眼睛，但也不拟设法增加收入，而主张节省开支，其办法是削冗官、减“任子”、严吏治。这大致符合他早年政论的思路。

治理黄河的问题，是贯穿北宋一朝的大事。几乎没有哪一年的河水涨期不造成灾难，而水官们也始终没能把河水控制在稳固的河堤内，甚至当年的河水会顺着哪条道走，也没有把握。在仁宗时，几次决口使黄河下游有了两条道：一为北流，从澶州商胡祐（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出，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合南运河、大清河，在今天津市区入海；一为东流，在魏县（今河北大名东）决出，东北经今马颊河入海。大致来说，北流危害当时的河北路，水势较顺；东流害及当时的京东路，随着泥沙堆积，变成由低向高走，水势越趋不顺。但时人也忧虑北流可能会流入辽的辖区，则辽人可以在自己的境内渡过黄河，对宋形成威胁，所以，从宋神宗当政后，司马光、王安石等皆主张导河东流，逐渐闭塞北流。朝廷在导河东流上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却依然没有阻止河水决口北流。到元祐初，北流已较成常态。但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等力主兴役，强制河水东流。同时，也可能由于导河东流原是司马光的主张，故王岩叟等朔党的台谏官也赞同此议，吕公著虽不表态，亦未反对兴役。反对的是范纯仁、苏轼、苏辙、范百禄等，他们主张让河水顺地势入北流。这样，在河流问题上，主北流的蜀党也与当时的宰相、台谏发生了矛盾。苏轼的有关奏章，主要是元祐三年的《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论证了强河东流“功必无成”，因为“故道高仰，势若登屋”，违反了水的“就下”之性，主张马上“罢役”，让河北流。但此说未被采纳，虽经苏辙等反复地与吕大防等争执，强河东流的工程仍在进行，并且过早地将北流闭塞。元符三年，贬谪在海南岛的苏轼听到黄河终于再次决口，重复北流的消息，感慨万分，写下了《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856]。事实证明了苏轼主张的正确性。

第五，为民请命的方面。

有关这方面的奏章，是苏轼在元祐阶段写得最多的，尤其是在元祐四年出朝任地方官后，由于更为贴近民众，了解民情，故讲求民瘼的奏状特别丰富。这里仅陈述几个要点。

一是要求放免积欠，主要是元祐五年的《应诏论四事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行下状》，元祐七年的《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等。元丰、元祐时期的“积欠”问题，可算当时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王安石的经济政策为朝廷增加了收入，此种收入主要以“取息”的方式得自人民，如青苗法先以借贷，半年后增二分利息收回。这当然属于经济手段，但农业生产对天时气候依赖甚大，贷本未必生息，万一罹灾，则连本付水，于是农民便对政府负下一大笔债，经年累月还不出来，谓之“积欠”。自然，即便不行“新法”，仅两税正赋也会造成“积欠”，但“新法”行施十几年，几乎每一法都产生“积欠”，成为农民的极大负担，荒年流离自不必说，幸遇丰年，官府即来催逼偿还，令农民惧丰年倒甚于荒年，再无积极性投入生产。早在元祐元年二月，刚回朝任右司谏的苏辙，便奏请放免民间“积欠”[857]，这是他任职后所上谏疏的第二封，可见此事关系至重，要首加论列。但元祐政府既无法解决财政困难，便不肯放弃这笔潜在的收入。苏轼反复开陈：这笔收入的“潜在”性实际上并不成立，如不放免，便无法鼓励生产，将连赋税也收不到；而且，熙丰间所贷出的钱物，大致已带利收回，剩下未收的“积欠”部分理可放免。

二是请求赈济灾伤。此点可以苏轼在杭州时请求赈济浙西灾伤为例。元祐四、五、六年，浙西连年水旱相继，灾情惨重。四年十一月，刚到杭州的苏轼就奏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指出本年春天积水，不种早稻，水退后方插晚稻，又遭干旱，两季无收，“民之艰食无甚今岁”，回顾熙宁中两浙饥馑，“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官私逋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赈恤，则一方余民必在沟壑”。次年初，为了争取较多的赈济数额，他又上《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豆出粜济饥等状》，还与转运使叶温叟争执，上《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又上《奏户部拘收度牒状》，指责户部赈济不力。可见他为此不惜得罪一些同僚。元祐五年浙西又遭“**雨风涛”，“民之穷苦实倍去岁”，苏轼赶紧于七月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第二状》，八月上《申明户部符节略赈济状》，此后又连续奏上《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第二状》《第三状》《第四状》。元祐六年春，苏轼奉调回京前，仍因亲见“积水占压”，“春晚并未下种”，上《再乞发运司应副浙西米状》。回京后，他依然关心浙西灾情，写了《乞将上供封桩斛豆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札子》，希望赈济之事不至于半途而废。不料他这样为民请命，却招来洛党贾易的诬蔑，说他虚报灾情，眩惑朝廷，要求加以考验处治。因此，苏轼不得不在《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一再申明灾情属实，乃是自己亲见，若照贾易所言，则现任地方官“更不敢以实言灾伤，致朝廷不复尽力救济，则亿万生齿便有沟壑之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苏轼的拳拳爱民之心，和洛党无理取闹而忍抛生民于饥馑之中的丑恶心态，果真让贾易得逞，则其罪万死莫赎，岂是理学家“观天地生气”的空话所能抵消的？可贵的是苏轼毅然不顾此类诬蔑，外补颍扬任上，又进《奏淮南闭籴状二首》《乞赐度牒籴斛豆准备赈济淮浙流民状》等。刚刚为浙西人民请命，调任后马上转为淮河流域的人民请命，凡其所到之处，总是奋不顾身，勇于向上争请，务求生灵受济，此不由人不感叹“善人为邦”之效。

苏轼奏议内容的为民请命方面，是研究其元祐阶段政见时必须重视的。他在熙丰时反对“新法”，但一旦亲临民政，就会发展到“因法以便民”；同样，他元祐时在朝也始终陷于党争中，但一旦到地方官任上，便勤勤讲求民瘼，并为此而发展到可以超越党见。我们在他的这类奏状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且，这种责任感，是从对皇帝、朝廷负责而逐渐转移为对百姓吏民负责。尤其在哲宗亲政后，在哲宗明显对他不怀善意的时候，他依然在定州写了《乞减价粜常平米赈济状》《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为一方饥民呼吁。很显然，促使他这样做的动机，已不能说是上报君恩知遇了，不能说是食君之禄为君分忧了，而是食民之奉为民请命了。

总之，在“国是”上持否定态度，不自囿于“新法”或“更化”的基本原则，而主张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并在有关朝政国事的讨论上贯彻这一主张；既严厉拒斥新党的复起，又与墨守司马光政见的朔、洛党人激烈相争，提出和坚持自己的独立政见；最终，逐步走出党争的阴影，使自己的政治责任感更多地面向黎民百姓，以为民请命为其政见的最终归结：这就是元祐阶段苏轼政治态度的发展。绍圣以后的贬谪，不过把这种发展趋向更推进到全新的境界：当他从庙堂被流放到大地上时，他就从一个“臣”转变为一个“人”，不但在政见上，而且在生存状态上融入黎民百姓之中。

以上，我们分析了苏轼在熙宁二年与元丰七八年间发生的两次政见转变，并评述了他在熙丰阶段与元祐阶段的政见内容。在本节的最后部分，要说一下他在绍圣以后的政治态度。前面的论述都有直接陈述政见的奏疏可据，贬谪以后的苏轼则不再有奏疏，不再有机会正式提出朝政的处理意见，故只能从他别的言行中了解其态度。

园中有鹤驯可呼，我欲呼之立坐隅。鹤有难色侧睨予，岂欲臆对如乎？“我生如寄良畸孤，三尺长胫阁瘦躯，俯啄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娱！”驱之上堂立斯须，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难进易退我不如！[859]

这首很明显的“比”体诗，将“我”与鹤之间的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更明确地说，是赵家皇帝与苏轼之间的关系。“我欲呼之立坐隅”，且“驱之上堂”“投以饼饵”，是赵家皇帝对苏轼所做的；“鹤有难色”，在堂上“立斯须”，却对投来的饼饵“视若无”，此是苏轼的自况。他确在朝堂上立了斯须，却并不是为求饼饵而愿被玩娱的。诗中鹤叹四句，便是苏轼的自省：人生如寄，偶然在世间过一段寄寓的生活，本非归宿于此，则人生对于世间的希求本甚微薄，完全可以自断此生，何至于被饼饵禄利所困，失身堂上，落得被人玩弄呢？“戛然长鸣乃下趋”，鹤的本色正该如此：从堂上下趋，回到大地的怀抱。最后一句感叹：“难进易退我不如！”这里的“我”已不再是作为君主比拟体的“我”，而是苏轼自己真正的“我”了。真“我”在结尾处的突然绽放，是诗人艺术匠心的斡运所致，既符合“卒章见志”的传统诗法，而“我”从喻义向本义的回归，又暗示着中间的鹤叹四句乃是促成回归的动力，此动力来自对政治生涯的反思和对于人生的根本觉悟。不夸张地说，这种觉悟的意义，是比他前两次转变的意义更大的。只是因它超出了“政治态度”这个范畴，所以我们不在这儿多加申述。

需要说明的是，“鹤”是一个传统的诗歌意象，前人多用来比拟超脱世外的隐士。但《鹤叹》却改变了这个喻义，诗里的鹤不是飞出云霄之外而去，乃是长鸣着“下趋”于大地了。既然“我生如寄”，就要负责地过完这段寄寓于人世的生活，而不是过早地“乘风归去”。然则，既然不愿被玩娱于堂上，不愿再在赵家皇朝的庙堂中厮混，那又将何从呢？我们发现，为民请命已成为定州时期的苏轼留在仕途的唯一理由，除了那些亟待赈济的百姓，还有什么东西能维系他的政治热情呢？正因此，当他被贬谪，被政敌剥夺政治权力的时候，他以一句“实无负吏民”[860]来作为自己仕途生涯的最后交代。而屡改谪命，不断贬窜的打击过程，对他来说，分明便是“戛然长鸣乃下趋”的过程，他将到岭南的春色中感受大地的生机，到“天荒”的海岛上感受从大陆延伸出去的“地脉”，到百姓中间感受一个人的生活。

在中国，有两个苏东坡，一个被写在各种史册上，一个活在民间故事、传说中。我们这本书的任务是追索出前一个苏东坡，但如不是因为他确有走向民间的历程，又怎能产生那第二个苏东坡呢？在绍圣以后，苏轼是作为一个“元祐党人”被迫害的，而他也无丝毫屈服，勇敢地承受了一个元祐大臣的历史命运。然而，那种使他不屈服于政敌的力量，已不是来自反对“新法”、赞同“更化”的政见，也不来自与新党相拒斥的党派立场，当然更不是因为他逃遁于佛老，放弃了责任，而是他确信自己“实无负吏民”。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坐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861]

还有什么比这更说明问题的呢？